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的小编给我出了道题：“是否可以国家财政来支持农村养老？”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是，在两会期间，农民工养老的问题成为一大热点。但是，讨论似乎很热烈，但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一个准主意。只有一个概念：建立适合农民工特点的养老保险制度。所以，本文试图将政策视角更放开些，看看有无蹊径可另辟。
近年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简称“农保”）开始复苏。劳动保障部门的一个政策思路是，参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方式，采取政府和农民个人双方投入的方式，将原来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改造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
根据这个设想，劳动保障部在一些地方也已经开始了试点。譬如在北京，2006年各区（县）财政对参保的农民每人每年补贴70元，加上个人交费，一并存入“个人账户”中。到2006年底，已经有49万人参保，占参保适龄人口的37%。已经享受农保待遇的有3万人，平均待遇水平每月100元左右。
为了促使农保制度更快地发展，2007年底，北京市出台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办法》。新制度在个人账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基础养老金”。参保的农民年满60周岁，除了按月领取“个人账户”的养老金之外，还可以再领到280元的“基础养老金”，这部分养老金完全由政府财政支付。根据测算的数字，2008年，领取养老金的农民将达到5.9万人。为此，市、区（县）两级财政将补贴1.98亿元用于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
上述政策设计，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新农保因为也是由“个人账户”和“基础养老金”两部分组成，与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的结构基本一致，因此便于今后一旦“农转居”，就可以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衔接过渡。
现在回到在文章一开头时提出的问题，北京市的新农保政府的财政支持实际上有两部分，一是在每年投保时，政府给予参保农民个人70元的财政支助，存入其个人账户中；二是到年满60岁之后，在养老金的给付方面，参保农民除了可以拿到自己个人账户中的养老金（目前为平均每人每月100元左右）之外，政府还给每人每月加上280元的“基础养老金”。这样，两相加总，农民可以领到的养老金一般就有300—400元了。
如此说来，如果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家乡也实行这样的制度，他们与其在打工地陪着当地政府玩“投保—退保”的游戏，不如在家乡参加新农保。当然，北京市能够设计这样的制度，是基于其财力充裕。农民工集中的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可能不能完全照此办理。但是，其实在2006—2007年就有专家建议，也可以将农民工的养老账户建在其家乡，而打工地的雇主及其个人按月将养老保险费汇到这个账户上。汇款的路径现在看来可借助“金卡工程”，无非出一点寄费而已。如果家乡的政府也对农民工有所表示则更好，是直接参加新农保，还是为农民工另起炉灶，其实并不重要。这个主意实行起来应该没有什么技术上的困难，关键是要看打工地的政府，还有中央政府，如何对待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或者说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问题了。
农民工将来的养老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一件大事，因为中国老龄化的负面效应最后一定会在农村突出显现。试想，他们的后代恐怕都会到城里打工，谁来赡养农村老人，现在不未雨绸缪，再过5—10年就可能被动甚至积重难返了。
近年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简称“农保”）开始复苏。劳动保障部门的一个政策思路是，参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方式，采取政府和农民个人双方投入的方式，将原来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改造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
根据这个设想，劳动保障部在一些地方也已经开始了试点。譬如在北京，2006年各区（县）财政对参保的农民每人每年补贴70元，加上个人交费，一并存入“个人账户”中。到2006年底，已经有49万人参保，占参保适龄人口的37%。已经享受农保待遇的有3万人，平均待遇水平每月100元左右。
为了促使农保制度更快地发展，2007年底，北京市出台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行办法》。新制度在个人账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基础养老金”。参保的农民年满60周岁，除了按月领取“个人账户”的养老金之外，还可以再领到280元的“基础养老金”，这部分养老金完全由政府财政支付。根据测算的数字，2008年，领取养老金的农民将达到5.9万人。为此，市、区（县）两级财政将补贴1.98亿元用于新农保的“基础养老金”。
上述政策设计，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新农保因为也是由“个人账户”和“基础养老金”两部分组成，与城镇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的结构基本一致，因此便于今后一旦“农转居”，就可以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衔接过渡。
现在回到在文章一开头时提出的问题，北京市的新农保政府的财政支持实际上有两部分，一是在每年投保时，政府给予参保农民个人70元的财政支助，存入其个人账户中；二是到年满60岁之后，在养老金的给付方面，参保农民除了可以拿到自己个人账户中的养老金（目前为平均每人每月100元左右）之外，政府还给每人每月加上280元的“基础养老金”。这样，两相加总，农民可以领到的养老金一般就有300—400元了。
如此说来，如果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家乡也实行这样的制度，他们与其在打工地陪着当地政府玩“投保—退保”的游戏，不如在家乡参加新农保。当然，北京市能够设计这样的制度，是基于其财力充裕。农民工集中的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可能不能完全照此办理。但是，其实在2006—2007年就有专家建议，也可以将农民工的养老账户建在其家乡，而打工地的雇主及其个人按月将养老保险费汇到这个账户上。汇款的路径现在看来可借助“金卡工程”，无非出一点寄费而已。如果家乡的政府也对农民工有所表示则更好，是直接参加新农保，还是为农民工另起炉灶，其实并不重要。这个主意实行起来应该没有什么技术上的困难，关键是要看打工地的政府，还有中央政府，如何对待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或者说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问题了。
农民工将来的养老问题是中国社会的一件大事，因为中国老龄化的负面效应最后一定会在农村突出显现。试想，他们的后代恐怕都会到城里打工，谁来赡养农村老人，现在不未雨绸缪，再过5—10年就可能被动甚至积重难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