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评论》 主编 汪林海

土地问题始终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事。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往往与土地兼并、农业税过重、农民生存出现困难有关。而我党的胜利，也是土地政策的胜利。我党“打土豪，分田地”这一土地政策主张，吸引了而贫苦人民参加革命，推翻了美蒋政权，建立了新中国。

老一辈同志们依靠正确的土地政策打破了一个旧世界，新一代的同志们，我们如何靠土地政策，来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是全党同志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严峻的，党内同志，包括党内的负责同志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前的土地政策存在诸多问题，改革刻不容缓。在当前的土地政策之下，土地不能有效地流通和交易，不能经济合理地使用。农民合法利益得不到保障，有限的土地资源不能得到合理利用，许多干部在土地审批过程中贪污腐败，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恶化了政府-企业关系和政府-群众关系。更重要的，当前土地政策导致扭曲的房地产市场，导致高房价和和房地产泡沫，这一方面严重威胁了城市中年轻人的生存权利，另一方面也成为诱导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重大隐患。

过去，我们犯了很多错误，这些错误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我们需要承认这一点。农业生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带来的是约2000万人死亡，他们活活饿死了。我们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认识问题。

而现在的问题仍然是认识问题。有些问题，想和大家一起商榷。

一、土地集体所有和农民生存保障

当前，政府没有给农村居民提供生存保障，农民的生存保障来源于拥有的土地，事实确实如此。一些同志认为，正是当前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给农民带来了生存保障。按照这些同志的逻辑，我们就应维持当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因为这样可以给农民生存保障。

事实上，给农民生存保障的方法有很多。当前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或许不是最好的。例如，我们完全可以把农村的土地私有化，然后禁止土地交易、转让。这样，每一位农民都世世代代终生拥有一小块土地，作为生存保障。这比起土地集体所有，并不会差。而且，由于土地私有化了，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整修、投资，从而提高土地的农产品产量，进而提高收入。

就目前来看，农民的养老保障和最低保障都没有建立起来。这是我党工作有愧于人民的地方，我们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解决。就目前的形势来看，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政府各种收入已达8万亿元左右，并还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就目前的财政收入而言，我们已初步具备给全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养老保障的财政实力。可以考虑拿出财政收入的15%-30%，作为居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养老保障。不管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人人都享有这一保障。

二、土地私有和土地集体所有、国家所有

大家对所有制都很敏感，我也是。在感情上，我们讨厌私有制。共产党的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但是，我们要讲经济规律，要实事求是。我们要为人民群众谋取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一个美好的愿景。如果一种所有制不能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们就要勇于废除它。

土地私有是目前的现状，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当前，在许多地方，名义上土地是集体所有，实际上，集体土地被农民按照人头均分、长期承包。除了不能自由交易、不能自由流通之外，与土地私人所有没有任何差别。而且，许多地方土地已经在不同农民之间进行了交易。这些我都亲眼睛过。简言之，在许多地方，讨论土地集体所有还是私人所有，已经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因为，集体所有制已被完全架空，土地已经私有了，只是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

那一种土地所有制能够有利于农民的利益？依我看，还是土地私有制。只有这样，农民才会放心大胆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土地改良，进行整修，提高土地的生产率。河南的一些地方，土地还是真正的集体所有，过几年，生产队的土地要重新分配。其结果是可以预见的，那就是没有人愿意把土地改良，因为今年自己花了很大力气改良土地，明年土地就收归生产队，重新分配到其他人手中了，对单个农民而言，肯定不划算。土地改良不了，生产率提不高，大家都得不到好处。

我国宪法规定，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同样是土地，就有两种不同的所有制模式。其实，城市土地，也可以采用集体所有，甚至私人所有。城市的土地属于城市人民着一个集体，由城市政府代表人民予以管理，这没有什么不妥。事实上，当前城市的土地使用和管理，与集体所有差距并不大。我们也可以采用私人所有制的方式，来管理城市土地。城市不同地段的土地给不同的居民所有，这样也是可以的，只要我们制定并执行合适的公用土地征用制度。

