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4月13日举行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联合发展委员会会议上，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李勇呼吁，世行和IMF应敦促发达国家实施负责任的货币和汇率政策，消除金融危机。这表明中国政府一改人民币汇率问题上长期的守势，通过间接对美国放任“弱势美元”的态度表示不满，来试图更积极地掌握国际货币体系的话语权，从外部努力消除愈来愈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的负面影响。
我们知道，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世界各主要货币都逐渐实行浮动汇率制，并体现出没有预想到的稳定和活力。然而，随着各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开放与金融全球化的演进，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非均衡性也越来越明显。这种“貌似无序”的秩序，给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带来了机遇和风险，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众多新兴市场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受到本币升值的困扰。进入21世纪，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的本币升值压力，不仅源于其生产率与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而且多了一个“弱势美元”的因素。
自从2002年以来，美元兑换世界主要货币的价格就一直走低。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府虽口头上说要坚持强势美元政策，但实际上可能更希望美元贬值，实际上也并没有采取过任何阻止美元贬值的行动。在弱势美元的背后，事实上延续了“以邻为壑”重商主义传统，不仅加剧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也加剧了能源及其他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从而引发全球通货膨胀上升，并且使全球流动性泛滥日显，促使国际热钱流向新兴市场，影响其金融稳定。从2002年1月到今年3月，美元兑所有货币实际汇率（指数）下降了24.5%，其中兑主要货币实际汇率（指数）降幅更是高达32.3%。现在，美元已经从“香饽饽”一样的硬通货，彻底沦落为人见人厌的“软柿子”。
去年以来，美国纵容弱势美元的倾向愈加肆无忌惮，近期促使人民币升值提速的根本原因，也是美元的过度贬值。自去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美元的名义和实际有效汇率便一路下泄，在实体经济“衰退”迹象尚未真正显现时，美元这种预先超调实在令人质疑。一方面，这事实上通过压低境外持有美元资产的价值，间接输出了次贷危机的成本。另一方面，通过贬值能促进出口而防止经济下滑，而由于许多新兴国家需维持在美市场份额，弱美元也没有给美国带来明显的进口价格上涨压力。由此可见，次贷危机为美元贬值提供了一个非常规的借口，虽然长期来看可能对美国经济是一把“双刃剑”，但短期内似乎令美国人很满意。正是由于此，自去年美联储降息、美元下跌加速之后，就很少听到美国人再提强势美元的问题，而压迫人民币等新兴市场货币升值的声音，也逐渐弱了下来。
必须注意的是，美元下跌引起的人民币被动升值加快，可能会给处于困境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负面影响，不仅名义汇率的提高，难以对抑制国内通胀压力起到预计的作用，而且如果美元一旦见底反弹，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会更加突出，而国内的资产泡沫风险也会加大。面对美元贬值所造成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剧增，单靠国内政策难以真正解决。只有主动出击，促使美国在汇率问题上担负更多责任，使其放任美元贬值的行为有所收敛，才能有效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并在国际金融博弈中提高自身的地位，改变长期被动的局面。
当然，要使这种“主动出击”不流于形式，就需要有更加系统、具体的对外金融战略思路。
首先，继续有序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我们主动出击的根本。我们看到，在人民币兑美元不断升值的同时，兑欧元等其他主要货币却仍然持续出现贬值倾向，这也加剧了欧盟等发达国家的不满，增加了我国通过“合纵连横”敦促美元走强的难度。近期国内出现了许多反对人民币升值的言论，甚至有人希望重新回到汇率严格管制的状态，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应该避免的，不是合理的升值趋势，而是过于剧烈的升值。应该说，人民币升值符合国家长远利益，其直接目标是形成合理的人民币定价机制，以及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最终目标则是建立与经济大国地位相应的强势货币体系。一方面，近年来伴随汇率改革而出现的人民币升值，反映了在对外经济交往中对人民币价值的低估，不管这种低估是体制还是经济贸易结构所造成的，事实上的人民币升值都是合理的货币价值回归。另一方面，只有拥有强势货币体系，大型经济体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国际战略利益。毋庸置疑，美国的全球优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美元化而巩固的。而欧洲在意识到这一点后，也围绕欧元展开了经济金融一体化，从而谋求国际竞争优势。无论是基于长远战略利益，还是短期对外金融合作的考虑，人民币主动升值的基本趋势应该不能逆转。
