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读8月6日、13日《甘肃日报·社会周刊》连载的文章《铜奔马“考古新发现”的驳正》，不禁使人万分惊谔：驳文作者手笔粗狂，竟敢篡改历史，为己所用？有些地方甚至道听途说，信口雌黄！驳论大作居然无的放矢，试问：这究竟是在“驳正”还是“驳歪”呢？稍备写作常识的人都知道一条铁的规律，撰写驳论文章必须吃透对方的论点、论据及论证过程，否将会断章取义，炮制出文革式的大批判文章，这在逻辑学上称作“诡辩术”。
众所周知，记者在撰写报道时有取舍材料的二度构思自由，新闻的内容是由它短小精悍的特性所决定的，不可能面面俱到。驳文作者指责“报道将铜奔马的作者与雷台汉墓的墓主视为一人，这是毫无根据的臆断”，针对几百字的新闻稿抡起黑旋风的板斧，不能不使人产生贻笑大方的感觉。笔者早在1992年“首届国际丝路研讨会”上就公布了《系统论破译雷台汉墓之谜——中国旅游标志“飞马奔雀”设计大师张江的初步探讨，全文共2万6千字，1995年又缩写成了《中国的图谶古币》和《金马张与铜奔马》两篇文史性文章，公开刊发在当年9月15日《兰州日报》和11月25日《民主协商报》上；同年11月3日，《甘肃电力报》记者买光立在《兰州青年报》上发表了《悬赏十八万，寻觅鉴定师》的新闻稿，不久被上海发行量可观的《生活周刊》报转载，他还在《南宁日报》上也登发了《十八万元等着你》的消息，其中强调否定文章要以笔者的论文为“有效依据”。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有些“权威仍然不屑一顾，屡屡挥舞狼牙棒，使人不禁联想起一部传统戏曲中焦赞和孟良二将在黑夜中“斗店”的滑稽情景来………祝中熹也许健忘了，社会科学只认论据不认“权威”，这也正是学术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更是“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出发点……
驳文作者开头刚落笔就犯了个“以偏盖全”的错误，未经核定就轻描淡写地说“近来几家报纸披露了一条颇为史学界瞩目的文化信息”，果真是几家吗？实际情况是，今年6月我国发布新闻消息的权威机构——新华通迅社向全国50余家晚报签发了资深记者曲直女士的通稿《“铜奔马”考古又获新发现》，在各界引起密切关注；其后她又为《光明日报》撰写了一篇较长的专稿，发表后“颇为学者瞩目”。鉴于驳文作者以形而上学的办法“以点代面”引起了社会上的混乱认识，笔者也认为“有必要略作澄清，以正视听”。铜奔马的作者为什么是雷台墓主呢？在河西走廊中部的民乐县境内，有座“临松山”，山上一块大石头，正面刻着“金马张”三个字，该石的背面还刻着“初祚天下，西方安万年”的字句，这个人文遗迹在《十六国春秋·前凉录》、《凉州府志备考》、《河西志》、《张掖史话》等著作中都有记载。因西晋末年社会上传闻“张氏霸凉”，还曾出现过凉州大族张越和朝廷命官张轨“争霸”的政治闹剧，结果张轨获胜建立了河西割据政权。“张氏”在河西民众中的威望是由“金马张”一手树立起来的，临松石刻的寓意是“当年金马张曾使边陲百姓得到幸福，以后他必将保佑河西平安”，这显然是古代所造的一条政治舆论，在科学不发达的年代，统治者常常利用神秘文化为自己披上一层朦胧外罩，“图谶”就是他们最主要的工具，这是预言未来的符号，分文字和图形两大类，临松石刻就属于前者。生前就享有盛名隆誉的“金马张”指谁呢？在我国古代，“金”是金属的统称，例如秦始皇没收天下兵器，熔铸成了12个“金人”，由此断定，“金马张”是个类似于“泥人张”、“神笔马良”、“铁拐李”等的外号，此人擅长铸造铜马式，并闻名于河西。世界上最早的敦煌学学者，贵州“红岩碑”最早的研究者之一，备受梁启超、张之洞推崇的武威籍学者张澍》在《凉州府志备考》中就将灵渊池（今雷台湖）记载为“霸者出焉”的地方！
