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当选总统将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对华政策，不仅中美两国，世界都在关注。的确，中美关系已发展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它的稳定和发展，将是中美两国人民的福祉，也有利于世界和平、安全与发展。
看今日之美国，奥巴马当选总统应该是百感交集，他创造了奇迹，美利坚历史上将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面临重振美国软硬实力的挑战，国难之大和期望之高难以想象。应当是美国需要新时期的“马歇尔计划”的时候了，这是首当其冲的现实任务，也是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美需要一个靠得住的伙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综合实力已名列世界前四，发展活力无限。今后10-20年，将是中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时期，堪称战略机遇期。中国需要稳定的发展环境，需要调整发展结构。中美经济互补性很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双方战略目标出现了历史性的吻合。合作是时代的需要。
奥巴马当选总统战略决策的国际环境正处于两对矛盾之中：一对矛盾是，美与主要盟友之间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不和谐音。从传统思路出发，奥的优先考虑将是巩固和加强与盟国的关系，奥这么做了，胜选后，他即与九个盟国领导人通了电话；然而，在当前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改革、甚至推翻以美为主导的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经济体系的挑战，主要来自自己的盟友。另一对矛盾是，如何处理好美与新兴经济体（中国是其中最强的一方）的关系，美视其与新兴经济体的关系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但在为数不少的美国人（也包括其盟友）的眼中，更多地是竞争，还夹带着挑战与威胁；然而，正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资金相当程度地“支撑”着美国。美需要发展与新兴经济体的关系，奥巴马也这么做了，在与盟国领导人通话后，他与数个发展中新兴大国领导人通了电话。处理好任何一对矛盾或关系并非难事，但要妥善处理好这两对矛盾之间的关系，这是奥巴马政府所无法回避的，它关乎重振美国的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的外部环境，不仅仅是几个电话，还需要具体政策，更需要有战略上的考量。基于此，奥巴马需要在权衡与盟国和新兴力量关系的基础上认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深化日渐成熟的中美双边关系，这是历史的选择。
中美关系3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战略互信是两国关系的关键。互信加大，两国关系就前进，即使出现重大困难，也能从战略高度加以排除、解决；互信下降，两国关系则停滞或倒退，没有问题也会顿生是非。衡量互信程度的标尺是平等。从传统标准的角度看，中美之间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互异，文化历史和国力强弱差异很大，鉴此，互信之难，平等之可遇不可求可想而知。尤其在台湾问题上，美虽然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在心中始终未认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在亚洲安全、亚洲秩序和亚洲利益的问题上，美行为所指十分明显；在未来全球地位问题上，美心中认为中国是挑战、是威胁，并常常流露出来。即使在中美合作最好的经济领域，美对华投资那么地受欢迎，还常常受到优惠政策的待遇，而中国对美投资就没有那么顺利，各种障碍频频出现，反差确实很大。然而，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挑战，共同的战略考量又把双方连结了起来，从打开相互关系的大门到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最惠国待遇，正常贸易关系到致力于发展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和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从人权责难，“炸馆”、“撞机”事件到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这一切都表明，双方互信在不断扩大。
扩大交流，增进了解，增加理解是加强互信的良好途径。现在，中美间的交往应为历史的最好时期，美大选中中国议题未过多涉及，表明两党在对华关系上共识是主要的。大选后，不少智者仁人都在进言献策，奔跑在北京——华盛顿之间，促进两国关系发展，有美国学者甚至发明了“中美国”新词，建立“两国集团”，预言中美共治天下。笔者不敢苟同，但这至少表明今日之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位置在上升。
