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产业安全问题的凸显背景
冷战结束前,各国对国家安全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上,强调军事力量是保护和促进国家安全的主要基石[1]。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冷战的降温并最终结束,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对国家安全的忧虑日益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不是军事领域。经济成为各国外交的中心,经济因素成为影响一国的关键,经济安全也从后台走上前台[2]。在由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组成的国家安全中,经济安全起着主导和决定作用,国家安全的重点已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转变为经济安全。作为经济安全基本内容的产业安全自然就成为了各国关注的焦点之一。
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对产业安全的影响绝不亚于冷战的结束,它是产业安全日益突出的直接原因。随着资本国际化、生产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跨国界的生产要素和商品流动的规模持续扩大。外国资本通过国际间投资和贸易渠道,对东道国产业发展产生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使得各国产业主权和产业发展面临新的形势。产业安全成为各国在对外经济交往过程中必须着重考虑的重大问题。
国内对产业安全的关注始于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产业安全的评价。随着我国对外经济交流不断扩大和深化,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比重的加大,国外经济势力对我国产业发展的影响日益重要以至举足轻重,对我国产业安全构成了严重的挑战。产业安全问题在新的形势下凸显出来。
随着我国加入WTO,特别是后过渡期的即将结束,我国产业失去或部分失去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保护。尤其是国际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作为合法的贸易保护手段正在被一些国家滥用。国内一些不具备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产业极易遭到国外倾销、反倾销等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冲击,产业损害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学者开始了对产业安全问题的新一轮讨论。
二、关于产业安全的理论渊源
由于对外经济活动最早由对外贸易发端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是贸易的形式,因此对产业安全的探讨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贯穿于国际贸易理论,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之中。其带有理论性的研究可以上溯到重商主义的贸易理论。在重商主义之后,是以汉密尔顿和李斯特为代表的近代贸易保护主义。早在1841年,李斯特出版了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保护和发展本国幼稚产业的思想。他认为,为了发展本国工业,应采取高关税政策。而且他提倡的是有选择的保护,是一种积极有效的产业保护[3]。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又有新重商主义理论。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以普拉维什为代表的针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到七十年代又有以英国经济学家高德莱为代表的新保护主义等出现。这些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内容和政策目标的重点不同,如重商主义在于保护国家金银收入,李斯特的理论重在保护幼稚工业,以凯恩斯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新重商主义和新保护主义则侧重于保护国际收支和就业等宏观经济目标。这些理论,无论其具体的内容和政策主张是什么,都在一定程度上从贸易和产业发展关系的角度论及了产业安全问题。
在国际投资方面,关于产业安全基本没有形成有影响的理论性研究。我们所看到的外资理论主要是关于投资效益和风险的投资国理论,而非关于受资效益和安全的受资国理论。与已有的外贸理论相比,已有的外资理论更少论及产业安全问题。现有的关于一国在利用外资方面的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大都直接体现于各国有关的外资政策之中。
三、产业安全理论研究现状评价
