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作：哲学三悟之一
关键词：哲学的回归 中国的泛神论 西方的人本和神本
序
前日与几个朋友在咖啡厅闲聊，话题中依旧包含当前中国发展对未来即将产生的影响。那几个朋友善意地嘲笑本人是杞人忧天，并援引某国际人士的话，中国两千多年的类似停滞的稳健发展经验，必然会在21世纪为全球发展提供借鉴，因而我们从本质上并没有失去，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反而是有所得到。并说其实杞人是没有必要去忧天的，自然与社会都有其大道，非常人所能感悟与影响的。
在本人看来，失去就是失去，假如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得到了，就美滋滋地认为自己是胜利者，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精神胜利法”的自我安慰了。其实即使有杞人忧天之嫌，所有的思想家、经济学家的价值就是对社会、对国家的发展有警告，就像现在的城市化、加入WTO、主办奥运、以及在中美战略对话中的步步后退，中国确实出让了数不清楚、算不明白的利益，但假如从未来看现在似乎是对现在的否定，再从更远的未来看现在似乎是否定之否定，如此反复下去，过于理性的分析都难免会成为杞人忧天的笑柄。
自从20年前接触尼采、耶酥、马克思之后，个人很久没有关注哲学问题了；整个中国似乎也卷入了由于对外开放所引发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素来哲学与历史、考古等细分学问一样，都是极度理性，需要安静下来去整理、思考并研究的。这也使得本人再度回顾1990年夏天时写的论文。
哲学的统一问题是一个极宏大的问题，单就其中“中国的泛神论”一点就已经包含许多问题了。因为“无论是把中国神话看作某种普遍宇宙或人类意识的翻版，或者把中国神话看作一种‘使人界神界得以沟通的媒介’，如果连起码的文献考辨与语言分析这一基础性的工作还没有做过，那么无论构制的是一个表面看去何等辉煌的金光大厦，其根基还只是立在沙滩上的”（§1）。
从以往的学者们所做的努力看，尽管“文献考辨与语言分析”仅是“基础性工作”，它却是那样艰巨，足以使每一个有惊天伟地之才的学者穷其一生而不能得其所终，清代汉学家们的审慎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得他们仍没有也不可能走出书本而去面对现实社会。我，首先不是学者，对那些“考辨”与“文字分析”的工作更没有精力与信心去做。即使我确实能做出一些成绩，终不可与古今诸君相匹，反倒为后人所笑。
构制理论需要有坚实的地基，好在何新、蔡大成及一切学有所成的古今中外的人打好了自己理论坚实的地基。我发现，任何其它努力都是一种浪费，便在他们的地基上构建这以及以后的一系列理论，假如它真的辉煌，那成就本来就是他们的，我所做的只是把他们在考证之后得出的结论再往高建了一层，这些是本应由他们自己讲出，但或是出于某种原因而没有讲出，或讲出来了却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这未免有点太可惜了。
因此我想，我挪用了别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无所谓表示感激，更谈不上表示歉意，因为他们也是从别人那里不同程度地挪用了别人的成果。现在我们早已不敢就说：某种思想是某人的专利。假如有什么成就，那只能是他们的或整个中国学术界的。因此，做学问的人还是不要有那么敏感的神经为好，尤其是政治上的。学界诸君还是不要有什么门派之见，做出文人相轻的愚蠢指责，因为任何一丝细微的反作用力都会被人利用，而将这中国学术界“辉煌大厦”的竣工期拖延再拖延的。
这组论文分三篇：
《中国的泛神论》指出：中国人的固有思维模式是保守的唯物论与扼杀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泛神论的结合。
《西方的神本与人本》指出：西方的历史就是人本论与神本论斗争的历史。
《哲学的回归》则指出：共产主义要求哲学的两大流派统一的问题及神本让位于人本的问题。
三篇可相对独立，亦可组成体系，综合指出：在哲学的任务中，认识论与方法论往往不仅不是同一的，而且是相对立的。哲学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随着认识世界的地位逐渐为改变世界所代替，哲学的固有体系应该被打破，由关于世界的本源问题的争论变成对改造世界的指导思想的探讨，同时应把理论通俗化，让多数人接受。归附其“爱智慧”的本意。
本文还试图分析中国落后面貌的根源所在，呼唤真正的“启蒙运动”。
中国的泛神论
文艺复兴时期，西欧诸国产生了哥白尼、布鲁诺等创建自己的理论并且为其献身的勇士；十九世纪中期，德国的马克思、恩格斯创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以此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至今不衰；马恩过后，西方世界又出现了尼采、斯宾格勒、马斯洛、杜威等思想巨人，他们不圄于前人的既成成果，创建了具有世界影响的理论。
而中国既没有诞生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出现哥白尼，布鲁诺等勇士；当然更不用说尼采、杜威等思想巨子及那样的理论了。
其原因何在？
有人说，中国人是天生的唯物论者。他们以依恋故园之土著称，对土地有特殊的感情，有道是“故土难离”“落叶归根”；他们以明哲保身为行事的根本，对生命出奇地爱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们认为，除了自然界是存在的，其它什么理论都是虚无缥缈的，把握住存在才算把握住了一切。而唯物论者认为：物质（即存在）为第一性的，意识（即感知与思维）则是派生的，是第二性的；没有物质无所谓意识，没有存在无所谓感知。正是这种唯物的思维模式在中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枝繁叶茂，并对其行为起指导作用。
应该说，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在认识论上中国人的指导思想确是唯物论，但假如往深一层看，我们就会看到，比唯物论思想更深地统治中国人的，是客观唯心主义思想。
中国人并不是自诩的或别人“册封”的“无神论者”，也不是如西方世界或阿拉伯世界那样的独神论者，而是标准的神本主义──泛神论者。
中国特殊的历史发展特点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推到了首位。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曾提到过这种关系，他说：
