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终身读书当成一种宗教
——作家象丑牛答内蒙古电视台记者张阿泉问
小序
二○○八年三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内蒙古作家象丑牛著的“反映晚清时期察哈尔地区历史事件和风物”的长篇巨著《牲人祭》，在全国读书界引起了较为热烈的反响。内蒙古重要报纸媒体《北方新报》对《牲人祭》进行了一百三十九期的小说连载。评论界一致认为，《牲人祭》是内蒙古文坛乃至中国文坛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
生于一九四九年、与新中国同龄的象丑牛是内蒙古大地滋养出来的一代文学骄子，起于垅亩，生活经历完整丰富。近期，他正进行六幕话剧《苏曼殊》的脚本与长篇小说《废墟》的创作。
“为了六十岁不后悔”，是象丑牛提出并践行了的一句经典人生格言。
二○○八年六月，内蒙古电视台记者、首席编导、作家张阿泉对象丑牛先生进行了一次深度专访，特别就“终身读书”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坦诚、透辟的探讨。
深切知道“左祸”到底给中国文化造成了多大、多深的戕害
张阿泉：十年“文革”，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场比历代兵燹与战乱更为严酷的文化浩劫，您对这段历史应该有比较深刻的记忆吧？
象丑牛：记得在“文革”初期，全国刮起猛烈的“破四旧”风，许许多多的人家，由几代人、十几代人积攒起来的珍贵藏书，残酷地被红卫兵、造反派抄走，一把火烧掉。也是从那时候起，将西方与古代的绝大部分文化遗产，都看成“封、资、修”的东西，遭到无情的毁弃。那时在各地新华书店，除了马列著作、毛选四卷，只有鲁迅著作的单行本与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两部小说在卖。到了“文革”后期，书店虽然出现了《红楼梦》、《水浒》、《汤显祖集》等寥寥无几的新版书与标点本二十四史，除此之外，再就也没有啥书可买了。
张阿泉：那时在文化生活上，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和几部“革命电影”。
象丑牛：在一九七六年以后出生的人，恐怕弄不懂十年“文革”为什么会是那种样子。我是经历了“文革”全过程的人，深切知道“左祸”到底给中国文化造成了多大、多深的戕害，尤其对此后在科技文化界出现的人才断层现象、知识分子与国家干部的不读书现象，知道得更多一些，并感到困惑与无奈。
经过三十年盖天铺地的经济大潮冲刷，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迷失了本性
张阿泉：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整个社会的焦点、兴奋点，差不多都与经济发展有关，谈谈你的看法。
象丑牛：今天，对于文化的繁荣与读书效率的提升，虽然也有人在辛勤工作、摇旗呐喊，但跟经济大潮、商业化洗礼相比，那就相形见绌，矮化、逊色多了。虽然经常有人举起 “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旗嘶声呐喊，其实是在无形之中对文化的奴役与蔑视、对中国五千年文明的拷问与贬损。二○○六年以后，我曾写过四十首《荒诞歌》，其中之一，就是对这种“有知识，没文化”的讽刺。我的观察是，经过三十年盖天铺地的经济大潮冲刷，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迷失了本性：一个方阵，是下海经商，挣钱去了；另一个方阵，是借着知识与年龄优势，当官去了。剩下的知识分子，除了在事业单位做具体工作的人还与书本有些接触，其他绝大部分人都把读书无情地抛弃了，就像在大扫除中把破旧东西扔进垃圾箱一样痛快。
张阿泉：其实挣钱与当官，这在历朝历代都没什么不对。问题在于，他们当了官以后读书不读书。
象丑牛：我发现当了官的知识分子差不多有一个共同特点：不逛书店，几年不买一本书，不看一本书。现今的领导学历都不低，硕士已不稀罕，博士大有人在。可惜的是，他们一旦当官为宦，就把过去奋发读书、拿文凭的那块敲门砖，无情地扔掉，转而把全副注意力放到谋升迁、谋发财上，各地报刊上批露出的此类现象绝不在少数。有些官员的人生轨迹，让我油然想起《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所抨击的那类人物，现在有些人和事的荒诞不经，早已超出了一个作家的虚构，成了绝好的荒诞小说题材。
藏书是为自己与家人随时取来阅读，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文化积淀