其次，要认识到人民币被动升值压力的实质，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延伸，并通过合理途径对之加以影响。美国的特点，在于经常把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较量结合起来。历史上，美国经常性地利用欧洲和东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迫使这些国家调整其本币对美元的汇率，以转嫁美国进行经济调整的成本。如果考虑到目前中国事实上以廉价劳动力来为美国消费者进行补贴，并且通过购买美国国债而为美国政府提供融资支持，则甚至可以认为美国的真实意图并非促进人民币大幅快速升值，因为这并不符合其最大利益。欧元对美元汇率1999诞生后3年间基本上一直持低，部分原因是美国挤压欧元的政策，虽然当时看欧元升值有利于美国改善贸易结构，由此可见美国由于把国内政治掺入国际范畴而导致的政策含糊性。从此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公开的进行人民币和美元汇率问题的讨论，促使更多的美国公众理解弱势美元的损害。客观来看，弱势美元与美国经济基本面恶化缠绕在一起，最终会推动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提高，并且会引发对美元的信任危机，这种基于政治和短期利益的思路必然呈现出“饮鸩止渴”的特征，不利于美国公众的长远利益。在现实中，美国已经有很多受贬值损害的利益群体，以及经济界人士开始表达对政府汇率政策的不满，这是我们在对外金融博弈中可以充分利用的。
另外，可以说，美元的加速贬值，使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同样受到伤害。由于欧元兑美元持续升值，2008年的欧元区货物和服务出口增速可能大幅下降，虽然欧洲央行和德国尚未表态，但法国已强烈要求干预欧元汇率，欧元区各国也开始对美国颇有微词。同样，与中国类似的是，拥有大量美元储备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也都成为美元贬值随挟持的“人质”，陷入解决内部通胀压力、美元资产缩水与本币升值的多重困境。对此，不仅让人想起上世纪美国财长康纳利的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此时，全球对人民币的关注，远低于对美元的担忧。在各国对美国的“不作为”普遍不满的情况下，我国应该变被动为主动，积极与各国一起敦促美国适当干预“弱势美元”的局面，从而间接抑制人民币升值预期，防止弱势美元的波动把全球经济拉入泥潭。
还有，我们可以更多利用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力量来主动出击。我们看到，为了摆脱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日渐衰落的尴尬地位，IMF和世行近年来都展开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增加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从而试图重新获得国际金融主导地位。对此，未来可以更多通过这些国际组织，积极合理地表达我们的声音，为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增加多元化色彩。同时，由于美国的过于自大，现有国际金融组织与其之间也存在一定矛盾。例如，此前不久，IMF就声称美国一直拒绝签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于1999年提出的金融部门评估计划（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me），由于这项计划旨在帮助参与国防范其金融体系出现不稳定因素，因此美国应对金融危机承担更大责任。而在世界银行内部，美国和欧盟的斗争也日趋激烈，使世行政策对美国“一边倒”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在让世界看清美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行为时，上述因素都是我们可以有效利用的。
最后，加快亚洲金融合作，对主动汇率波动风险也很重要。事实上，考虑到美国把多个亚洲国家都列入“汇率操纵国”，所以如何借鉴欧洲国家经验，在亚洲国家利益协调过程中，运用集体力量缓解美国的压力，谋求自身的发展空间，是非常必要的。同时，在亚洲金融合作中加快货币合作也是战略性的选择。短期内，可以通过促进各国货币合作、外汇储备管理合作来平滑美元贬值的冲击。历史上多次危机表明，区域性金融一体化是避免升值预期带来外部冲击的重要机制。例如，1972年欧洲共同体国家达成协议，区域内各国货币之间汇率波动幅度保持在2.25％以内，这种货币联动机制一定程度上转嫁了国际投机资金的视线。如芬兰马克、意大利里拉、英国英镑等货币，都曾在这一时期分担过德国马克的升值压力。长期内，则应继续推进货币一体化与金融市场合作，逐渐合力摆脱美元的外部制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