产业安全作为一种单独的理论领域,这方面的研究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和独立的发展。国外学者对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是围绕两条主线展开的:其一是考察产业国际竞争力;其二是考察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产业安全的影响。前者以波特(M·E·Porter,1990)为代表,该派观点认为,如果产业面临国外更高生产率的竞争对手时,其产业发展与安全将受到威胁[4];后者包括布雷(Burnell,1986)、阿明(1990)以及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92),该派观点认为,发达国家试图将落后的和发展中的国家变为自己附庸的时候,跨国公司也正忙于将这些国家中的经济或产业变成自己的产业附庸[5][6]。
国内对产业安全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近十几年来取得较大的进展。从现有文献看,国内对产业安全理论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产业安全的概念界定以及维护产业安全的政策建议方面。也有学者侧重于对产业安全影响因素的分析,还有的构建了评价产业安全的指标体系,对我国的产业安全度进行定量分析和研究。但总的来说,国内对产业安全的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有关产业安全的理论也正在讨论、构建和形成之中。
(一)产业安全的含义
虽然学术界对产业安全的含义尚未形成一致的认识,但基本上相对集中于四类:
第一类,产业控制力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较多,尽管表述各异,但核心都是强调本国资本对本国产业的控制力。一种观点认为,国家产业安全问题最主要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指的是外商利用其资本、技术、管理、营销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合资、直接收购等方式控制国内企业,甚至控制某些重要产业,由此对国家经济构成威胁。[7]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国对某一产业的创始、调整和发展,如果拥有相应的自主权或称控制权的话,即可认定该产业在该国是安全的。[8]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产业安全是指本国资本对影响国计民生的国内重要经济部门掌握控制权。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本国的资金、技术和品牌,支柱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控制力。[9]
第二类,产业竞争力说。一种观点认为,当今世界,国际竞争表现为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之争,经济安全成为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问题。其中,产业安全是这一问题的核心。产业安全是指一国对国内重要产业的控制能力及该产业抵御外部威胁的能力,主要体现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10] 另一种认为,产业安全是指一国产业对来自国内外不利因素具有足够的抵御和抗衡能力,能够保持各产业部门的均衡协调发展。[11]还有的认为,宏观层次的产业安全就是一国制度安排能够引致较合理的市场结构及市场行为,经济保持活力,在开放竞争中本国重要产业具有竞争力;中观层次上的产业安全定义为:本国国民所控制的企业达到生存规模,在开放竞争中具有一定优势。[12]
第三类,产业发展说。一种观点认为,产业安全应从动、静态两个角度进行研究,认为产业安全的内含一般是指一国拥有对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和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力及这些产业在国际比较意义上的发展力。控制力是对产业安全的静态描述,发展力是对产业安全的动态刻画,是产业安全的本质特征。[13]另一种观点认为,宏观层次的产业安全就是一国制度安排能够引致较合理的市场结构及市场行为,经济保持活力,多数产业能够生存并持续发展;中观层次上的产业安全定义为:本国国民所控制的企业达到生存规模,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及较大的产业影响力。[12]
第四类,产业权益说。这类观点认为,国民产业安全是指一国的国民产业在国际产业竞争中达到这样一个状态,该国国民在得到既有的或潜在的由对外开放带来的产业权益总量所让渡的产业权益份额最小或在让渡一定国民产业权益份额的条件下其由对外开放引致的国民产业权益总量最大。简单地说,就是要在国际竞争中达成国民产业权益总量和其在国内份额的最佳组合。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国民作为产业安全中的权益主体,在国界之内有明确的排他性经济主权。外国国民在东道国内取得的任何产业权益,都是对东道国国民权益在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侵占,应该得到东道国国民根据其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做出权益让渡的许可。研究产业安全,归根结底是要使国民为主体的产业权益在国际竞争中得到保证并不受侵害。[14]
