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把经济学家比喻为“社会的医生”，这显然是把医生放在比经济学家更高的位置上。举个例子，人们说“汤显祖是东方的莎士比亚”，那就是说汤显祖比莎士比亚稍逊一筹。如果汤显祖比莎士比亚更有名，应该说“莎士比亚是西方的汤显祖”！既然从来没有人说过“医生是人体的经济学家”，那我想大众还是认为经济学家不如医生。医生真的比经济学家更高尚吗？人们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观念呢？
一
经济学家与医生是两个不同的职业角色，但有时两者也可以合而为一。历史上，英国的威廉-配第（1623－1687）和法国的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都是行医出身，晚年专攻经济学，对早期经济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可见，经济学家和医生之间一定存在一些相同的地方。
第一，经济学家和医生都要开“药方”。经济学家以社会有机体为分析对象，医生以人的有机体为分析对象，都是对一个系统进行检查、矫正和维护，最后都要开出“药方”。同样作为宇宙的产物，社会系统和人体系统在很多方面都是类似的，都有基本的产生、发展、衰退和灭亡的过程，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魁奈认为，“我们只有说明组成经济机构有关的全部要素，才能达到了解最单纯的真理的目标。这样，最先必须熟悉这个再生产机构的全部过程。因而，这里的问题，是解剖这个机构，用解剖学来说明，它的一切部分，它的各部分的相互关系，及各部分相互作用的结果，以此来显示出这种机构的组织。”[①] 在外科医生魁奈眼里，经济和人体一样，都是一个有机体。而魁奈的传世名著《经济表》简直就是一本翻版的人体医学，将社会产品的再生产过程理解为人体的血液循环过程。魁奈进而认为，应该建立一种与自然和谐的经济秩序，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发人深省。可能是对人的有机体拥有得天独厚的近距离观察的优势，医生改行后除了做经济学家，还可以有更大的抱负。中国的孙中山和古巴的切-格瓦拉，起初都立志悬壶济世，后来都决定以更激进的方式去医治社会有机体，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第二，经济学家和医生都要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作为一种比较高深的职业，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医生，都要在学院里接受多年的教育。英语中，“医生”和“博士”都用同一个单词（doctor）来表示，就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这点。在职称晋升方面，高校和医院也非常类似。在高校里，从中级的讲师晋升到高级的副教授和教授，一般要求博士学位，并且发表了一定数量和品质的学术论文。尽管医生是一个操作性很强的职业，但是医院对于学历的要求并不比高校低多少。在医院里，从中级的主治医师晋升到高级的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通常也有学位要求，而且也需要发表学术论文。例如，一般医院规定，硕士毕业后工作2年可晋升为主治医师（相当于讲师），博士毕业后工作2年可晋升为副主任医师（相当于副教授）。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人要晋升为主任医生，就跟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人要熬到教授一样困难。当然，在严格教育的学院派之外，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医生，都有一些自学成才的“民间科学家”。
第三，经济学家和医生都拥有高度的不对称信息。这一特点跟前面提到的第二点有关。因为接受了高深的专业教育和训练，所以经济学家和医生面对非专业的当事人或委托人，就显得信息十足。技术地说，经济学家和医生拥有不对称信息。客户向经济学家咨询方案，经济学家会用晦涩的学术语言和艰深的数学工具，把你侃得如在云里雾中，最后经济学家说什么，你就干什么。医生就更绝了，任何人只要进他的门，面对他的每一个问题和判断，无不胆战心惊，最后拿到一张比经济学家的数学模型还难看懂的药方，乖乖花钱消灾。社会上常常把经济学家和医生都看作高收入阶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都拥有信息优势，在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垄断力量。市场是否发育完善固然是一个问题，但是这恐怕不是单凭市场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第四，经济学家和医生都面临职业道德与个人道德的冲突问题。从理论上讲，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不管病人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是好人还是罪犯，医生都必须尽力救治，这是医生的职业道德。但是医生也是普通人，没有证据表明医生的个人道德水平要高于人口的平均水平。类似地，经济学家本来应该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建言献策，但是他们却不时落入利益集团的俘获陷阱。由于基于技术的职业道德和基于人品的个人道德经常不一致，这很可能是经济学家和医生名声都不好的主要原因。
二
但经济学家毕竟不是医生，医生也不是经济学家。其实，两种职业角色的差异也比较大。如果要客观地比较经济学家和医生的地位，当然要仔细地探讨他们之间的差异。
第一，经济学家和医生的研究对象不同。如果把所有的学科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那么医学应该属于自然科学，而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两者的根本差别在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客体，主体可以通过对客体的可控性研究获得关于客体的确定性规律，此即所谓“格物致知”；而社会科学的主体本身就是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因此实际上不存在所谓的客体，即便有也是观念客体，从而研究者在终极意义上无法获得研究对象的“客观”规律。正如哈耶克所说，“在社会科学中，事物乃是人们认为的事物”。[②] 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可控性，一个事物的变化通常是多个事物同时变化的结果，这导致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比较难以证伪。研究对象的差别意味着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可能没有医生的结论那么“科学”。这一点很重要。
