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时代：剩女的爱情想象与怨妇的“阴道通往灵魂”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陈永苗
任何一场历史阶段的政治使命，其控制权，都会由权贵和知识精英转向民众。改革尽管无不来自民众的发动，但是一开始方向盘并不在民众手上，到了今天，民众抛弃了改革话语，掌握了方向盘。如果知识精英还不想放弃改革话语，那么这种改革，也必须是人民改革，也就是人民主导方向盘，而知识精英打下手的改革。
而且只有把界碑移动到后改革时代，这样的人民改革才可能启动，只要是滞留于改革时代，那么改革必然与权贵纠缠在一起，不可分割。也就是说知识精英，要么给权贵打下手，要么给民众打下手，不可能成为政治总体性或者公共利益的化身。
人民改革完成的任务，将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个使命，也只有在后改革时代，找到维权运动作为民众政治参与的良好方法，才有可能。基于如此，我们可以断定，一种在专政领导下结束专政的政治体制改革白日梦，是一个空洞的道德诉求，与民众没有任何血肉相连的亲缘关系。与知识精英恐怕也没有任何关系，仅仅是白日梦而已。
改革有一个内在的致命缺陷，那就是离不开中央集权的推动。当中央集权难以忍受，就放权，一放权就乱，中央集权不足，不足以推进改革。而一极权，那么与改革目标相反。在放权与极权之间循环。维护中央集权与改革之间的内在矛盾，需要到后改革时代，才能解决。
这里是一个两难，改革依赖于中央集权，但是改革要消解中央集权，于是便出现了两种决断，一种是，贯彻到底的改革消解派；一个是陷入更加大的，更加复杂的张力的，先维护中央集权再说，至于维护中央集权，还能指向改革，以及改革消解中央集权的目标，他们不考虑。虽然他们嘴巴上赞同改革的最终目标，但是是他们搁置起来的。如此强化政治权威，来保持更大推进改革的不可能性的“可能性”。这里的意思是本来强化政治权威，是为了更好的推进改革，结果更改不了。
所以焦点就在于当下的政治立场是要消解还是强化中央集权。在市场经济中寄托自由期待，让市场经济为立宪准备条件，并且把这个过程，当做一种线性的进步过程，就容不得半点退步和政治不正确。每一个时间节点上，每一个领域，都是战场，不被进步占领了，就被落后占领了。任何退步和政治不正确，或者异质，将造成千里之堤坝，毁于一个蚁巢。很有逆水行舟的悲壮，退步或不进步，就后退千里，很难鼓足勇气前进。
下一个界标，需要这个界标确定下来，指明方向，否则就没有了信心。相当于剩女，要不断男友对他说，我爱你，才对爱情有信心。急迫地，不顾任何社会经济条件的要实施市场经济。当要实施市场经济成为是首要关切，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甚至损害目的的手段，也成为嗟来之食。
这里当然还体现出来，对于改革目标达到的急促感。急促感造成了手段的不管是非。我这里谈论的手段的不管是非，并不是道德上的，而是手段与目标之间的因果关联。
进入后改革时代，就把改革的目标和总体性与政改剥离开来。在改革派的理想中，只要一政改，一切都会好起来。可见这里有一个模糊的政治救赎理念，也就是政治可以重塑新天新地，所有的悬而未决的，积累的难题，都会在政改中迎刃而解，冰消雪融。政改被当作改革的目标和总体性的化身和实现。
政改是一个非理性的黑洞。这里完全是渴望，期待，而没有任何理性的可行性方案。用说服的方式，用一种空洞的道德诉求让一个具有巨大专政力量和历史敌意、对政治敌对力量的恐惧和警惕的既得利益集团去自杀？可以对专政实行安乐死疗法，只有一些疯子才会相信其可能性。
消解或强化中央集权这两种决断，都是改革本身的路径思考，当我们把界碑移动到后改革，改革本身不再是目的框架，这时候，就发现了二者的矛盾就消失了，能剩下来的，不是不惜一切代价贯彻市场来消解，也不是当下强化政治权威，而是改革的目标和总体性，用来重新衡量，重新评估这二种决断。
不管中央集权消解派还是威权派，改革时代所给出的，是恐惧与希望的学理表达，无关于治国，无关于理性审慎的政治技艺，都是在人心深处闹革命。例如汪晖先生的百万字皇皇巨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以缜密的学理，强大的逻辑，见证了一种渴望和激情，仅此而已。一言以蔽之“我们应该如此”。毛泽东的一句“痞子运动好得很”真是可以顶近一百万句。
威权派有一点像日本伪军的维持会会长，而不是改革会会长，尤其在政治层面的立场，几乎没有未来维度，只有当下的维度。当然他也承认政治自由化的需要，可是其当下所做，确是政治自由的对立面。国政秘书厅的文人国策，一大糊涂。80年代改革还有超越改革的意向，威权派的崛起，造成通过左右辩论，越发强化了改革路径，造成90年代改革死在改革里面。