上述各种观点虽然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但在论及产业安全时,几乎较为一致地都是在民族国家的层面上而言的,并没有很宽泛地将其与普通层面上的一般经济生活中的具体安全,如生产操作安全等安全经济概念相混使用。另外,根据产业主体的不同,学者们将产业安全基本上划分为宏观和中观两个层次:宏观层次的产业安全其主体是一国的多数产业或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产业。宏观层次的产业安全通常称之为国家产业安全;中观层次的产业安全主体是一国某一具体的行业,衡量的是某一具体行业在参与国际竞争中的安全状态。
(二)产业安全问题的成因及影响因素
很多学者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角度分析我国产业安全的成因。有的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威胁表现在外商通过各种方式来控制国内企业和垄断某些重要产业。具体表现在:(1)利用资金实力,占据多数股权,控制国内企业。(2)利用技术工艺,无形资产和管理等经营资源的优势,控制国内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3)外商通过兼并收购及系列投资方式对同一产业内企业进行一体化控制,使外资在我国某些产业形成垄断苗条。(4)外商对上、中、下游产业进行投资,力图控制关联产业。(5)通过战略联盟,共同控制我国某些高科技产业。[15]还有的认为,外资主要是通过品牌控制、技术控制和市场控制影响我国产业安全。并指出外资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其他一些负面影响:外资投向导致产业结构失衡问题加剧;国家对产业的宏观调控能力下降。[16]
有的学者从制度非均衡的角度分析产业安全的形成原因,认为,我国产业安全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制度非均衡。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不同政治制度的磨合、计划体制的内在矛盾激化了我国产业发展的制度需求;另一方面,虽然我国自1978年开始启动了新制度的供给工作,但受改革战略思路、旧制度的惯性势力和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新制度供给推进却艰难进行,从而形成了我国产业安全所需制度供需失衡的态势。[17]
还有的学者从投资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两方面分析产业安全问题的成因。投资方面,外商利用其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或营销环节方面的优势,通过合资、收购等方式控制东道国的企业,甚至控制某些重要产业,由此引发产业安全问题。贸易方面,主要是通过对东道国的商品和服务贸易来抢占东道国的国内市场,兼之以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活动,挤压东道国国内产业的市场份额。另外,又从东道国的国内体制和产业国际竞争力方面分析产业安全问题的成因:东道国国内体制与世贸组织的贸易体制之间存在差距。国内外贸体制和某些垄断产业的管理体制,以及政策的透明度和合乎世贸组织的规则性都需要加以调整,才能建立起一套较为成熟和安全的与世贸组织接轨的体制和法规、政策框架。东道国一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差,国外大量廉价进口商品和服务对国内市场的巨大冲击将挤压国内产业的原有市场份额,国际竞争国内化,从而对各类面向国内市场的产业的安全问题提出了挑战。[18]
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分析产业安全产生的原因,有学者认为,产业安全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内容之一,究其产生的原因,是因为任何国家的经济都包含一定的产业并形成各个时期的产业结构。当一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时,其产业和产业结构也必定受全球化进程的影响而面临威胁。产业结构不良和低下必然导致产业处于不安全状态,从而导致国家经济处于不安全状态。从更深层次分析产业安全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充满了矛盾,这主要表现在:(1)从全球化的目标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目标不同;(2)跨国公司作为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动力,其进入发展中国家会导致产业集中度的提高,这对于东道国来说是一把双刃剑;(3)外资流入的产业领域可能与东道国的产业政策相抵触。[19]
有学者把影响产业安全的因素归纳为:外部因素、内部因素和政策因素。外部因素是指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市场开放条件下来自国外的资本、技术和产品等因素。具体地,这些因素又是通过资本输出和跨国公司战略来实现。其中包括资本输出及国际债务,跨国公司战略两部分。内部因素包括国内产业的生存环境和竞争环境两类。产业国内生存环境决定了产业在国内生存的可能性,其中又包括金融环境、生产要素环境和市场需求环境三个方面。竞争环境主要是指过度竞争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企业失去了对合理竞争格局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过度竞争必然影响到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进而影响到产业的安全。衡量过度竞争的指标主要有两个:市场集中度和行业规模;错误产业政策给产业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国内产业政策无法规范盲目的投资行为,可能造成严重生产过剩或需求不足。二是外商投资导向政策无法规范外资的行业进入行为,加剧国内一些产业的竞争压力。三是地方政策干扰导致监督外国直接投资合法经营的制度存在许多缺陷,导致对外资企业监管的失控。四是产业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必然引起产业结构调整刚性,产业竞争力下降,丧失国内外市场,产业利益大量流失,从而造成产业的不安全。[20]
