现实与历史上存在的不少问题，咋一看，似乎都与言论的自由与否或新闻的管制与否有关系。理由简单如画：如果允许彭德怀讲话，或者允许人们在报刊上公开谈论人民公社化与三自一包的利弊，如果拥有自由的讲真话的公众舆论环境，那些与此相关的历史悲剧还会发生吗？
尤其当现实中的一些突发事件或社会纠纷，本身就是因为不及时不准确、甚至虚假的信息和言论引起的，这种认识就会更加坚定：思想和意识形态管制是众多问题的产生的根源。
然而事情真的如此吗？
谁都不会否认，传统的意识形态管制的确带来了人的思想僵化、社会观念创新不足、社会科学与哲学长期落后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对于许多现实和历史问题的产生乃至解决而言，言论控制的宽与严，信息传播的自由与否、顺畅与否，不是问题的根本原因。
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允许人们说话，大跃进的错误会及时有效的纠正吗？如果允许马寅初讲话，50年代中国的人口政策一定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吗？面对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这里的回答是否定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不是没有机会发表，而是公开的发表了；彭德怀同志也不是没有讲话的机会，而是骂了好些天的娘；张闻天周小丹等领导同志等在彭德怀写信后，依然不顾一切的讲了自己的心里话，讲了对大跃进问题的系统的看法和主张；而且到了1962年，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时，也肯定了彭德怀同志的做法没有错，说1960年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但是，虽然讲了这么多，相关的言论观点亦不无说服力，可事实上有用吗？没有用。经济上的左倾政策不但没有能得到根本的纠正，反而在4年之后，演变为一场更为严重的政治上的左倾主义灾难。
今天的现实更说明了这一点。时下，我们社会的言论开放程度早已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不仅许多无名作者关于政治体制与政治改革的文章时有发表，就是象《苍黄50年》和李锐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这样的文章也一直刊登在众多网页和报刊上。连朱容基退出政坛前关于政治体制问题的讲话这样高度敏感的文字，也已经被众多的人们读到。而据说是高层智囊的俞可平所写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样的文章更是铺天盖地，更不用说党的领导人关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党和政府矢志不渝的追求等等内容。这些文字以及相近相似的文字，在今天这样的言论环境下，发表宣传得不可谓不多，受到人们欢迎的程度不可谓不热烈。但起到了多少实际的作用吗？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丝毫的影响吗？至少目前还看不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同志早就反复告诫我们：存在决定意识，应该同现实作斗争，而不要仅仅同语词作斗争。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反映，助人为乐的价值观念所以难以有效影响人们的行为，影响社会道德风尚，不是因为宣传部门对这一观念宣传不得力，出的书少了，制作的影视教育片少了。而是硬邦邦的现实阻碍了这一观念的风行和影响。而错误和腐朽落后的观念：什么“朝里有人好做官”呀；什么“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呀等等观念，从来没有见过宣传部门为它们进行过传播造势，可是它们的影响和作用何以那么长远，那么难以消除呢！笔者以为，同样是严峻的现实使这些观念成为无人能撼动的“真理”。
舆论和报刊言论，本质上类似于温度计和传声筒，虽然人们的身体是否发烧，医生是否用药，病人是否哭泣和吵闹，通过它们都可以反映出来。但是，人们为什么会发烧，医生为何用药、用什么药，病人为什么会哭会闹，却不是舆论这个传声筒和温度计可以解释的。不论你把舆论这个传声筒或温度计制作的多么柔和、精美，多么灵敏，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些问题或解决这些问题的。
比如像瓮安这样的事件，媒体如果及时准确报道了李树芬蹊跷死亡的经过，报道了有关部门的多次鉴定和家属的不服气，后来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吗？问题好像没有那么简单。矿山安全事故我们媒体报道的够及时够准确了吧，报道的数量不可谓少吧,可问题解决了吗？对于瓮安事件产生的原因，贵州省委领导同志有着清醒的认识：“事件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当然，瓮安事件的突然发生和参与者如此之众，确使得人们不能不问：一个普通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何以会产生这么大的后果，公权部门的结论为什么一次又一次不被人们认可，人们为什么宁可相信谣言而不相信官方表述的真相？一个普通事件向恶性治安事件转化过程中，为什么没有社会机构出面影响和改变事态的发展？在群众与某个公权部门产生分歧和对抗的时候，何以不见高一级或同级公权部门出面协调与管理呢？
只是这些方面及其问题，唯有深层次制度上的原因才可以解释，唯有涉及制度的政治行为才可以解决，而专司批评与揭露的报刊文章，或者专司原因分析的理论文章，包括议论纷纷的社会舆论,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既改变不了这些方面的状况，也解决不了这些方面的问题。
