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老先生在其名作《笑傲江湖》中设计了一个绝世武功的名目——葵花宝典。其中，颇具匠心和深意的一点竟是，对于任何一位想掌握这种功夫的须眉男子来说，练成此功的一个先决条件，并不是什么老套的刻苦修炼之类，而是首先要阉割自己的生殖器！所谓“欲练此功，必先自宫”是也。
小说还为我们塑造了两位宁愿舍弃自己的命根子，也要练成此绝世武功的“奇男子”——华山派掌门岳不群和日月神教的大教主东方不败。尽管这两位“先生”在“自宫”以后，都如愿以偿地练成了这门江湖奇功。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则是，“自宫”恐怕只是练成此功的一个入门条件而已，并不是挥刀“自宫”了，就必然会像上述两人一样登堂入室，一切OK的。正因为此，坊间流行的“即使自宫，未必成功”的说法，也绝对不止是一句笑谈。
金庸老先生的小说家言自然是当不得真的。但是，倘若转换一下场景，将“欲练此功，必先自宫；即使自宫，未必成功”的说法，由虚幻的“江湖”移植到中国历史上的南汉小朝廷，并将其略改为“欲想做官，必先自宫；即使自宫，未必成功”，则显然是再恰当不过的定语了。
相对于中国历史上汉、唐、宋、明、清等动辄持续百年以上的赫赫有名的朝代，处于唐、宋之间的南汉小朝廷属于不那么知名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因此，有必要就这个政权的简单情况在这里罗嗦几句：
据记载：南汉是五代十国时期，在广东等地区建立起的一个地方性割据政权。公元917年由刘岩正式立国。公元971年，北宋名将潘美率领宋军攻入南汉，南汉遂亡。屈指算来，这个政权一共才存在了50多年。
正像本文前面所述，类似南汉这样的一个仅仅局促于南粤一地的割据政权，如果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几乎是完全可以将其忽略不计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政权在某些方面非常特殊，又实在令后人忽略不得。这种特殊性的表现是：就在南汉小朝廷覆亡的最后几年里，它竟然完全沦落成了一个举国官员尽皆太监、政权全部由太监把持的怪胎国家。应当说，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两年多年历史上，像南汉这样的“太监国家”，还真的是有点空前绝后，闻所未闻。
关于这一点，北宋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在其主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中有如下描述：“辛亥，南汉主祀圜丘，大赦。未几，以龚澄枢为左龙虎观军使，内太师，军国之事皆取决焉。凡群臣有才能及进士状头，或僧道可与谈者，皆下蚕室，然后得进，亦有自宫以求进者，亦有免死而宫者，由是宦者近两万人。显用事之人大抵皆宦者也，谓士人为门外人，不得预事，卒以此亡国。”
记得好像是胡适先生吧，曾经把“太监”与“小脚”、“纳妾”、“麻将”等并列在一起，称为中国的“国粹”。既然是“国粹”嘛，自然就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稀罕玩意儿。若从这个角度看，则太监虽然在我们这里也的确是“独”得可以，“古”得可以，但若一口咬定了就是我们老祖宗独有的宝贝儿发明，似乎也并不合乎历史的真实情况。
考诸世界各国的历史便可知道，比中华文明更其悠久的苏美尔文明和波斯文明以及其后的拜占庭帝国、罗马帝国，也都有在皇帝或者国王的后宫役使太监的记录。既然如此，这太监的发明权就不可能算在我们中华文明一家的头上。当然，虽然有苏美尔人和波斯人“专美于前”，拜占庭帝国和罗马帝国“专美于后”，我们中国在太监文化方面的造诣上面，也的确有着令世界其它民族所望尘莫及之处，这就是：我们的太监文化持续时间之长至少在两千五百年以上，一直到1911年满清王朝彻底翘了辫子，才算从法律意义上彻底做了个了结。如作如是观，则太监文化在我们中国的确可以算做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难怪胡适先生要将其列为“国粹”之一了。而在这种洋洋大观的太监文化延绵流长之下，竟然在南汉小朝廷形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太监国，男人非割掉自己的生殖器而不能出仕为官，则无疑又是太监文化极端发展之下所盛开的一朵奇葩。
