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屡禁不绝？有人性私道德的原因，更有体制的根由，而体制上的问题更起决定作用，只要体制上弊端不除，这种弊端就会生发出人性私德上的贪心，贪心不来，就像癌症一样，即使加以疗，也断不了根，会向社会四周扩散扩散再扩散，以至毁掉一个肌体一个群体一个朝代一个民族，甚至一个国家。
古代的官吏俸禄主要有粮食、实物和钱币等几种形式，各个朝代，各个时期，俸禄的内容和形式也不相同。一般说来“俸”指钱币，“禄”指谷物。总的来看，我国古代官吏实行的是低薪制。以唐朝盛世为例，二品官（部长）的每月俸禄只有120公石的米价。“国舅”杨国忠虽然权重一时，官俸也只有每月几十贯钱，相当于150石大米。历代官吏俸禄之厚莫过于宋朝。王安石变法时，实行厚禄，以期官吏自重，防止贪污，那时，一个正七品的知县，月俸30千文，年发绵20两，绢14两，粟20石。而，官禄过厚超出了人民的承受能力，造成了财政危机，实际上也并未能够制止贪污行为的发生。 “历代官吏俸禄之薄莫过于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重定文武官岁俸，以九品正从为差，共18级，正一品官禄米1044石，正七品的知县岁俸禄米90石（约合今5440公斤），由于俸禄较薄，使得小官舞弊以救贫，大官贪污以致富，明中叶以后官吏贪污则成了习为以常的政风。到了清代，一品官的俸银每年不过一百八十两，至于七品芝麻官的正处级，一年下来，更是可怜，年薪满打满算，也只有四五十两的银子。
可是，中国自秦以来“官本位”世袭不改，权力至上，使大大小小官员具有大大小小的特权，哪怕是最低品级的官儿童，都可以免交赋税，至于六品以上的官僚，还可以兑去本人课役，而三品以土的官甚至可以享有全免税的特权。在宋代，民员的特权更多，一个节度使月薪虽然只有四百贯，但各种补贴费高达2000至10000贯，那时的土地一亩只卖2贯钱。清代官僚则主要是靠征收赋税时大捞一把，那时有所谓的“耗羡”的陋规，这是一种附加税。耗羡一词，是“火耗”与“羡余”的合称。明代中叶以后，田赋由税粮改为征银。为了运送方便，官府要把百姓交纳的碎银在高温下熔铸成整块的银两，这样，销熔时就会有所损耗。所谓火耗，就是地方官府借口弥补所征银两在熔铸时的损耗而增收的税，属于附加税，不上缴国库，归地方官所有。羡余原意是盈余，剩余，亦指正税外增征的附加额。一言以蔽之，征粮食，运粮食有损失，征银子怕火耗有损失，于是在正额之外，加收若干粮食或银子。这笔耗羡并不归公，实际上完全落入了州县官的私囊，成为公开的照例的好处------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点破了体制上的弊端陋习，使官员们有了滚滚的财源，于是他们的生活过得花天酒地，穷奢极欲。
这种体制上的弊端也为一国之君所注意，他们也想反腐倡廉，而他们抛出的一抬就是“高薪养廉”。1723年，康熙去世，45岁的雍正登基，这是一位了解世情，具有丰富统治经验又有所建树的封建帝王。他在登上皇位的次年七月初六，便发出了将耗羡归公和设立“养廉银”制度，高薪养廉制的推行，受到了地方官的欢迎，短时间内执行较好，也收到了某种“廉“的效果。但是，乾隆以后逐渐松驰，法定加耗之外私征、贪污仍不可遏止。道光以后国力衰颓，不得不折发养廉银以充兵饷。从此腐败的势头更加严重，直至清王朝覆灭。
如果说靠道德说教不足以根除腐败，“高薪养廉”也行不通，那从文化上建设、或者来严历打击也收效不大。
我国古代丰富的反腐文化思想，在早期文献里，、“贪人败类”（见于《诗经"大雅"桑柔》），“贪夫徇财，烈士徇名”。（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贪以败官为墨”。（见于《左传"昭公十四年》），、“徇财曰贪，玷官曰墨”。（见于宋代《册府元龟》卷307《外戚部"贪黩序》），可见古代先贤很早就注意到腐败问题，并认为贪官是以谋求财产为标志的，谓之“徇财”。“玷官”是“有污点的官”，我觉得叫“脏官”最合适不过了，至于“墨”，其原意是指“贪污不廉洁”，可叫作“赃官”。我国从从尧舜时期就开始反贪，“西周时已有贪污受贿的记载”。（见刘泽华、王兰仲《论古代中国社会中的贪污》，载《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后来居然层出不穷，越反越多。明朝规定，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朱元璋还采用挑脚筋、剁手指、砍脚、断手、钩肠、割生殖器等酷刑来吓唬众官员。当然，他还特会做思想工作，他经常在地方官上任之前，与之谈心，告诉他们如何对待低工资，如何反贪拒腐防变，可谓是语重心长和蔼慈祥。为反贪，朱元璋甚至始创特务政治，让特务们监督官员；他甚至不惜让残疾人——太监们也参与了反贪。太监是皇上最后的武器，太监不好色，没有老婆，没有儿女，一人吃饱全家不饥。但效果还是不甚理想，元璋就有点不耐烦：我想清除贪官污吏，奈何早上杀了，晚上又有犯的，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元璋忘了，老子云：“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元璋当皇帝当到第十八个年头，终于发出了如下感叹：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俱久，俱系奸贪。（参见《明朝小史》卷二）。皇帝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提拔重用的人，当官久了，都成奸贪之人了。他整不明白，我们明白，那是在制度和体制上出了问题。要彻底地根除腐败，关键在于更大范围地限制官员的种特权，同时强化监督机制、管理机制和法律机制，对贪污受贿者严惩不贷，这才是治本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