“‘死生有命’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在广阔的平原上，耐性的中国农民听任天气的摆布，依靠天赐的阳光和雨露。它们不得不接受世代不绝的水、旱、饥、疾等天灾。”
“西方和东方对于人与自然有不同关系这一点，是两种文明的显著差异之一。……要明白两者之间的这种鸿沟有多大，我们只要把基督教同相对而言不具人物性格的佛教比较一下。一幅宋代山水画里，小小的人物与岩崖相比显得非常矮小，而在意大利的古画里，自然景物只是后来添上去的背景。”（§2）
中国人自古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关系。这种和谐统一并非某些人所认为的：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环境保护问题，中国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意识到并一直予以高度重视了；其实刚好相反：当那些工业发达国家在改造世界过程中猛然发现应和自然界和睦相处时，举目四望，却发现中国的环境破坏程度较之他们自身上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对于这一论断我们无须再花气力做什么调查，森林覆盖率与水土流失与保养的状况等几个简单的数字就可以轻易说明。
中国的古人将这种和谐的关系描述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如何“法”？怎样“合”？恐怕在其中人总是唯唯诺诺，处于从属地位的。人对“天”总有一种莫明的畏惧感。正是出于这种畏惧感，中国古人才创造了各种自然神。屈原在《九歌》中把它们称作河伯、东君、少司命、大司命、湘君、湘夫人、东皇太一和云中君，分东西南北中排列。（§3）
他们的三界概念很清晰，只是不象基督教中所谓：天堂、地狱和人间，而是阳间与阴间或称前世、今生与来世。他们信奉因果报应，总希望，出于尘世之外有某一神仙的世界，诸神在纯净的空气中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凡间的一切。，并公正无私地作出裁决。道教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中国的神话中有佛，佛下有菩萨、罗汉、金刚。尽管曾有人想考证具体数目有多少，最终谁也说不清。在我看来，做这类的考证就如同“考察李自成有多少根胡子，张飞的姥姥家姓什么”一样，是无所事事之极自娱的活动。
《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天有十日，人有七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位于十等之首的王（自秦后应为皇帝）有真龙天子之称，不管这是自封的还是人民无形中的抬举，他就成了人间臣民的主宰。但他的生活也并非无忧无虑。他首先不得违抗后的命令，再有，须定期参拜宗祠中的祖宗牌位，他自己就是客观唯心主义者，皇族也是尘世的一个家族。而作为一国之君的王（皇帝），他的行为须愈加审慎，因为他也有自己的偶像──三皇五帝在那里。
位于十等之末的“台”，人们也不必为他们的命运担心。他们自然也有可以“臣”的东西。
各种职业的人有各自不同的偶像，这偶像便是他们心中推崇的神：木匠以鲁班为神，文人的神是孔丘，此外医生有医生所谓的神，皇帝有皇帝不得不敬重的神，就连花都有花神。
中国的家族观念尽人皆知，每个家族（家庭）都有自己的神。这种神，于活着的中是指是指父亲、祖父或曾祖父，于死了的人中则是指家族宗祠里供奉的列祖列宗。
由此可见，中国的各朝各代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多种神的统辖之下。这种神，既非自身，又非自身的创造物，大体都是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这种信仰岂非泛神论？
中国的泛神论，让人体会对一种特殊感情，这种感情是畏惧和依附的混合，是一种无奈的产物。
中国人自古信奉“天地君亲师”之理，此五者的意愿没有人能违抗得了，甚至没有谁敢去违抗。
对于中国的学者，敬神的习气则愈盛。对孔子的顶礼膜拜程度自不必说，他们以《四书》《五经》晓义，世代推崇，并且成功地撰出了二十五史。实质上总是圄于四书五经的范围之内，就连朱熹那样的大学问家也不过是在为这几本书做注解呢！而清代“但宜推求，勿为株守”“以经解经”的汉学，更使这种风气愈演愈烈。
“五四”新文化运动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它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总称。对于其精髓，唯物论自是中国人所求，他们的谨慎保守的思维模式正缺少一种权威性的注解呢！辩证法，他们可使其闪烁其词，合于其对宇宙，对自然界的神秘主义，而于迷惑之中趋之若鹜。而使其建立了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论又满足了其泱泱大国浩浩然汉民族主义之情。
由此，当代中国学者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圣经》待之，条条都要引经据典，经上有的自不必待言，经上没有而纯属自己杜撰的亦可牵强附会来充当论据。
就这样，马克思成了中国人心中的一尊新神，不但他自己莫名其妙，就连大多数中国人也都莫名其妙。但似乎我对他也不得不敬，而引一些他的言论：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4）（《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一个民族的特性之所以难以改变，就在于他那不易改变的心态。
孔子自谓曰：“（吾）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由此世人亦仿之，称三十为“而立之年”，四十为“不惑之年”，五十则应“知天命”。他们以这条准则去衡量自己与别人，达不到要求的就是无能之辈。
由是观之，中国人的泛神论不仅含有依附性与畏惧心理，而且有一种趋附状态。谁都想成为更多的人的偶像，而被尊为新神。这种“个人奋斗”在等级上的目的就表现在：台成为仆，仆成为僚，……，公成为王，王则成为更高的统治者。而要达到此目的，则应媚上而抚下。虽不能尽此，则思保持原状。
谁敢断言，这不是中国官僚主义的一个根源呢？
引言出处：
§1 何新《〈神龙的研究〉自序》
§2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
§3 何新《〈九歌〉十神奥秘的揭破》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页
贾春宝
2008年7月27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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