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7月，鲁迅回到故乡到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很快就受到了师生的欢迎。作为旧教育的叛逆者，鲁迅执教时十分注意深入实际，走向社会。他常带领学生游览禹陵、会稽山等名胜古迹，对他们进行直观的爱国主义教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还率领二百多名师生取道嘉兴、苏州，远赴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展览。鲁迅此举可是煞费苦心的。绍兴府中学堂的一些学生由于长年株守乡里，孤陋寡闻，有的甚至以为“铁路”就是铁水浇铸的路面，不少人以前没见过电灯、汽车。通过一周左右的参观，学生们眼界大开，不仅见识了南洋各国的先进工艺品和机器，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新知识，而且还受到了生动形象的社会教育。大家说：“豫才先生真好。百闻不如一见，南京一行，胜读十年书。”又说：“我们这些绍兴‘井底之蛙’，已由豫才先生带队游过汪洋大海了。”出游对学生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形式，一次出游，胜过老师三年五载大而无当的罗嗦说教。可这么好的教育形式，鲁迅先生当年能用，我们现在已经成了不能越半步的“雷池”了。表面上冠冕堂皇，是为了安全第一，怕出去以后学生不好管理，一旦出了安全事故，就无法向家长和社会交代。所以，现在要想带学生出游，就必须先校长再教育行政部门，层层报批，最后还是一律不得出校门半步。这实质上是各级教育官僚不敢负责的不作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再说了，出游还会耽误学生的学习时间，把学生的心带“野”，没有了那红彤彤的高分作凭证，还怎么彰显官僚们的教育政绩呢？故此，学生们只好与真实的社会隔离开，在学校里年复一日地学着那“屠龙之技”。

      鲁迅先生在教育中对现实政治的深度干预，让现在的我们更是目瞪口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4日，革命军攻克杭州，翌日，浙江省军政府宣告成立。为了庆祝杭州光复，越社在绍兴开元寺召开群众大会，公举鲁迅为主席。不久，传来了败残清兵将要骚扰绍兴的谣言，顿时，人心浮动，市民纷纷出逃。为了稳定民心，鲁迅挺身而出，手持长刀，带领绍兴府中学堂的学生上街进行武装宣传。有学生问：“万一有人阻拦怎么办？”鲁迅正言厉色地反问道：“你手上的指挥刀是做什么用的？”在鲁迅的鼓励下，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大街，学生们高呼“革命胜利万岁！”、“中国万岁！”的口号，张贴“溥仪逃，奕勖被逮”的传单。革命的舆论终于使人心重新安定下来，一度关闭的店铺也重新开业了。真不愧是鲁迅先生，在革命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急时刻，不是明哲保身，而是站到了风口浪尖上，而且把学生也带到了现实的革命里面，让学生从小就关心政治，并且敢于放手一搏，这种在现实中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做法，效果要比学几百篇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或封建统治者的文章强几百倍。“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要培养出这样的“士”来，也许只有鲁迅先生的这种做法才可能办得到。我活了三十多年，示威游行只是从书本和影视里得来些模糊的印象，现实生活里人们即使遇上了天大的委屈，也是不敢这样做的，虽然宪法里边也明确写着人民有这样的权利，但这种理论在现实里几乎没有实施的可能。让学生体验这种权利就更是天方夜谭的事了，做老师的就是在课堂上有这样的言论也是绝对不允许的，除非他以后不想再混同于人民教师的行列之中。所以，现在的人们只能做一下“愤青”、“愤老”，过把嘴瘾得了，如果遇上什么冤枉事，打不起官司，那就只有踏上上访的漫漫长路了。“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这是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话，现在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21世纪需要的是真正关注参与现实的公民，我们却成了奴隶，这其中最大的功劳，恐怕得归咎于早年教育的缺失，早年的缺钙，可能要影响我们一辈子的骨质发育。（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