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人才，还只是人力资源，并不一定会转化为商号前进的动力。想要将这些人力资源开发出来，充分发挥每一个人才的作用，还要靠东家的“尊才重德，知人善用”，合理利用每一个人才，给他们充分施展才华的舞台。否则的话，人才再多，也只能被闲置，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乔致庸深谙此理，不但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完善周密的用人制度，而且在对待总号大掌柜、分号小掌柜等骨干人选的安排上，更是慎之又慎，却又常有出人意料的举动。而他这些惊人之举的背后，是因为他有一颗“尊才重德，知人善用”的心。
在复字号的高级管理层中，有几位功勋卓著、声名显赫的高级经理人：复盛公大掌柜马公甫，复盛西粮店掌柜马荀，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
言谈之中识英才，马公甫平步青云
在乔致庸破格重用的人才中，最具有戏剧性的要数马公甫了。他本来是包头一家小杂货铺的记账先生，感到即使呆在小杂货铺里做一辈子，也只是个记账的，没什么前途。于是想办法结识了复盛公的大掌柜，跳槽来到了这里。由于初来乍到，没什么资历，自然也没有一点儿身股，他便在复盛公字号里做了最一般的伙计。由于他本来是个记账先生，却能屈能伸，心甘情愿地来到复盛公做最苦最累的活计，为人又十分精明能干，做事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言辞伶俐、见解深刻，常能一语中的，而且又有独创性的观点，因此颇得大掌柜的赏识。
雄才大略的乔致庸自然也远非等闲之辈，在与马公甫的交流沟通中，感到他是个不一般的人才。当即便决定将马公甫作为高级经理人来培养，破例为他加到八厘生意。不久，复盛公的大掌柜告老还乡，乔致庸便让马公甫继任复盛公的大掌柜，同时节制其他各字号。马公甫对乔东家的慧眼识珠至为感激，自然也是竭力尽忠。他执掌复盛公之后不久，便把复盛公经营得大为起色，同时带动了整个复字号的生意，使得复字号的效益更上一层楼。
乔致庸的这次破格用人，不但为自己选到了一个将才，而且给包头商界留下了一句谚语：马公甫一步登天！
英雄何须问出处，文盲“马狗”做掌柜
在那个推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大字不识一箩筐的人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但在乔致庸那里，虽然他也很推崇孔孟之道、传统文化，却也有他自己非同凡俗的见解，因而常有异于一般人的另类行为。破格提拔马荀便是其中一例。
关于马荀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说马荀原是复字号的一个“跑街的”（业务员），在向乔致庸辞职时巧遇乔致庸也想了解一下有能力的属下为何辞职，于是便有了两人的促膝长谈。这番长谈，使乔致庸对马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到此人志向高远，决非池中之物。于是决定着意培养他，先是破格提拔大字不识一个的马荀做了小掌柜，给了他一个展示自己经营管理才华的舞台。一段时间的考察之后，乔致庸感到马荀的经管才能还可以有更为宽广的用武之地，于是给了他一副资本，让他独立出来做大掌柜。
这两个版本，虽然对马荀如何得以升迁的缘因有不同的说法，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马荀由大字不识一个的基层职员，破茧而出成长为一个可以呼风唤雨的大掌柜，缘于乔致庸的慧眼识才，并打破常规、大胆用人。
因为，当时从商的人大都是能写会算的，连小财东也不会让一个文盲去当大掌柜。更何况，马荀还是一个全号闻名的“马狗”文盲呢？原来，马荀因为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便经常在需要写自己名字时将“马荀”写成“马茍”，因此成了复字号上下的笑柄。全号上下提到他时总会戏虐地称他为“马狗”。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代商界雄才乔致庸竟然在财势赫赫、人才济济的复字号里选择了目不识丁的马荀做掌柜，实为惊人之举！即便马荀本人，对于乔致庸此举也是始料不及的。他本来的意思，其实也不过是想让东家多关注一下复字号各个层次职员的才能、状况，在人事安排、经营策略上做一下调整，却没料到自己的一番高谈阔论竟然引来东家如此关注，更没想到东家会让自己“另立山头”。
乔致庸提拔文盲“马狗”做大掌柜的消息在复字号上下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暴。人们无不惊讶万分，纷纷抱着等“马狗”出洋相的心态看马荀所经营的粮店。马荀对乔致庸的决定感动之余，自然也想给那些想要看他洋相的人一个下马威，于是卯足了劲想要一展才华。其后，马荀执掌下的复盛西粮店节节攀升，为乔家复字号赢得了不少利润。
乔致庸此举，不但激励了马荀本人努力工作，尽力发挥出最大潜能，而且向复字号所有员工树立了一个绝佳的靠能力制胜的榜样：任何现有员工，无论出身、教育背景，无论职位高低，也无论资历的深浅，只要有能力、有才华，都有足够宽广的舞台获得一展才华的机会。这样的用人机制，自然是极大地激励了其他伙计的积极性，使得他们莫不想奋发工作、努力提高自己各方面的工作能力，以获得更高的职位，发挥自己更大的潜能和价值。
乱世识得高钰才，危难之时显身手
高钰是祁县子洪镇人，因家道中落，再也供不起他读书了，只好放弃科举，弃儒从商。他年仅16岁时便走进大德通票号，从最基层的学徒做起。1889年，高钰还只是个顶有三厘的伙计。当时，正值多事之秋，战乱频仍，形势动荡不安。然而，也正应了“乱世出英雄”那句俗语。见识过人、多谋善断的高钰很快便表现出了自己深谋远虑、善于审时度势并随机应变的才华，在多次的危机中使票号转危为安。
对此，山西作家郝汝椿感叹道：“若按常规，顶上生意的伙计每帐期加一厘，最多二厘，每四年一个帐期，那么高钰从1889年开始顶三厘，最快也得到1900年才能顶上九厘生意，还不能当总经理！果真这样，大德通票号也许就是另一种结局了：乔家不仅收不进几十万两白银的红利，或许还得倒出几十万白银来补亏。”
而在辛亥革命前夕，高钰凭着敏锐的直觉和深刻的洞察力，感到清政府气数已尽，而依靠官府支持方能顺利发展的商号显然会在后台轰然倒塌的时候遭到重创，于是毅然决定在当时生意红火的情况下压缩存入资金，力还外贷，并实行收敛。当时，很多人都难以理解高钰的做法，认为他此举无疑是在削减商号的盈利，与求利之道背道而驰。无奈乔家商号中实行大掌柜一人专制，其他人再有意见也只能保留。所以，大家也只能腹诽几句而已。直到后来，辛亥革命爆发，严重冲击了金融市场，致使许多对此毫无准备的其他票号损失惨重，纷纷关门歇业、甚至倒闭破产，而高钰旗下的大德通却因为早做了准备而毫发无损，继续保持稳健发展的势头。人们这才明白高钰未雨绸缪的原因，不觉对他的高瞻远瞩大为钦佩。
正是由于乔致庸尊才重德、知人善用，所以才能使得乔家的商业得以蓬勃发展，在帝国主义入侵的夹缝中顽强地生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