回到当下中国语境，那么判断当下政权的强大与否，新左派认为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分裂对立，权贵横行，这是否权威弱小。所以要将强权威，须知这种分裂是一个强大的道德政治权威造成的，所以在道德政治权威加强，甚至连饮鸩止渴都不是，下毒深下越深。也就是说威权派诉诸于一种浅薄的，相当于北京出租车车司机水平的道德批判，只看到表象，缺什么要求补什么。缺政治权威，就要求补政治权威。
立足于改革时代，权贵专政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局面，到了决定性的，已经造成新的自然状态（这里改革消解派确实是躲在蜜罐里面，自欺欺人）；而且改革与权贵是不可切割的，那么与改革截然对立的文革，或者前改革专政的年代，就成了回忆中的伊甸园。这有点像文学女青年娜拉出走之后，再婚后不幸福的，于是想念霸道的前夫。并牢骚现在丈夫：你这个杀千刀的，我回娘家了。
可以说来，威权派与消解派共享一套改革初期的认识，那就是文革与改革的严重对立，这样说来，才有可能怀念前改革的权威。威权派很多不假思索的前提，与消解派是一致的，例如经济决定论，这大多是改革时代未经理性审慎考察的意见和偏见，是站不住脚的。威权派与消解派，是错误的树枝上开出来的并蒂莲。
当威权派进入哲学政治，问题又加深一步，一开始怀念前改革的专政权威，仅仅是作为一个镜子，依照出现实的不足，这时候可以与改革消解派共享很多不假思索的前提。
当这种认识，要诉诸于政治行动，要诉诸于启蒙运动，这时候就要从原初图景中一步步走远，颠转目的和手段，把作为手段的镜子当作目的，把所有的人都纳入镜子中，虚化现实中的社会和国家，通过经镜子中道德革命，把镜子分给每一个人当良心，这样以总体的良心，成一个大镜子。
首先是在镜子中的伟大政治，然后呢没有然后。因为手段成了目的，而原初目的已经到彼岸，虽然他们不最后排除镜子是为了社会现实，可是镜子中的伟大政治行动，已经断了后路，已经跳不出镜子，一切的任何思考和行动，都无法跳出镜子。例如著名读者蒋庆的思路变迁，可以作为绝好的病例。
这时候，为了加强专政权威这个目的，就可以不择手段了，例如甘阳否定改革与文革的对立，满嘴柴胡什么社会主义儒家共和国。原来共享的很多错误前提，就遭到了威权派否定。威权派为了和改革派离婚，就不管人和非议，与前夫同居了，并且把在孔子那里打结婚证。威权派的思考，属于女人阴具的思考，“阴道通往灵魂”这个原理对他们是适用的，谁占据了宝座，谁就有绝对权威。
从滋生到今天，威权派始终被一个对主流的反叛和篡夺的激情和欲望支配，这种东西很大程度支配了威权派的不理性，它的话语姿态和政治立场，为了反对而反对，掩盖浪费了其中的卓越见解。由于处在经济自由主义压迫的话语劣势之下，威权派，更显得是一种故意那么说，或者撒娇。
威权派由社会主义向前看和超越的乌托邦，转向法西斯主义向后和后退的乌托邦。向前是高科技的火葬场，向后是传统的土坟。仅仅表达双重叠加的绝望和恐惧，焦虑。第一重是1949年之后的社会主义骗婚，第二重是我们别吵架了，挣来钱共同幸福，但是又被老公独占。
法西斯必定在改革血泊中产生，它必定踩不着石头，踩的是底层民众的人头过河；经济改革的实质是老百姓有了出卖劳动力这样一条活路，但跛腿的经济改革必然让权贵攫取大部分财富，并造成社会矛盾加剧。
道德政治的思维方式，才认为历史已经把法西斯“千年帝国”埋葬在地堡里，因为他们需要如此，设置了历史地狱，然后把内在的缺陷和邪恶，假想地推到历史地狱中去，这样人间就安全了。
可是法西斯主义是现代性本身的缺陷，内在于现代社会，随时都能复活。从经济自由必然到政治自由，就能提供这种安慰，那就是过去极权因素，慢慢融化，慢慢到地下，不再复活。如此是走在康庄大道，不愿意康庄大道两边的黑暗处，随时出现魔鬼。他们认为魔鬼在于身后，被抛弃了的，只要行走的快，不要被追赶上来，而不是就在羊肠小路路边，或在改革进程之内。
改革时代用念力来替代政治科学，用信仰来替代政治哲学的办法，是一种无果花，将是无果而终。改革时代是一个世俗神学和信仰，以及衍生而来道德服从的时代，是一种准宗教信仰生活的，而不是实实在在政治行动的时代。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冲突，都被进一步强化。以一个政治哲人的眼光来看问题，改革时代异常可悲，属于白活，而且在垃圾场积累了更多的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