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央近年来首次提出防止经济下滑风险，这事实上把去年所强调的“双防”，转变为对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关注。当然，中国经济距离真正的“滞涨”状态还甚远，但是却具有了某些滞涨的初期症状，倘若应对失措，将会使宏观经济更加陷入困境。

在政府着力抑制通货膨胀压力之时，经济下滑风险的产生，便会产生首尾难顾的尴尬境地。这是因为，利用紧缩性政策来治疗通胀，会进一步使生产停滞、失业增加。反之，以扩张性政策来应对衰退，却又加剧通胀压力。面对这种矛盾，现实中并没有完美解决方案，但是在滞涨萌芽显现时，我们有必要适当调整政策思路，防止滞涨风险的积累。

长期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更加重视总需求管理，着重通过对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三驾马车”的干预来追求经济平衡。然而，当前面对经济下滑风险，单纯的需求管理政策难以奏效，应该把供给学派和里根经济学的减税观点，与现代凯恩斯主义的扩大福利支出结合起来，实现偏紧货币政策与偏松财政政策的有效结合。

对偏松财政政策，一方面是指政府采取的减税措施，在我国，应更着眼于面向个人收入和消费环节的减税，通过间接“让利于民”，不仅能够增加居民消费能力，而且能提高劳动力质量和劳动积极性，促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应真正增加社会保障性、福利性支出，在我国目前存在成本推动型通胀的情况下，短期内这对物价上涨压力作用有限，但却能够弥补通胀的福利损害，并且改善经济发展基础。应该说，多年来财政收入增长一直快于支出增长，这种事实上的偏紧财政政策已不适应当前环境，应该以此达到“中性”或“略松”来应对经济下滑风险。当然，为了稳定通胀预期，偏紧货币政策还是必需的，但同时也要关注流动性宏观过剩与微观不足并存的现象，通过推进金融机构改革、资本市场发展、金融产品创新等，来控制货币紧缩对生产的负面影响。

此外，以重视供给面政策来应对经济下滑，还意味着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尽快解决中国经济的三大失衡现象。其中，一是储蓄结构失衡，这也是许多经济矛盾的根源。由于目前居民储蓄率已呈下降趋势，政府储蓄率则不断上升，因此政策着力点，要在增加居民消费和降低政府储蓄率两方面入手。二是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之间的失衡。通常在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中，贸易部门生产率进步大大高出非贸易部门，这会带来非贸易品相对贸易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但在我国，由于劳动力和资源价格的扭曲，这一过程难以实现，导致整个价格水平长期被压低，实际汇率上升缓慢甚至还在下降，由此，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在很大程度转化成名义汇率升值压力的累积。如果不通过结构调整来消除两部门间的价格传递关系，流动性过剩和累积的隐性通胀压力就难以释放。三是是产业、区域、城乡这些传统的经济结构矛盾，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结构调整，但近年来某些领域的结构失衡甚至更严重，这是必须加以警惕的。只有注重这些结构性问题，才能使针对经济下滑的政策，能够有利于优化经济质量与稳定发展速度，而非加剧过热和通胀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