张阿泉：读书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和本色。除工作需要之外，知识分子应该刻苦读书。
象丑牛：有经济条件的人家，一定要购置数量可观的家庭藏书。藏书不为装门面，更不为“补壁”，而是为自己与家人随时取来阅读，更是为子孙后代留下文化积淀。我一向认为，读书绝不是年轻人的事，更不是为了拿职称，当竞进之阶，而是要去掉功利目的，坚持终身读书，几十年如一日，就像天天洗脸、吃饭一样。
张阿泉：哪些前辈学人的读书习惯和风格对您产生过影响？
象丑牛：我有幸认识了一批中国知名学者，如汤一介先生、欧阳中石先生，我曾经听过讲课的季羡林先生、庞朴先生、叶朗先生、袁行霈先生，都是终身读书的模范。毛泽东在临逝世前一天，还向身边工作人员索要书读。钱钟书先生每个月差不多要向图书馆借一小汽车书。施蛰存老先生年愈九十，前些年连续出了几本书，我都买来读了，我发现老先生真乃毕生读书之人，而且读书面极其广博，非一般读书人能望其项背。当代作家中的王蒙、李国文、冯骥才、余秋雨，他们的读书面也非常广。我在读他们的各类文学作品时，发现了他们终身读书、坚持不懈的影子。
如果离开读书、离开自学，恐怕直到今天，我仍是一介农夫
张阿泉：我知道，四十多年了，您跟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是“不可一日无此君”。
象丑牛：“文革”期间我是农民，还当过民办教师，那时农村比城里更无书可读，我每年总要进几次县城，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专程去熟识的老师家，把星星点点、残缺不全的焚剩书籍，借回家阅读。回到农村后，或干农活，或当孩子王，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不是如饥似渴地读，就是背颂古代诗文名篇。从初中毕业的一九六六年，直到一九七八年全国恢复高考，这十二年间，我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四卷本连续读了三遍，把《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读了多遍，把《楚辞》、《唐诗选》、《古文观止》和有价值的现代诗文选本拿来背诵。
张阿泉：通过长期读书与背诵，不知您往脑袋中填进去多少美妙诗文。
象丑牛：一九七八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的高考总分超过分数线三十八分。就这样，我以一个只有初中生学历的农民，被内蒙古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系录取。进了大学才知道，我的语文成绩竟然进了全自治区前五名。所以今天我才敢理直气壮地说，如果离开读书、离开自学，恐怕直到今天，我仍是一介农夫，顶多是一个转了正的小学教师而已。说句实在话，我那十二年苦读，并没有什么预见，只是为了求得对死寂的农村贫困生活的麻醉，因为那时我根本就没有被推荐上大学的希望。
我最惊讶与佩服的，是张中行的行文风格
张阿泉：大概是前十五年，中国文学界出了“张中行现象”。张中行先生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北京大学毕业生，你在几篇文章中谈到了他。
象丑牛：张先生解放后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因《青春之歌》背了半个世纪恶名。他在解放后虽也出过《文言与白话》等书，却影响不大。进入九十年代初期，他的《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先后问世，立即形成轰动。后来，他的《禅外说禅》、《顺生论》渐次出版，六卷本的《张中行文集》出版，《流年碎影》出版，一时形成知识界的一大亮点。张先生的辉煌是在八十岁以后，从他的各类作品中，可以瞧见他毕生勤奋读书的影子。我最惊讶与佩服的，是张中行的行文风格，那可是中国数一数二的文笔。他的诗，典型的玉溪体，取来一读，活脱脱一个李商隐。这种从长期读书中练来的硬功夫，绝非寻常人可追攀，成了当代中国的凤毛麟角、鲁殿灵光。
张阿泉：我也读过很多张中行先生的书，佩服之馀，细细寻思，他可真的了不起。
象丑牛：张中行背了半世恶名，经过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六年的重压，并没被压垮，他以刻苦读书与写作，顺受了别人施加的苦难。写出的东西出版不了，那就慢慢淘磨，待机问世。他没有白等，机会终于出现，他刮起了一场“文坛老旋风”，作品受到读书人的追捧，那是对他数十年默默读书，默默笔耕的最好嘉奖。我还认识不少嗜书如命的朋友，他们总在不停地买书，读书，把读书当成每天必不可少的事，有的还成了有名的藏书家、学者。
一时的沽名钓誉，会成为别人永远的笑柄
