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巫卜，从古至今，遍存于世界各地与各民族之中，只有程度上表现轻与重的不同，则不存在有与无的区别。在世界范围内，就宗教巫卜之风的总体性根源而言，它起源于原始社会中原始人类“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方式，宗教巫卜正是在此种原始思维定式的影响下，由原始社会中的图腾崇拜延续、演变而来。但是，中国在这方面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例外。像有些学者那样，一谈到中国古代的一些史事，甚至谈到现在某种民族风情，也一律都依世界学术界流行的说法，言之为“图腾崇拜”的表现，则并不完全正确，乃至是完全错误的。学者所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错误而不能自觉，其原因就是在做学术研究中，往往爱简单地袭用世界学术研究领域一些通行说法，而忽视了对中国历史的深入研究，特别是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存在着重大的错误认识，不承认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体系的存在，不承认中国古典哲学经典著作的存在，不承认中国古典哲学产生之早，就是其错误观点得不到纠正的极其重要原因之一。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详细讨论过的那样，中国至少在距今七千多年以前，甚至极有可能是在万年以前，就产生了合“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四维为一絷的历史、唯物、辨证、求实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并且发明了以图案画为教、学、传承载体，克服了无文字为语言载体的传播困难，使这种哲学得以成功地传承到了有文字以后的历史上。中国文明发达之早，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进步在很多方面都走在了世界的前面，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华民族具有勤劳、智慧、勇敢、自强不息、团结凝聚的伟大民族精神，以及中国在先秦历史上神话产生很少等等，都与中国古典哲学的产生、传播、普及和普遍应用为一种社会指导思想，是有着最为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正因为是如此，在中国上古的思想史上，早已不受原始思维“万物有灵”的影响，其所谓“图腾崇拜”只是在追溯史事，以及姓氏起源上有所表现。中国先秦历史上无宗教，无神论占社会思想的主导性地位，正是此种客观历史情况的真实反映。

 

中国的宗教巫卜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毫无关系，中国的宗教巫卜是夏禹以来历代封建独裁统治者为实行愚民以治，大搞“神道设教”的产物，以及由国外传入而造成。

 

在中国的“巫”与“卜”原是两回事：巫最初是指上知天文、下懂地理、中通人事的高级知识分子，如天文学家、医学家、史学家、法学家、主管礼仪的职官等，如黄帝时期，今北京市西、涿鹿县南的灵山，就有“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①，这是其时的一个科研机构所在处。其巫字的字形在甲骨文中刻作“ ”^②，至周初，由于周朝统治者规定了以六十四卦作为占卜工具，以此取代了龟占，此巫字稍变而作“”，其字形的表意明显为双手捧枯草棍以卜于天地（乾坤）之间吉

 

 

 

 

 

 

凶之事。到隶书成“ _{在牛胛骨上用钻具钻孔，所以，也就很自然地将钻具之形“ ”^③作“卜”字使用。}”形，其字形的变化与历史事实是吻合的。自夏禹破坏五帝时期“以民为本”，“天下为公”，帝位传承实行“选贤任能”的禅让之制，而行以天下为私利的帝位传于己子，实行了君主独裁统治之后，帝王就为一己私利进行愚民以治，倡导占卜：“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①自夏代开始了占卜的风行，商代龟占成为了帝王们的重要活动之一。所以，占卜的占字在甲骨文中为“”^②，其示意明确地指明“占”就是

 

占卜始于夏代，盛行于商代，它是夏、商神道设教愚民之术的产物。初用牛骨，继用龟甲，于甲骨上钻孔后烧烤使之裂出兆纹，依此判定事物的未来吉凶。商末，西伯姬昌研究了用中国古典哲学经典中的六十四个卦画作为占卜工具，并为此在《连山》、《归藏》的基础上改造《易》经为其日后进行愚民之治服务，其经过精心改造的《易》经版本，就命称《周易》。周初，将用《易》经六十四个卦画进行占卜又规定为国家的法律，进行了普遍的推广，这就是卜筮的由来与历史演变。

 

巫，在五帝时代是研究天文、地理、历史、医药等方面学者的一种泛称之辞，此后由于史学、天文、医学、药物学的研究各有其称，夏代以来“巫”便逐渐演变为装神弄鬼为统治者愚民服务者的专门称谓。

 

 

 

 

 

中国的宗教产生很晚，它是秦汉以来，秦始皇、汉武帝之类信方士，求成仙，鼓动起一股封建神学迷信之后，到了后汉才产生的崇神迷信组织，谓之“道教”，对此我们已经讨论过。至于佛教、伊斯兰教等，则是由外国传入，这也是世界文化交流给中国带来的宗教，我们大可不必为此而感到自豪！

 

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没有像有些西方国家那样实行过政教合一，但是中国的宗教也同样是在封建统治者们的扶持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佛教的传入是如此，道教历史上的急剧膨胀也如此。不论是什么崇神宗教，其核心性的指导思想，本质上是主观唯心论，是反科学的，如1616年罗马教庭封禁哥白尼所著的《天体运行论》，布鲁诺因支持哥白尼的科学观点，被罗马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并于1600年2月17日被烧死在繁花广场，以及伽利略遭受宗教迫害等，是历史的证明，现在，一些宗教电台还在播出反对由猿而人的进化论，反复强调“是上帝造人”，就又是现实的一个证明。

 

人类社会的发展总趋势，就是一步一步地走近科学。一些不科学的、反科学的势力亦还是要顽强地存在下去。但是，在科学的发展与进步越来越受到人们认同的形势下，反科学的东西就被逼得不得不利用科学的东西来包装自己，在这方面，中国也走在了世界的前头：

 

周初，迷信占卜用中国古典哲学经典《易》经作了外包装以售其愚民私货；春秋时期的李耳，用割裂、歪曲的手段抄袭《黄帝经·道原经》，在鼓吹愚民哲学的同时，贩卖了不少反对唯物辨证哲学的谬论。正因为如此，后汉以画神符、念咒语、炼丹药、搞占验、测吉凶、鼓吹以房术求长寿、服丹药成仙的迷信教派，从其一建立，就盗用中国古典哲学名称“道”作为崇信神鬼的教派名，曰：“道教”，并以《道德经》为教典；被中国封建统治者请进来的佛教，魏晋以来也将魏晋玄学的一些名词、术语、理论融入了自己的经籍中……这就如同在市场上，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者，往往大喊“名优产品”，“正宗老牌”；而牟暴利者，则打出“赔本大甩卖”的招牌；在机关里，凡不干工作、不做实事者，就特别注重写工作总结汇报，芝麻粒大一点成绩，非要吹它个斗盆大，说克服了多少困难，成绩得来不易，然后还总结出一大堆的经验；而鼓吹反科学的歪理邪说者，则又打的是“真正科学”的牌子，无不声称是经过了“研究”、“考证”的新观点、新理论……这是因为，在科学技术越来越发展，学科学、用科学成为世界潮流的形势下，鼓吹居心叵测的歪理，反对科学的势力，不打出“科学”的旗号，就不能骗人的缘故。

 

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就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还应当对夏禹、姬昌、姬旦鼓吹的“神道设教”、迷信占卜，李耳在《道德经》中鼓吹的离经叛道、愚民之说，进行认真的清理与批判。因为，对这些大宗的文化垃圾制造者，我们还从来未进行过认真的批判，甚至，到现在还有人在为其唱颂歌，说这些人是甚么“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