三、市场还是审批？

有些同志喜欢审批。被别人求着签字、盖章的感觉，真好。我们的土地使用就是层层审批的，从中央到地方。

当前，在上海、江苏、浙江，土地被保护起来种粮食，充满活力的企业没有土地建厂房，高收入的居民没有土地建住房，经济发展受阻，人民生活受损。而在安徽、云南、湖南，种粮无利可图，大量的耕地被荒芜了。当前以审批为主的土地管理制度，直接造成了这样严重的土地资源浪费。

要是在江、浙、沪多用占用1亩耕地，而在安徽、云南、湖南多耕种1亩荒芜的土地，那么，全国耕种的土地数量是一样的，粮食总产量还是一样。土地问题不就简单地解决了？

在土地市场化时，当江、浙、沪占用耕地用于建厂房时，就会导致耕地减少，粮食价格上涨，由于粮食价格上涨，在安徽云南等地种粮就变得有利可图，从而，安徽、云南等地农民就会在荒芜的耕地上种粮食，甚至还会开垦出新的耕地来种粮食，从而粮食的供应量又会增加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市场调节的结果，是江、浙、沪减少了一亩耕地，而在云南、安徽则增加了一亩耕地，粮食总产量不变。

如简单的解决江、浙、沪土地紧张的办法，在我国却实行不了。因为，土地是审批的。在江、浙、沪，企业和居民要使用土地建厂房、建住房，政府不批准，结果充满活力的企业无地可用，经济发展受到阻碍，高收入的居民无房可住，整个国家国民经的发展受到了阻碍。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用上海附近的土地来种粮食，本来就是一个巨大的浪费。上海附近的土地，是用来开办工厂，发展经济的。云南、安徽、湖南等地的土地，才是用来种粮食的。可是，当前国土资源管理的结果，是在海附近的土地用来种粮食，云南、安徽的土地荒芜。结果上海附近的企业和居民无地可用，安徽、云南等的居民任由土地荒芜。

如果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结果，是放眼望去，以上海为中心方圆几百公里无耕地，全是各种各样的厂房，那也不可拍。因为，此时在云南、广西、安徽等地，所有的荒芜的土地肯定已经被重新耕种，并且还会有新耕地开发出来。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不会减少的。

四、确保粮食安全：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政府有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分。地方政府向地方人民负责，中央政府向全国人民负责。在许多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带有局部利益的色彩，是不可避免的，中央政府的局部利益色彩就极少。这是工作职责决定的。我们不能指望浙江省政府整天站在全国人民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当前，面对粮食安全问题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在参与。中央政府把自己定位为地方政府的上级，把地方政府当作政策的执行机构。按照我国目前的政府架构，这很自然。问题是，粮食安全问题，是全国范围的问题，而不是局部性的问题。中国缺粮了，问题就很复杂，我们很担心，因为我们担心从周边的国家买不到粮食。浙江缺粮了，问题很简单，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他们可以从江西、江苏等周边省市购买。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粮食安全问题，显然是中央政府的孩子，不是地方政府的孩子，这个孩子需要中央政府抱走。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解决粮食安全问，实际上是要求地方政府替中央政府抱孩子，地方政府自然一百个不情愿，因为，那不是他的孩子！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实际上，地方政府是不情愿的，执行起来没有主动性，而且不可避免地存在阳奉阴违，这是目前的现状。这是可以理解的。

既然粮食安全问题是中央政府的职责，而不是地方政府的职责，我觉得，在粮食安全问题上，中央政府应该抛开地方政府，自己独立承担责任，建立一个地方政府不参与、少参与的粮食安全保障机制。比如，中央政府可建立国家耕地开垦公司，专门负责在全国各地开垦耕地。在耕地减少，粮食供应紧张时，国家耕地开垦公司加大耕地开垦量，在耕地过多，粮食供应过剩是，国家耕地开垦公司减少耕地开垦量。国家耕地开垦公司的经费可以来源于各地缴纳耕地占用税—地方企业占用耕地，需要向国家缴纳耕地开垦费。这样，在地方政府不参与、少参与的情况下，全国的耕地数量也可以得到有效量的控制，粮食安全也可以得到保障。

粮食安全问题，就好比发行人民币。发行货币是中央政府的职责，不是地方政府的职责，从而货币只能由中央政府发行，不能由地方政府发行。如果地方政府也可以发行人民币，结果可想而知。各省市都竞相发行大量的人民币，以获得收入，从而，货币发行量根本无法控制，通货膨胀肯定十分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