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著作：马国川《争锋》（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3），邹东涛2.5万字长《序》
注：马国川的《争锋》和《大碰撞》是全面系统反映近四、五年“改革大争论”力作，邹东涛的《序》是在系统阅读这两本著作后写成的，实际上是两书之共“序”。该序题目为《改革“而立”之年话“争锋”》，以下是第八部分：
这些年“争锋”的重要焦点之一，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治文明建设。正因为如此，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一出版，就炒的十分火爆。我作为该书出版社的总编辑，深知作者的聪明，书的主要内容谈的是“民主是个最不坏的东西”（这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名言），但这句话肯定没有“民主是个好东西”惹眼和诱心。
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民主都不可能单独存在，它必须与特定国家特定时期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体制相匹配而存在。特别是一个完备的法制体系是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也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游戏规则。但政治体制改革又不等于法制建设，其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法制建设，二是权力结构和制衡的改革，三是组织人事制度的改革，四是行政体制的改革。权力结构和制衡的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其主要任务是，建立系统完备的权力监督制衡机制，使权力的运作高度透明，以防止有人利用公共权力谋私腐败。
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通过权力的监督制衡、吏治的改革、行政机构的改革和行政垄断的治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为此，要加大力度科学设计和出台民主考察、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制度，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和国家监察制度，党、政、立法、司法分工制衡和相互关系制度，等等。
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应当渐进式进行，不能希望通过一个“休克疗法”，一夜之间一步到位，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危险的。但渐进也必须真正进行。渐进的第一步，最急迫要做的就是政府定规矩，在新形势下把政府自身的职能、运作程序搞清楚，建立一套公开透明的制度、一套规范，形成一套公共监督机制来规范政府的运作。
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中介点，是我国的改革从经济体制向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全面改革的重要环节。行政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和目标是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战略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的不断转型过程。转型的基本目标是使中国过去那种掌权型、控制型、主宰型、服务型为一体的“全能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就现在来说，中国政府的职能表现出多元复杂情况，既有“越位”问题——干了应该由市场干的事；也有“错位”问题——官场通行市场原则，市场通行官场原则；还有“缺位”问题——低效、失职和不作为。无论是“越位”、“错位”，还是“缺位”，都不是一个完备的现代政府，这就要通过加大政府自身的改革力度实现政府转型。“公共服务型政府”具有多方面的内涵，这包括自律、守法、廉政、勤政、严政、公正、民主、亲民、精干等，也就是服务型、法制型、管理型、民主型和权威型成一体的政府。这说明，中国从“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战略转变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在世界上，普遍兴起了两个浪潮：一个是民主化浪潮，一个是民族化浪潮。在国内也是一样。民主化浪潮要求中国的改革要加速民主政治建设，民族化浪潮则要求中国强盛、独立、统一、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决不受任何外国欺侮。几年前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和美国在中国领空撞落中国飞机事件所形成的青年学生反美浪潮，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所形成的青年学生反日浪潮，都表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大一统爱国主义情结。
当代世界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主导因素已经非意识形态化了，而是服从国家和民族利益问题了。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权势是不平等地交织在一起的，大国强国霸权主义从来没有消失过。在愈演愈烈的国际竞争中，一些国家总想把祸水和不幸引向别的国家，尤其一些发达国家总想把祸水和不幸引向中国。一些强国一方面希望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它们提供更多的市场，另一方面又在骨子里极不情愿中国崛起，希望中国像苏联、南斯拉夫那样解体和分裂，好为强国所左右和支配，以确保原有国际秩序中大国的地位。
对此，每个中国人都必须高度警惕，都要理智深邃地思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发展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强有力地应对世界格局，避免中国进入世界强国期望的魔套。中国经过政治体制改革所建立民主、高效、廉洁的政府，应该是一个强政府，还是一个弱政府；民主改革和政治文明是要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还是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是要增强党的执政能力，还是要削弱党的执政能力。
中国曾经历了数千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动荡历史，这种周期性的历史震荡，每次都给社会、给人民造成了生灵涂炭的巨大灾难。要避免这种恶性周期和巨大灾难，必须要有一个富有权威的执政党及其中央政府。必须了解这样一个客观规律：一个国家任何时候都同时存在向心力和离心力。执政党及其中央政府强大时，向心力大于离心力，国家统一、完整、稳定和富强；否则，离心力小大于向心力，国家四分五裂。要排除离心力这种潜在的分裂力量，必须保持一个富有权威的执政党及其中央政府。
制约和制衡政府的权力、与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情况复杂、变数很多的国家，要抵御外国的欺侮和分裂图谋，实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长治久安和富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威极其重要。这不仅有利于防范民族分裂主义、地方分庭抗礼和地方保护主义，而且对国民的团结奋斗具有心理上的强化和凝聚作用。只有执政党和中央政府民主、高效、廉洁和富有权威，才能带领人民凝聚在一起坚强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富有能力和权威的执政党和中央政府不是要替代市场、地方政府和部门，而是要把职能重点转到国家安全、统一、稳定、宏观决策和调控方面来，建立“国家——地方——企业——市场”的有机体，使各个方面协调有效地运行和发展。
《红楼梦》中说：“大有大的难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具有大国的优势，也有大国的困难和矛盾。历史上的中国，有时候是独立统一的经济和政治大国，如汉唐雄风、大清康雍乾时代；有时候是一盘散沙的分裂状态，如春秋战国、三国演义、南北朝、五代时期；有时候则是“东亚病夫”而受到一些列强的欺凌和宰割，如从1840年到1949年100多年间。这就是说，大国的优势只是潜在的，而不是必然的。无论中国的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大国要能够发挥大国效应和大国优势，第一，必须高度统一，而不能分裂，也不能名义上的统一而实际上诸侯经济；第二，必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能成为其他强国的附庸，在这个基础上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舞台；第三，必须建立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第四，通过科学民主和富有权威的国家治理和宏观调控，保持长期的经济和政治稳定，绝对不能大起大落。在这个基础上，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市场，才能真正发挥大国效应和大国优势，确保经济持续高速并大规模增长。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一定要从大国的国情出发，对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在整体上进行科学设计：以民族统一、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幸福为主导，以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