尤其当现实中的一些突发事件或社会纠纷，本身就是因为不及时不准确、甚至虚假的信息和言论引起的，这种认识就会更加坚定：思想和意识形态管制是众多问题的产生的根源。
然而事情真的如此吗？
谁都不会否认，传统的意识形态管制的确带来了人的思想僵化、社会观念创新不足、社会科学与哲学长期落后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对于许多现实和历史问题的产生乃至解决而言，言论控制的宽与严，信息传播的自由与否、顺畅与否，不是问题的根本原因。
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允许人们说话，大跃进的错误会及时有效的纠正吗？如果允许马寅初讲话，50年代中国的人口政策一定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吗？面对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这里的回答是否定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不是没有机会发表，而是公开的发表了；彭德怀同志也不是没有讲话的机会，而是骂了好些天的娘；张闻天周小丹等领导同志等在彭德怀写信后，依然不顾一切的讲了自己的心里话，讲了对大跃进问题的系统的看法和主张；而且到了1962年，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时，也肯定了彭德怀同志的做法没有错，说1960年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但是，虽然讲了这么多，相关的言论观点亦不无说服力，可事实上有用吗？没有用。经济上的左倾政策不但没有能得到根本的纠正，反而在4年之后，演变为一场更为严重的政治上的左倾主义灾难。
今天的现实更说明了这一点。时下，我们社会的言论开放程度早已超过了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不仅许多无名作者关于政治体制与政治改革的文章时有发表，就是象《苍黄50年》和李锐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这样的文章也一直刊登在众多网页和报刊上。连朱容基退出政坛前关于政治体制问题的讲话这样高度敏感的文字，也已经被众多的人们读到。而据说是高层智囊的俞可平所写的《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样的文章更是铺天盖地，更不用说党的领导人关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党和政府矢志不渝的追求等等内容。这些文字以及相近相似的文字，在今天这样的言论环境下，发表宣传得不可谓不多，受到人们欢迎的程度不可谓不热烈。但起到了多少实际的作用吗？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丝毫的影响吗？至少目前还看不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同志早就反复告诫我们：存在决定意识，应该同现实作斗争，而不要仅仅同语词作斗争。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的反映，助人为乐的价值观念所以难以有效影响人们的行为，影响社会道德风尚，不是因为宣传部门对这一观念宣传不得力，出的书少了，制作的影视教育片少了。而是硬邦邦的现实阻碍了这一观念的风行和影响。而错误和腐朽落后的观念：什么“朝里有人好做官”呀；什么“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不服不行”呀等等观念，从来没有见过宣传部门为它们进行过传播造势，可是它们的影响和作用何以那么长远，那么难以消除呢！笔者以为，同样是严峻的现实使这些观念成为无人能撼动的“真理”。
舆论和报刊言论，本质上类似于温度计和传声筒，虽然人们的身体是否发烧，医生是否用药，病人是否哭泣和吵闹，通过它们都可以反映出来。但是，人们为什么会发烧，医生为何用药、用什么药，病人为什么会哭会闹，却不是舆论这个传声筒和温度计可以解释的。不论你把舆论这个传声筒或温度计制作的多么柔和、精美，多么灵敏，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这些问题或解决这些问题的。
比如像瓮安这样的事件，媒体如果及时准确报道了李树芬蹊跷死亡的经过，报道了有关部门的多次鉴定和家属的不服气，后来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吗？问题好像没有那么简单。矿山安全事故我们媒体报道的够及时够准确了吧，报道的数量不可谓少吧,可问题解决了吗？对于瓮安事件产生的原因，贵州省委领导同志有着清醒的认识：“事件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但背后深层次原因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
当然，瓮安事件的突然发生和参与者如此之众，确使得人们不能不问：一个普通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何以会产生这么大的后果，公权部门的结论为什么一次又一次不被人们认可，人们为什么宁可相信谣言而不相信官方表述的真相？一个普通事件向恶性治安事件转化过程中，为什么没有社会机构出面影响和改变事态的发展？在群众与某个公权部门产生分歧和对抗的时候，何以不见高一级或同级公权部门出面协调与管理呢？
只是这些方面及其问题，唯有深层次制度上的原因才可以解释，唯有涉及制度的政治行为才可以解决，而专司批评与揭露的报刊文章，或者专司原因分析的理论文章，包括议论纷纷的社会舆论,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既改变不了这些方面的状况，也解决不了这些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