还有的学者总结了影响产业安全的八大因素:一是跨国公司发展战略与东道国产业发展的吻合度;二是产业金融环境;三是产业生产要素环境;四是市场需求环境;五是市场集中度;六是产业进入壁垒;七是产业国际竞争力;八是产业控制力。[21]
还有的从直接投资领域、国际贸易领域和本国制度环境三个方面分析了影响产业安全的因素。在直接投资领域,外国资本实施产业控制;在国际贸易领域,外国商品实施低价倾销;本国制度环境是指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尚未理顺。本国制度环境又包括:资源配置扭曲、价格扭曲和政府功能扭曲。[22]
(三)产业安全评价体系与方法
1.评价指标体系
国外学者对产业安全评价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评价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有关指标,但是并未提出一套评价产业安全的指标体系,因而也不可能对产业安全作出整体估算。俄罗斯的先恰戈夫(2003)在提出经济安全“阈值”标准时对产业有所涉及,但其中的产业安全指标不够系统,不足以用作产业安全评价。[23]
总体上,目前我国学者提出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产业安全评价标准。一是“经济安全论坛”提出的制造业安全模型体系。二是由北京科技大学的何维达提出的产业安全指标体系。
(1)制造业安全模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与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建立了“经济安全论坛”,其组编的《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态势》一书中,提出了制造业安全模型。该书认为,一个完整的制造业安全整体评价模型应该包括两个部分。首先要对制造业行业和产品的现行状态进行描述,这主要反映制造业安全的基础状况,即制造业行业与产品的对外依赖程度和抵御“不安全”的能力。这方面指标包括:生产设备水平、研发水平、管理水平、制造业市场表现、制造业总体规模、关键制造业产品安全等。其次,制造业安全与否在许多情况下是由制造业之外的诱发因素导致的,诱发因素包括国际经济关系、国内科技水平、国内宏观经济条件三个部分。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指标包括:外贸依存度、就业的外贸依存度、公司利润外贸依存度等;国内经济条件指标有:一国GDP所占的全球份额、一国经济增长率、一国法制的完善程度与效率等;反映国内科技水平的指标主要有:专利登记数目、技术贸易收支、基础科学竞争力指标、教育发展指标等。[24]
(2)产业安全指标体系
何维达(2001)在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入世”后产业安全与政府规制研究》中提出了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由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产业对外依存评价指标和产业控制力评价指标组成。进而对入世后中国三大产业安全问题作了一个初步估算,但对未来中国产业安全评价与估算的定量研究却未展开深入探讨。[25]
2004年6月何维达在主持完成的《入世后中国产业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与估算研究》中对入世后中国各产业(共七个主要产业)的安全进行了定量的估算研究,根据影响产业安全的因素,将评价产业安全的指标划分为四类及各小类:1)产业国内环境评价指标,包括资本效率、资本成本、劳动力素质、劳动力成本、相关知识资源状况、供给产业的竞争力、境内需求量及境内需求增长率;2)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包括产业世界市场份额、产业国内市场份额、产业国际竞争力指数、产业R&D费用、价格比、产业集中度;3)产业对外依存评价指标,包括产业进口对外依存度、产业出口对外依存度、产业资本对外依存度、产业技术对外依存度;4)产业控制力评价指标,包括外资市场控制率、外资品牌拥有率、外资股权控制率、外资技术控制率、外资经营决策权控制率、某个重要企业受外资控制情况、受控制企业外资国别集中度。为了评价和估算产业安全度,将产业指标安全状态分为四种,即安全、基本安全、不安全、危机,相应的安全等级为A、B、C、D,并分别给四种状态规定不同的分数范围[0,20],[20,50],[50,80],[80,100],分数越大,危险越大。
2.评价方法与评价模型
产业安全指标处理方法主要有三类:第一是完成指标的筛选和分类,如回归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第二类是用于完成指标的自学习和预测功能,如自回归没去平均模型、DEA模型等。另外在指标处理过程中多指标综合和指标权重分配也是非常重要的步骤,其中常用的定量方法有常规多指标综合方法、层次分析法(AHP)等,但由于这些定量分析方法难以操作,在目前产业安全评价成果中还未使用这些方法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常用的是专家评分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很大的主观性,从而影响了产业安全评价结果的准确性。不同的指标处理适用于不同的产业安全估算对象,可以肯定的是太过简单的方法很难准确地刻划复杂的产业系统,所有这些方法都需要产业长期的历史数据为基础。