如果说，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和尼克松、基辛格共同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其意义远超过当时双方的战略考虑，那么今天加强互信和合作，对两国、对世界更具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时代已经为两国提供了机会。据媒体报道，美新政府可能提升两国战略对话层次，扩大战略对话领域，若如此，好事也。笔者斗胆预言，奥巴马有可能打破美新政府组成后中美关系的怪圈，缩短磨合期。新被提名的希拉里国务卿也已表示，中美合作的空间很大。
看今日之美国，奥巴马当选总统应该是百感交集，他创造了奇迹，美利坚历史上将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面临重振美国软硬实力的挑战，国难之大和期望之高难以想象。应当是美国需要新时期的“马歇尔计划”的时候了，这是首当其冲的现实任务，也是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美需要一个靠得住的伙伴。中国改革开放30年，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综合实力已名列世界前四，发展活力无限。今后10-20年，将是中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时期，堪称战略机遇期。中国需要稳定的发展环境，需要调整发展结构。中美经济互补性很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双方战略目标出现了历史性的吻合。合作是时代的需要。
奥巴马当选总统战略决策的国际环境正处于两对矛盾之中：一对矛盾是，美与主要盟友之间出现了相当程度的不和谐音。从传统思路出发，奥的优先考虑将是巩固和加强与盟国的关系，奥这么做了，胜选后，他即与九个盟国领导人通了电话；然而，在当前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改革、甚至推翻以美为主导的现行国际金融秩序、经济体系的挑战，主要来自自己的盟友。另一对矛盾是，如何处理好美与新兴经济体（中国是其中最强的一方）的关系，美视其与新兴经济体的关系是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但在为数不少的美国人（也包括其盟友）的眼中，更多地是竞争，还夹带着挑战与威胁；然而，正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资金相当程度地“支撑”着美国。美需要发展与新兴经济体的关系，奥巴马也这么做了，在与盟国领导人通话后，他与数个发展中新兴大国领导人通了电话。处理好任何一对矛盾或关系并非难事，但要妥善处理好这两对矛盾之间的关系，这是奥巴马政府所无法回避的，它关乎重振美国的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的外部环境，不仅仅是几个电话，还需要具体政策，更需要有战略上的考量。基于此，奥巴马需要在权衡与盟国和新兴力量关系的基础上认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深化日渐成熟的中美双边关系，这是历史的选择。
中美关系30年的发展历程表明，战略互信是两国关系的关键。互信加大，两国关系就前进，即使出现重大困难，也能从战略高度加以排除、解决；互信下降，两国关系则停滞或倒退，没有问题也会顿生是非。衡量互信程度的标尺是平等。从传统标准的角度看，中美之间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互异，文化历史和国力强弱差异很大，鉴此，互信之难，平等之可遇不可求可想而知。尤其在台湾问题上，美虽然表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在心中始终未认可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在亚洲安全、亚洲秩序和亚洲利益的问题上，美行为所指十分明显；在未来全球地位问题上，美心中认为中国是挑战、是威胁，并常常流露出来。即使在中美合作最好的经济领域，美对华投资那么地受欢迎，还常常受到优惠政策的待遇，而中国对美投资就没有那么顺利，各种障碍频频出现，反差确实很大。然而，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挑战，共同的战略考量又把双方连结了起来，从打开相互关系的大门到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从最惠国待遇，正常贸易关系到致力于发展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和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从人权责难，“炸馆”、“撞机”事件到战略对话和战略经济对话，这一切都表明，双方互信在不断扩大。
扩大交流，增进了解，增加理解是加强互信的良好途径。现在，中美间的交往应为历史的最好时期，美大选中中国议题未过多涉及，表明两党在对华关系上共识是主要的。大选后，不少智者仁人都在进言献策，奔跑在北京——华盛顿之间，促进两国关系发展，有美国学者甚至发明了“中美国”新词，建立“两国集团”，预言中美共治天下。笔者不敢苟同，但这至少表明今日之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位置在上升。
如果说，当年毛泽东、周恩来和尼克松、基辛格共同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其意义远超过当时双方的战略考虑，那么今天加强互信和合作，对两国、对世界更具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时代已经为两国提供了机会。据媒体报道，美新政府可能提升两国战略对话层次，扩大战略对话领域，若如此，好事也。笔者斗胆预言，奥巴马有可能打破美新政府组成后中美关系的怪圈，缩短磨合期。新被提名的希拉里国务卿也已表示，中美合作的空间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