张阿泉：凡是会写作的人，那他一定是很会读书的人。记得是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戈尔说过这样有感触的话：“……我决心只读死囚犯写的书，或者读以某种方式拿生命冒险的人写的书。”
象丑牛：我总劝朋友们动笔写作，因为只有动笔，才能归纳思路，敏捷思维，写出好文章。近几年，我的朋友中经常有小说、散文、诗歌出版，从创作意义上讲，我是举双手赞成的。问题在于，要让你的作品有品位、有文化价值，那可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十年八年锤炼一本书不足为怪，一年出一本或几本书，却值得警惕。一时的沽名钓誉，会成为别人永远的笑柄。听说在某市一个废品收购站，摆着成捆的、从未打开过的新书，那些书竟是某一个退休官高新印出的“半送半卖的文化垃圾”。
张阿泉：您的创作活动就是与读书紧密相关的，您的作品其实都是您坚持终身读书的产儿。
象丑牛：是啊。从一九八七年起，我开始写格律诗，到今天已结集三册，一共收进去八百多首诗词、联语，其中一小部分，曾在《诗刊》、《北京诗苑》与各地诗词刊物上发表过。二○○三年，我写的儿童小说《盗龙者》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是我退休一周年的写作小结。此后还出版了诗集、随笔集、经济散论集。二○○八年年初，我写的长篇小说《牲人祭》，由出版界重镇——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发行，一时间，全国各地书店和十几个知名网站都在销售这部书。作为一个读书人，还有比这更愉快的事情吗？我可以很坦然地说，我对得起与我以读书、写作相激励的师友们。
我们大可不必向往名山古刹的静谧，只要闭起门来读书
张阿泉：今天，面对优秀的中外思想文化遗产和人欲横流的社会现实，我们应持何种态度？
象丑牛：说到读书，现今到底读什么书好？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在给青年开的读书目录中没有一本中国书，曾经遭到论敌毁谤。今天，面对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书籍，许多人遇到无从入手的困惑。我过去读书，特别注重对中外著名作家与作品的研读，屈原、陶渊明、三曹、李杜、苏轼、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肖洛霍夫的作品，是我长期阅读的对象。但我承认，我的读书生活在有的阶段很杂。
张阿泉：杂，当初您也许觉得不怎么样，后来却深得益处，在创作中派上了大用场。
象丑牛：对啊。二○○二写《盗龙者》，二○○三年下笔写《牲人祭》，杂肯定起了决定作用。神话、科幻、新科技、中外童话，那些杂七杂八的东西，生生派上了用场，我所学的文史专业与我读书的杂，形成两部小说宏大的叙事风格。我还有一部已经改了五稿尚在继续修改的长篇小说，名叫《废墟》，那是我对十年“文革”的反思。读书的杂，肯定从中起了良好的铺垫作用。
张阿泉：坚持终身读书，可以积累起丰厚的知识，扩大思维空间。
象丑牛：如果我在初中毕业后回到农村劳动，得过且过、苟且偷生，不再坚持苦读，我的今天肯定是一个极其贫困、可怜的农夫，弯腰曲背、徒有叹息，就像《故乡》中的闰土那样。因此，我一有机会就劝人读书。武训用讨饭得来的钱办学，我们虽然学不来，但其精神却可领会。郑燮说“闭门何处不深山”，我们大可不必向往名山古刹的静谧，只要闭起门来读书，不知可以排掉多少干扰、省却多大心力。
终身读书是一种“不是宗教的宗教”
张阿泉：记得您在哪个场合说过：“把‘终身读书’当成一种宗教。”是这样吗？
象丑牛：我说过，而且始终在坚守这个诺言。从前我以初中生的学历拼命自学考上大学，又能在退休以后的六年写了二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回头一想，都来自对于读书的“终身坚守”。试想，如果我在大学毕业以后，不“三十年如一日”地长期买书，不扎实读书，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肯定坐不下来，就什么也干不了。
张阿泉：您的这个观点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警语。
象丑牛：这其实很难，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做到，因为在目前市场经济大潮的熏染下，多数人都把眼睛盯在“赚钱”上了。但只要有人坚持“终身读书”，就是成果，就是种子，就有扩大的希望。古人有一种信念，致仕以后又开始闭门读书、著书，以总结一生，这对今天仍是很大的借鉴。
张阿泉：是的，著述不怕晚，晚年总结起来也有的写，经验之谈也有传世价值。
象丑牛：“终身读书”是一种“不是宗教的宗教”，这里面也有深深的觉悟，我愿普天下读书人都有志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