(1)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是研究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一种统计推断法。设自变量x1,x2,……,xk为控制变量,y为响应变量,f(x1,……,xk)为回归函数。在产业安全估算中主要是讨论y和控制变量x1,x2,……,xk呈现线性相关关系的情形,即假定f(x1,……,xk)=b0+b1x1+……+bkxk,这称为线性回归模型。在产业安全估算中应用分析安全度与各变量是否相关,观察其是否具有显著的线性关系。如果有,则模型可行;如果没有,则要进一步分析其原因,直至找到合理的解释。
(2)因子分析(FA)
因子分析(Factor Analyze)是利用降维,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它的基本思想是根据相关性大小把变量分级,使得同组内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但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每组变量代表一个基本结构,这个基本结构称为公共因子。对于所研究的问题就可试图用最少个数的不可测的所谓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来观测的每一分量。在产业安全估算中因子分析可以用来对指标进行排序、筛选及权重分配。FA作为决策工具,近年来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在很多方面得到了改进。
(3)数据包络分析(DEA)
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简称DEA)方法。这是美国著名运筹学家A.Charnes和W.W.Cooper等学者在“相对效率评价”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系统分析方法。它主要采用数学规划方法,利用观察到的有效样本数据,对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s,DMU)进行相对有效性评价。该方法是对回归分析方法的有益补充,其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何维达(2004)在《入世后中国产业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与估算研究》中,用DEA模型进行产业安全估算时,将DEA的效率θ定义为产业安全度,即产业在改变了的环境下所体现出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和产业发展速度。若在改变了的环境下,产业国际竞争力加强和产业发展速度加快,则说明产业安全度越高;反之,若在改变了环境下,产业国际竞争力变弱和产业发展速度减弱,则说明产业安全度越低。当θ=1,表示产业发展处于安全状态;当θ=0,表示产业发展处于危机状态;θ越接近1,产业发展安全状态越好;θ越远离1,产业发展安全状态越差。
(四)产业安全调节理论
从目前国内的研究文献看,产业安全调节理论主要包括的内容有:产业政策的动态调整(其中包括产业开放政策、产业保护政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等。
有学者在建立国民产业安全理论模式并确定国民产业最佳安全状态的基础上认为,调节的含义是当国民产业处于不安全的状态时要保护,而当国民产业处于过分安全状态时要放开。在关于一国对外开放形式选择的讨论中引进了从经济比较不发达的资本输入国角度考虑的N国理论。在关于外资和外贸政策手段的讨论中分别考察了对外资和外贸的具体调节方式。引进外资调节主要是从引资国的角度进行研究,讨论通过税收、市场准入、股比限制、投资期限、国有化及征用等方式调节外资流入的数量和结构。进口调节主要是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影响一国的进口数量,以达到调节产业安全状态的目的。并借鉴现代经济博弈论的原理,把产业安全与保护看成一个动态的多角色对策过程,对调节手段做进一步探讨。[26]
还有学者认为,产业安全政策本身是产业的保护、支持政策与市场开放政策两方面有机组成的对立统一体。过多的保护与支持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还会阻碍本国产业的发展。同样,市场开放时机或力度不当也会损害本国产业安全。而对此两者而言什么是适度的,什么是过度,决不是一成不变,而要决定于本国与外国实力对比和各自优势、劣势的演化,决定于国际环境和本国条件的改变。因此,对产业安全的调节,调节政策的选择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17]
有学者认为,产业开放政策一般包括:产业开放的领域选择、产业开放的深度选择,产业开放的地域选择、产业开放的时期选择。产业开放政策是否与一国承受外来冲击的承受能力相适应,是否与一国产业发展的需要相适应,将决定一国产业开放所带来的风险大小的变动,即产业安全度高低的变动。在论及产业保护和产业安全的辨证关系时认为,产业保护和产业安全是分析同一个问题的两个密不可分的核心范畴,二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保护是手段,安全是目的。保护应该是以积极态度为出发点和以积极效果为归宿的积极保护,只有这样的保护才能使产业安全成为健康和发展的动态安全。关于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政府介入产业保护的领域选择问题,一个现实生活中获得较广泛赞同的准则就是:保护幼稚产业发展。对于幼稚工业的界定,国际上有三个通行的标准:穆勒标准、巴斯塔布尔标准、肯普标准。[27]