第二，经济学家和医生的进入门槛不同。尽管有医生转行做经济学家的例子，但是我们却很难看到经济学家转行做医生的反例。为什么呢？因为医生的进入门槛要比经济学家的高一些，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医生对知识的连续性的依赖更强，没有前期的理论基础，就算灵光乍现也不行；二是医生对实践经历的依赖更强，而经济学家则完全可以纸上谈兵。另外，经济学研究的是包罗万象的社会现象，包括卫生经济学，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医学作为经济学一个分支的特殊知识。从特殊知识中可以推断一般知识，但是不可能从一般知识中去推断特殊知识。因此，懂医学的人可以研究卫生经济学，但研究卫生经济学的人不太可能去研究医学。进入门槛的不同，会直接影响到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以及两者的职业声望。
第三，经济学家和医生的权威不同。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威来源于三种形态：传统、魅力和法理。经济学家和医生的权威主要源于他们拥有的专业知识所具有的魅力。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通常是群体，小到一个单位，大至整个社会，研究的问题一般是经济问题。这种对象的群体性和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经济学家面对具体的个体并不拥有多少权威。相反，医生的工作对象总是具体的个人，分析的问题通常是“生与死”这种性命攸关的问题。这决定了医生更容易在个人面前获得权威。权威的不同会直接影响到两者的职业声誉。
第四，经济学家和医生的责任不同。与前面第一和第三点差异有关，经济学家的责任可能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更重大，但是对个人的影响更间接，更不显著，并且更难以界定；而医生的责任则更具体，更直接，也更显著。股市下跌了，物价上涨了，经济衰退了，人们可以指名道姓地骂某个经济学家，但是不可能去法院起诉某个经济学家。而一旦发生医疗事故，负责手术的医生是需要负责任的，医患双方因为医疗事故对簿公堂的新闻并不少见。遗憾的是，这种责任范围的差异，未必能给经济学家带来好处，且看下文分析。
三
前面对经济学家和医生的比较，属于实证分析，现在进行规范分析。我们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医生真的比经济学家更高尚吗？
从专业水平来看，医生比经济学家的结论似乎更准确，更权威。但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觉。虽然从研究对象上看，医生的工作对象是客体，但是客体的“量”的精确性并不代表结果的“质”的精确性。例如，人体的温度当然可以用度数来精确刻画，甚至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数。但是究竟多少度才算“发烧”，这仍然依赖于人的主观判断。既然是主观判断，就不可能是非常精确的。在医学上，体温高于正常值即发烧。问题是，“正常值”是多少？身体状况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下，“正常”温度的波动范围可达1摄氏度。因此，发烧的临界值并非一个定值。再讲一个有趣的故事。一个朋友去医院体检测血压，第一次测高压为150毫米汞柱，医生说这是高血压，不愿意在体检表上盖“合格”章。朋友在椅子上休息了五分钟，第二次测时高压为120毫米汞柱，医生为他盖了“合格”章。难道一个人在五分钟前身体“不合格”，五分钟后就“合格”了？
诚然，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经济学家通常不可能得到精确的结果。但是结果不精确并不代表结论不准确。假如一个经济学家凭借不精确的宏观经济指标，准确地预测了通货膨胀现象。难道我们应该对他使用的指标斤斤计较吗？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因为成功地预测了东南亚金融危机而名声大噪，但是他的准确预测很可能不是基于精确的指标，而是基于直觉或者没有数值的理论模型。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经济研究结论只应该追求方向性的准确，很多经济研究也是定量的，例如对固定资产投资量或速度的研究，或者对财政转移支付的研究等。至少，没有理由认为医生的结论就比经济学家的结论更准确或更科学。
从职业声望来看，经济学家的确比医生遭受更多的骂名。这是由于经济学家在进入门槛、权威性和责任界定方面与医生的差异所导致。医生的进入门槛稍高，对个人而言信息不对称程度更深，普通人不容易在知识上批评医生。而且是否有病有时简直就是一种主观感受，所谓“病由心生”是也。医生说你有病，没病你可能也会生病。医生的权威性更强，毕竟谁不怕死啊？“讳疾忌医”这个典故就是提醒后人，有病没病都得看医生。在病人面前，医生的权威几乎不容挑战。虽然医务责任相对容易界定清楚，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权威性，实际上患者能告倒医院的案例应该不多。
相对而言，经济学家就倒霉多了。经济学在中国还不是一门规范的学科。因此萨缪尔森开玩笑说，一只鹦鹉学会了“需求”和“供给”两个单词，也可以变成一个博学的经济学家！进入门槛低了，能够批评经济学家的人自然就多了。经济学家并不直接主宰每个人的生死（尽管他可能主宰一个国家的福利），也无法对每个经济政策或建议的后果负清晰的责任。因此，骂经济学家一是没有性命危险，二是没有法律障碍。大众的骂声和经济学家的政策一样不具有可证伪性，因此在网上“唾沫与建议齐飞，反驳与赞扬一片”。
总之，我认为由于研究对象、进入门槛、权威和责任的差异，经济学家比医生更容易遭受大众的误解或批评，因此社会声望更差。但作为一个职业，医生实际上并不比经济学家更高尚。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08年第二辑（总第3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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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讲师。
[①]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吴斐丹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中文版，第244页。
[②] 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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