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一些基层政府里存在的“批评生态”不佳的状况。甚至我们还有足够的理由担心，一些人对待率真建议、坦言批评的处置态度、善后措施还表现为简单化、直线型。比如新近发生的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等，少数官员就涉嫌滥用公权，对百姓甚至对媒体粗暴“封口”。

    在中国广阔的区域之内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是如此的相似：一些教师、公务员、记者基于提出批评建议或者抒发牢骚怨气的目的，表达了他们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看法，毫无例外，他们均被当事人（亦是当权者）动用公共权力以涉嫌诽谤予以追究。尽管在媒体曝光之后，一些被追究者得以幸免，一些滥用权力者被上司问责，但“县委书记”层次上公权的恣意和跋扈不能不让人心惊，而其治下公民表达权利的匮乏又不能不让人心忧。
　　
    一连串“县委书记诽谤案”所昭示的逻辑在于，公权跋扈之下难有私权的完整实现。公民的自由表达要成为可能，仅有法律层面的确认乃至于高层的重申依旧是不够的，必须关注此消彼长的另一方，即公共权力在公民私权面前的姿态。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这就揭示了公权力面对公众言论的应有姿态：克制和谦抑。

    “报喜不报忧”是某些地方领导干部的“宣传需要”。当前仍有少数地方领导，闻功则喜，闻过则怒，对舆论监督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尊重，甚至滥用权力压制和干涉舆论监督。前不久发生的辽宁西丰县公安局进京拘传记者事件，就暴露了一些官员害怕负面报道的心态，一些人甚至不惜动用警力将负面报道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行政干预下，个别媒体“明哲保身”，将“政绩主义”为主的唱高调、放高论当作为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似乎也成了避祸趋利的生存手段。

    社会与法制的完善体系不及时跟进，势必让“批评”的血液循环不畅。自古以来，忠言逆耳利于行。一个敢于讲真话的社会氛围构筑，靠的是法律、政府、人文、社会和全体公民的积极参与，靠的是任何打击报复批评者的公权人都受到法律的及时惩戒。

    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通过媒体、网络对社会权力、公共政策以及社会事态进行评说、披露乃至批评的一种倾向性传播活动。监督政府的行为，是每一位公民应尽的基本职责。

    最后，劝告那些张志国似的人物且勿再滥用公权力，践踏法律，要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七大的有关精神，提高法律意识，改进不实的工作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