对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讨论是对产业安全调节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有学者认为,对产业安全最好的调节是提高国民产业自身的竞争力。产业竞争力的大小取决于完全开放和放任状态下的国民产业状态和国民产业的最佳安全状态的差距。这个差距取决于国民产业与外国产业的表现因素的差距,表现因素的差距又取决于国民产业与外国产业的构成因素的差距。因此,要提高产业竞争力,就是要使国民产业在国内市场的权益总量和份额能自行接近最佳状态的要求。要达到这种境地,必须不断改进国民产业的各个表现因素,而要改善国民产业的各个表现因素,根本的要从改进产业竞争力的各个构成因素做起。[26]
还有学者认为,形成产业国际竞争力优势的关键在于通过竞争资产和过程的相互转换,竞争资产为过程提供条件,而竞争过程的创新又不断转换成新的竞争资产。因此,培育产业国际竞争力,首先要培育竞争资产与竞争过程相互转换的机制。从产业国际竞争力取决于产业内企业竞争力,企业竞争力取决于产品竞争力,而产业竞争力最终要集合为国家竞争力的性质出发,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培育机制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的竞争机制。以价值链为分析工具,分别从产品和企业、产业、国家层次分析产业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28]
四、结论及研究趋势展望
尽管对于产业安全研究的重要性在国内理论界已基本取得共识,但目前国内对产业安全的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还有待完善。以下几个方面是今后产业安全研究的可能发展方向。
1.在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中,如何建立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对产业的安全状态进行科学化、定量化的评价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目前,产业安全评价的定量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体系,许多方法是借鉴于经济安全的研究成果。主要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指标体系,二是评价方法与模型。如前所述,制造业安全模型提出产业安全具有“半结构性”,这一点是理性而务实的。产业安全的“半结构性”特征表现在:影响产业安全的因素来自方方面面,其中有些因素对产业安全的影响用定量分析极为困难,所以产业安全评价需要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综合判断;但该模型中一些指标的设置也存在问题,如制造业出口产品的产业工人占产业工人总数的比重高并不说明产业安全状况不好;通过外贸获得的利润占公司总利润的比重低也不证明产业安全状况良好。相比之下,何维达提出的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在指标体系的系统性、指标可测性及精练性方面具有很大的优点。但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如缺乏制度方面的评价指标,以及一些指标的设置叠加问题(如境内需求量和境内需求增长率)。总的说来,建立的指标体系缺乏定量依据,一般都没有经过主成份分析和时差检验,所以构造的指标体系很难符合最小完备集的要求。评价方法方面,在指标权重、指标警限范围的确定上都存在很大的主观性,缺乏对产业安全评价模型或产业安全评价结论的检验。因此,建立完善合理的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科学地评价产业安全状态是今后产业安全问题的一个研究方向。
2.产业安全的评价既包括对对基于历史及现实的产业安全分析评价,也包括对基于预测的未来产业安全分析评价,其中后者是制定防范未来产业不安全问题政策的重要基础。因此,建立有效的产业安全预警系统,对我国产业的安全状况及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预报,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我国学者对预警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波动与预警方面,而专门针对产业安全问题的预警研究则较少。为了准确、及时地监控国外进口产品对我国相关产业造成的损害,更好地发挥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法律武器的作用,国家经贸委从2001年开始研究建立产业损害预警机制。但这也仅是从产业安全的一个侧面研究产业安全预警系统。鉴于产业安全预警系统研究的重大意义及其国内研究的基本空白状态,本文认为,产业安全预警系统是今后的另一个研究方向。
