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穷人说话？
“两会”就快要落幕了。
这次“两会”对历史的深远影响可能是阶级力量对比的巨大变化。从大会提案和发言的受关注程度看，穷人阶级在沉沦而富人阶级则在迅速崛起。
虽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某些省份却没有一个真正的工人和农民代表（在这里，我把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看成是穷人阶级）。也许有人会说，不一定要有工人和农民参会，有人代表他们，表达他们的意志就可以了。可就实际情况来看，即使有人代表工人和农民利益，其立场和观点也不像富人阶级那样鲜明。
这届“两会”可能是新富阶级政治崛起的重要标志。富人阶级不仅参会人数较多，增长较快，更重要的是，富人阶级开始旗帜鲜明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大张旗鼓要求自己的阶级利益。同其他代表提案和发言的暧昧不明，含糊其辞相比，新富阶级表达自己意愿时态度明确，立场坚定，显示出充分的信心。而且，似乎只有富人阶级代表才表现出鲜明的阶级立场。
由于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富人阶级的提案和发言引起高度关注是一件自然事情。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列福布斯富豪榜中国内地首富的企业家张茵。在张茵的提案和发言中，一是对新《劳动法》的实施提出异议，认为新法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可能引起产业的转移；二是认为富人的税负太高，这样会把投资者赶到国外去，要求给富人减税。张茵的观点得到了另外一个富人代表宗庆后的支持，认为国家应该给富人减税，以培养中产阶级。支持张茵提案的还有其他几位富人代表。
说富人税负太高是明显的睁眼说瞎话。众所周知，中国是目前全球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早超过了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了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水平。据部分专家调查研究，考虑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中国实际基尼系数可能高达0.6甚至0.7。过大的收入差距可能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收入差距的扩大倾向于减少社会总需求；而且，过大的收入差距，会使低收入者产生明显的受剥削感，从而降低其从事生产性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另外，收入差距的过大还可能加剧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因此，为了经济社会持续稳定的发展，需要通过收入再分配来缓解收入差距。其中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征收累进的个人所得税。但是，中国却又是全球税负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在中国个人所得税中，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的65%以上，高收入者的纳税额占税收总额只有30%左右。而在美国，10%的最高收入者缴纳个人所得税占全部个税比重的80%以上。可见，中国富人的税负不是太高，而是太低了。
富人代表不仅无法容忍对其利益的攻击，要求降低税负，甚至还要求剥夺穷人反映和伸张其政治权利机会。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地方官员和商业资本相互勾结，共同剥夺穷人利益，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权利被剥夺，利益受损害的弱势者往往借助于越级上访来伸张自己的权利。这样的“刁民”成为富人的眼中钉。全国政协委员，祈福集团董事长彭磷基将上访者叫做“闹访者”，认为他们都不怀好意，都是通过要挟政府实现其私利的刁民。主张政府对“闹访者”不能妥协而应该理直气壮地进行惩处，绝不姑息迁就。彭磷基不仅为政府树立了一个必须坚决打击，严惩不贷的专政对象，还将富人说成是“任人宰割”无辜羔羊。其实，上访者通常是那些不仅经济权利受到剥夺，政治权利也受到压制的公民，他们是真正的穷人。彭委员将上访者贬称为“闹访者”，将其树为富人的敌人，并意图将其归入政府打击专政的对象，显示出新富阶级对穷人的残忍。
不仅富人代表从其自身利益出发将穷人看成是其对头，对穷人进行攻击，某些经济学家也在市场化的理念下维护富人利益，侵害穷人利益。
某经济学家的提案要求，允许高校招收高价生以解决高校债务问题。该委员说，按分数录取不一定公平，唯分主义不可取。说目前高校严格按照分数录取，有的富人的孩子在国内上不了好大学，只能留学到国外三四流大学，造成国民收入的每年数百亿的流失。如果高校允许招收高价生，从每年招生名额中拿出一部分，既可以解决高校目前面临的债务困境，也解决了富人子女在国内上理想大学的问题。
姑且不论以招收高价生解决高校债务问题是否合理合法，是否可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招收高价生的做法是否公平。该经济学家是在讨论教育公平问题时提出这样的建议的。在高校教育资源有限条件下，在招生名额一定的前提下，富人子女出高价上学，同时就意味着有穷人子女即使达到分数线也要被挤掉，这样岂不是对公平公正的公然挑战？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人们生来就在经济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对于穷人家的孩子来说，上学可是其改变命运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而且，在这样一个腐败盛行，“关系”泛滥的时代，高考虽然已经不那么干净了，毕竟还是仅存的最公平公正的选拔人才的机制。如果“高价生”可行并实行，意味着这最后一块净土的丧失，意味着对穷人家孩子来说最后一个改变命运的通道被堵塞。
阿玛蒂亚.森说，对于穷人来说，发展意味着给予其改善命运的机会。而公平的教育是穷人改善命运获得发展的最好的机会。罗尔斯说，对一个社会存在合法性的判断取决于其对处境最差的人群的公正态度。如果一个社会失去了对其最穷人群的公正态度，这个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就应该受到质疑。
人们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是市场经济自发运行的必然结果。但在现代民主政治过程中，人和人之间应该有着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而且，政治过程本身应该体现这种平等。在政治过程中，穷人应该具有和富人一样的权利，应该具有相同的表达意志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