驳文作者俨然是群儒公推的领袖，他侠肝义胆，铁骨铮铮地指出：“四出五珠的制作，《后汉书·灵帝纪》中明确记载为‘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竟悍然将“又”字删去，抛到九霄云外，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即是黑旋风再世也甘拜下风！“稍具古钱币常识的人都知道”，五珠钱的剪轮、磨郭现象在西汉未年王莽时期就已经出现，乃西汉未期社会动荡，经济衰败，币制混乱的反映；驳文作者在失去理智的狂努状态下大笔一挥而就，甚至连众多的古钱币辞典也不屑一翻，就断言剪轮、磨郭五铢产生于东汉晚期，大有张飞喝断单阳桥之气概，令人望而生畏……更令笔者钦佩不已的是，驳文作者颠倒黑白，将雷台汉墓的履斗式墓顶硬说成是“券顶”，以此来同洛阳烧沟东汉晚期墓相互印证，将张永明、张东辉二人“削足适履”的学术观点发挥到了一个淋漓尽致有新境界，这大概是从动画王国引进的一个发明吧？《后汉书·光武本纪》中记载，刘秀曾对“死乃崇丧”的厚葬世风发出过无可奈何的慨叹，日本考古专家白须净真以为雷台汉墓是东汉晚期贵族阶层葬风奢华的反映，这是因为他不熟悉中国历史，难道中国的“学者”也“数典忘祖”了吗？
笔者在论文中早就指出《汉书·王莽传·下》记载的起义军将领析宰正是汉明帝时出现的“张江”，东汉开国功臣有120多位，难道在《后汉书·光武本纪》中检索不到就“纯系杜撰”吗？驳文作者斩钉截铁地说：“雷台汉墓出土铜马的铭义，确凿无疑地告诉我们，墓主是‘冀’（今甘肃省甘谷县东）人”，这句话将李鼎文抱残守缺的学术观点和铜马铭文混为一谈，使读者产生莫大的误会，决非实事求是的表述态度。
闻名河西的“金马张”一生只设计监造了一匹“铜奔马”吗？《道藏·太平经钞·甲部》中记载宗教仪式中供养“飞马奔雀”，它又是何物呢？1993年夏河县出土的浮雕式“铜奔马”又说明了什么？论定铜奔马“远非一尊”，“未免轻率”吗？东汉初正处于我国思想史的“谶纬时代”，艺术品无不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破羌将军、南阳析候张江难到不会在这样一尊品位超凡的艺术杰作中寄托自己的政治抱负？艺术大师“金马张”难道是个只以铸造明器为生的普通工匠吗？要明白艺术创作规律，猴子在打字机上跳一百年是变不成莎士比亚的！没有深邃思想的人很难创作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精品，铜奔马决非孤立于当时的历史背景而制造的一件普通明器，驳文作者食古不化，还要求别人作茧自缚，“近似于痴人说梦了”。铜奔马被定为国家旅游图形标志，从徽志的角度称其为“图案”并没有过错，小学生也清楚立体造型和平面图案的区别，驳文作者仿佛揪住了别人的隐私，前后敲打两次，这样就能充分显示自己“飞机上挂暖壶－－水平不低”吗？
1992年夏，笔者拜访了亲临雷台汉墓清理现场的张学正和党寿山两位文物专家后，已在论文中坦率地修正了合作者白明提出的“古币回收说”。由于白明不听河西文化专家、河西学院教授方步和的建议，固执地将“析像”人名断开，连累笔者蒙受耻辱，所以我们早就分道扬镖。1992年，报告文学《“马超龙雀”破译记》发表于《兰州青年报》和《金星》杂志，后被《人民日报》（海外版）、《中青报》、《金城》、《奥谜》转摘或改编。1994年，白明在该文作者王相山面前表示对笔者首创的“墓主张江说”产生怀疑，流露出屈服之意，故而笔者坚决取消了他“第二研究者”的署名权。驳文作者对这些明显的变化熟视无睹，不分青红皂白，难道要制造当代学术冤案不成？纵观旷日持久的“铜奔马之谜”大争鸣，症结都在针对新闻、散文、报告文学而无视笔者的论文。1992年李鼎文首先针对武威地委宣传部冯祯文发表于《瞭望》（海外报）和《甘肃日报·星期刊》，后被《文摘报》转载的报道，，以及王相山、宋振林两位凉州作家撰写的报告文学发难，文笔犀利的王相山在《兰州青年报》上予以反击。1994年，一个化名“郗伯施”的神秘人物在《兰州日报》上撰文责难笔者在《甘肃广播电视报》所发的散文随笔，笔者只好在《兰州晚报》上发表《郭沫若与铜奔马》一文予以解释。1995年“二张”在《甘肃社会科学》上登出长篇大论，笔者只得将论文缩写刊发。笔战至今日，驳文作者依然针对新闻稿发难，使笔者哭笑不得，冷静下来不禁发出疑问：围剿者究竟在参与正常的学术争鸣还是在故意曲解文字发动文革式的大批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