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风险评估组

风险评估组的主要任务是配合银行检查的大部队，专门做些资本市场交易产品中有关市场风险管理的检查工作。如果检查部队需要这方面人员，而本身资源不足的话，他们就找上门来，请我们去协助检查。所以，银行检查大部队算是我们的客户，我们经常用的口头禅(buzzword)是客户服务(client service)。

因为从事交易产品的风险管理检查，我们这个组聚集了银行检查队伍中对新型的交易产品(trading products)比较熟悉、数理统计知识比较扎实的检查员。因为交易产品，尤其是衍生证券，对数学能力的要求颇高，否则很难理解产品的真谛，产品的风险管理也便无从谈起；而风险本身就是一个统计学概率的概念，又对统计知识要求甚高，风险概率的精髓都概括在统计数字里面。

我们组加上主管，不超过五六个人，基本上都属于精兵强将，独当一面的主儿。刚开始的时候，除了我以外，其他几位都是从检查大队中抽调过来的。他们已经有了丰富的银行检查的经验，都是在检查队伍中被公认为聪明能干、勤奋好学，才百里挑一地被选拔到我们组里的。全体组员都是二三十岁，连主管也不超过35岁。我们组后来也从商业界招收了几位从事过不同领域金融操作的人士。

这个组的流动性非常大，大部分人都最后跳槽去了商业界，几位留在纽约联储的，也高升去当主管了。我自始至终都从属于这个组。这个组是检查大队活力的象征，都是些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年青人，个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每每总有谈不尽的话题、道不完的新闻。大家都在那里不断学习，不断进取，不断寻找机会。当时我才从大学出山，对流动性强这一点非常不习惯。学校的终生教授制度，使得学校的人事结构“死水一潭”，几年下来，进进出出都是老面孔，低头不见抬头见，渐渐地认为世界好像就是这么运转的。而这里却又是另一个极端，前几天还彼此说好要共同合作一个项目，过几天对方就因为有一个意外的机会，而挂牌辞职了。纽约联储对他们来说，就像是一个旋转门，这儿进来，那儿出去，一会儿在门内，一会儿就在门外了。但是想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一个人如果能不断升迁，不断往高处走，这也是有能力的体现，是个人价值得到实现的标志，应该予以肯定和赞赏。所以，时间一长，我也就慢慢习以为常，并条件反射地祝贺别人的另觅高就了。

这个组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正是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考虑如何针对银行交易账本上的资产制定市场风险资本准备金的要求。最后达成的共识是1996年通过的、1998年正式实施的《市场风险补充案》，允许银行采用它内部的市场风险模型，来决定它交易账本上的最低资本准备金。

市场风险模型主要有两大板块：一是各个交易产品的定价模型(pricing model)，二是将所有产品集合起来的风险模型(risk model)。定价模型对产品价格变化作出估算，以期描绘当市场要素变动的时候，产品价格会作出如何相应的变化。定价模型需要用到很多数学知识，尤其是衍生证券，相当精致，非常复杂。定价模型并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exact science)，牵扯到很多假设、变量和要素；有时候顾此失彼，模拟好了某个方面，却在其他方面有遗憾。这种由模型的不精确所导致的模型与实际价格的误差，被称作是模型风险(model risk)。

而风险模型又是基于统计学基础之上，模拟市场变化的分布规律，引用资产组合理论，及加入定价模型的计算，来争取最有效、最精确地计算出资产组合的风险分布。同样，风险模型也不是门精确的科学，显性隐性地包含有无数多的假设和估计。所以，《市场风险补充案》在允许银行采用内部模型的同时，也在最后加入一些乘数，成倍地扩大资本金的需要量。

当初我们这个组也是承担历史重任，在《市场风险补充案》的起草、讨论、磋商、协调过程中，起到了先锋作用，率先去各大银行收集原始数据，掌握第一手资料，并作出分析比较，然后上交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参考研究，工作性质同我在第二章所述的，为巴塞尔第二协议所做的前奏工作如出一辙。所以我的工作只是沿袭了我们这个组的既有传统，前赴后继(以前的几员干将，大都离开纽约联储，跳槽去了商业界)。等《市场风险补充案》出笼后，我们这个组的工作性质，变成了以检查各大银行的市场风险模型和管理为主，看看是否符合《市场风险补充案》的要求、有关模型的风险是否考虑齐全、如何采取措施减少模型风险，等等。在模型审核的基础上，还要检查围绕模型所进行的风险管理、政策和步骤，有否只说不做，或做而无效(有关银行检查的方针政策和程序步骤，第四章和第五章有具体介绍)。

等花旗集团基础评估开始后，我被安排去了花旗集团旗下声名显赫的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所罗门史密斯邦尼(Salomon Smith Barney，简称SSB)，以及美国第二大资产保险公司——旅行者集团(Travelers Group )。在SSB，我主要查看市场风险管理，包括各种模型及管理政策、方法和步骤。在旅行者公司，我主要查看灾难性损失的风险管理和模型，这部分是保险业最难以预测和估摸的风险，若有倒闭风险，也源于此。花旗集团旗下的另一大生力军——花旗银行，从属于OCC监管，纽约联储没有越俎代庖的份。OCC全称为货币监察署(office of 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是美国另一大商业银行监管机构(美联储与OCC的关系，本章第三节会重点叙述)。

这是我第一次出征，跟着一帮银行检查人员，开进某个机构，定点驻扎几个礼拜。我当时对银行检查的操作过程、思维方式全然不知，过去一年为巴塞尔项目疲于奔命，也没有受到任何这方面的培训。平时交谈过程中所了解的内容也是只言片语、一知半解。当然，我的顶头上司Kevin，非常知晓我的青涩(green)，他作为这几次出征活动的专业领队，一边负责资本市场评估的协调工作，一边带着我这个徒弟，对我言传身教。所谓的learning by doing(边做边学)，是检查员培训的一个重要步骤。我基本上是跟着他去开同样的会，拿回些资料报表仔细阅读，再将自己的意见反馈给他。我也争取去参加其他有关联的小组会议。Kevin是个有近十年经验的银行检查员，人也相当平易近人，不厌其烦，所以我也就敏而好学，虚心求教。同时，他也开始安排我参加美联储历时数年的正规的检查员培训课程(检查员具体的培训过程和内容，有待第六章详述)。

其实，还在去年做巴塞尔项目的时候，我已经时不时地被银行检查队伍拉去看一些模型，做一些评论。我当时的感觉是同检查人员交流有很大的鸿沟。我可以听清他们说的每个字，每句话，但还是弄不明白他们的意思，不知道他们一而再，再而三想问的问题是什么。我给他们解释模型，生怕他们不理解，还写下来，但好像仍是答非所问，事倍功半。Kevin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因为我还没有培养出检查员的思维方式和风险意识。检查员都是受过美联储多年训练的，都有一套独特的方式方法、词汇术语。如果我不能跟他们站在同一条地平线上思考问题，我就不能同他们对话交流，我也就不能代表我们小组，实现对检查大队的客户服务。“You just have to learn”(你必须要学)！

所以，回到风险评估组后，我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培养起检查人员的思维方式和风险意识，及时适应环境，成为检查团队的有机成员。真可谓是学无止境，想想自己已经学了那么多年，该拿的文凭学位都拿了，可还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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