3.产业安全所涉及的领域在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是不一样的。产业安全涉及的领域一般是指一个国家的战略性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竞争力相对弱小的幼稚产业。汉密尔顿因当时美国经济凋敝,工业落后,提出了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观点。而美国2000年的《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的科技基础,它可促进经济增长,创造高薪水就业机会,保持公民的健康和教育,培养出一支能够参加到我们这个迅速变化的经济中来的劳动大军。[29]这表明这一时期美国支持的关键领域是高新技术产业。总的来说,由于一国不同的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国家目标和国家战略,其产业安全的具体涵义存在一定的差别,其产业安全的关键领域也会因此而不同。一国历史时期的关键产业对当期来说,完全可能只是一些过时的产业,没有多少产业安全的意义。因此,如何把握产业安全的动态性,及时变化、确定产业安全的关键领域,对于产业安全的研究意义重大,应该成为今后产业安全研究中重点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刘君,雷家骕,曹宁等.国外的国家经济安全研究[J].科研管理,2001,(1).
[2]J. Sperling, E. Kirchner. Economic Security and the Problem of Cooperation in Post-Cold War Euro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8,(24).
[3]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4]Michael E. Porter,“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the Free Press,1990.
[5]Peter J. Burnell,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the Third World”, Harvester Press,1986.
[6](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7]张碧琼.国际资本扩张与经济安全[J].中国经贸导刊,2003,(6).
[8]于新东.中国加入WTO后产业保护和产业安全研究及对策[J].学习与探索,2000,(2).
[9]王允贵.产业安全问题与政策建议[J].开放导报,1997,(1).
[10]杨公朴等.中国汽车产业安全性研究[J].财经研究,2000,(1).
[11]夏兴园,王瑛.国际投资自由化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J].中南财经大学学报,2001,(2).
[12]景玉琴.产业安全概念探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4,(3).
[13]李连成,张玉波.FDI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和对策探讨[J].新东方,2001,(6).
[14]赵世洪.国民产业安全概念初探[J].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3).
[15]方芳.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威胁及对策[J].上海经济研究,1997,(6).
[16]祝年贵.利用外资与中国产业安全[J].财经科学,2003,(5).
[17]王学人,张立.产业安全问题制度非均衡成因探讨[J].求索,2005,(4).
[18]赵广林.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产业安全[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0,(2).
[19]肖文韬.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经济安全问题与对策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1,(6).
[20]何维达,宋胜洲.开放市场下的产业安全与政府规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
[21]马健会.加入WTO后影响我国产业安全的八大因素[J].亚太经济,2002,(4).
[22]景玉琴.开放、保护与产业安全[J].财经问题研究,2005,(5).
[23](俄罗斯)B·K·先恰戈夫主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译.经济安全—生产、财政、银行[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3.
[24]经济安全论坛组编.中国困家经济安全态势一观察与研究报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5]何维达,何昌.当前中国三大产业安全的初步估算[J].中国工业经济,2002,(2).
[26]赵世洪.国民产业安全若干理论问题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1998,(5).
[27]樊辉.入世后我国产业安全问题探析[D].北京:中央财经大学,2004.
[28]宋维明.中国木材产业国际化与竞争力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
[29]陈凤英.全球经济安全问题综述[J].国际资料信息,2004,(4).
(本文发表在《科技进步与政策》2007.4)
“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