一个困扰我们后代人的问题在于，南汉的最高统治者———刘氏集团为什么要在其治下的南粤地区，搞这么一项“制度创新”，推行太监治国的政策，非要把全国当官的或者想要当官的须眉丈夫全都弄成没有生殖器的中性人不可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就不能排除这个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严重变态的成分。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像刘氏集团这样驾御一个根本没有办法做大、做强的地方割据政权，而又同时面临着临近的一个非常强大 敌对政权的情况，其统治者患上严重的变态疾患的例子并不鲜见。比如，明末社会大动乱时期偏安于四川等地的张献忠政权，就是一个变态到以杀人为乐趣的怪异政权。而这样的割据政权之所以非常容易走火入魔，变得失去最起码的人性，鲁迅先生曾经有精彩的分析。先生的分析倘若用一句话来总结，便是一种“末日情结”在作怪。其背后隐含的逻辑大约是：反正这天下也没有我的份了，与其把已经到口的这块肥肉拱手让给别人，不如我先把它弄臭了，谁也休想吃到。其实，与其后疯狂杀戮的张献忠政权相比，南汉的刘氏集团并不想要人的命，而是只想要男人们的命根子，两者相比，总算还是有那么一点“仁慈”的吧？
统治者的变态当然是一个不能排除的因素，但是也绝对不能单单只从变态的角度来解读南汉政权的这个荒唐政策。更为关键的一点，还是要从南汉政权的最高统治者特殊的治国逻辑出发考虑问题。
根据史书的记载，这个南汉政权在刚开国的那几年里，还是颇有一番繁荣振作之相的。当时，由于北方处于长期的战乱状态，大量士人南下广东，这无疑为南汉政权提供了一大批可供使用的治世之才。而南汉的开国皇帝刘岩也颇能倚重这些士人。于是，在南汉建国的前期基本上做到了“府库完实，政事清明，辑睦四邻，边境无恐”。
但是，南汉政权专制独裁的体制特点决定了这个时期即使真的存在过，也不过就是昙花一现罢了，嗣后而来的必然是江河日下，“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这几乎是所有专制独裁政权不可逃脱的历史规律。而国家陷入堕落阶段的一个重大标志就是吏治败坏，贪污盛行。也许，正是这个现实，促使南汉的最高统治者们认识到，这个世界上大约只有割掉了生殖器的太监们，才会因为没有家室的拖累，而最具备大公无私、兢兢业业的条件。因此，要防止官员“私”字当头，全心全意地为刘氏集团服务，惟有先让他们成为太监一样的中性人才有可能。于是，圣心独裁，一言九鼎，南汉的大老爷们们想弄个官做做，也就非得割掉自己的生殖器而不可了。
中国的皇权专制体制下，从来都是“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流行的是“上有所好，下必有效者”。既然朝廷的最高统治者制订了这样荒唐的政策，民间也只能顺应这个潮流“与时俱进”了。于是，在南汉治理下的广东地区，男人割掉生殖器以求显达，很快就蔚成了一种风气。有才能的大臣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要割；进士状元之流，也割；名和尚、名道士，倘想让皇帝青睐，还得割。割风盛行之下，有自己主动割掉以求谋个一官半职的，也有以割掉生殖器换死罪的……整个的南汉国遂演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变态者的天堂，活象一座人间地狱。而国家一旦沦落到了这样一种地步，其整治之黑暗、民生之凋敝，也就可想而知了。
按道理讲，堂堂男儿之所以为男儿，是全靠“命根子”来维系的。必须先割屌才能做官，对于一个正常状态下的须眉男儿，迹近于侮辱，几乎肯定是大多数的男人们所坚决反对和不齿的。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从南汉政权在其治下推行“割屌政策”的实绩来看，不仅没有受到其属地男人的一直反对，反而有相当一部分须眉男儿对其趋之若骛！虽然上面硬性规定：要当官须割掉生殖器，但是整个南汉地区愿意“献屌当官”的人，并没有因此而减少。足见在我们中国，这当官的吸引力实际上要远远大于做男人的吸引力。对于相当一部分人而言，为了谋个“鸟官”的位置，牺牲自己生理上的一“鸟”，又何足道哉？由于愿意割掉生殖器以求官位的人男子有增无减，在南汉地区这块“王道乐土”上，竟然衍生出了一个专门为男子阉割生殖器的行业，从业者恐怕在千人以上，完全够资格成立一个“割屌行业公会”了。这样一个依托在畸形的政权、畸形的政策、畸形的社会之下的畸形行业，一直风光到公元971年赵匡胤的军队进入广州，杀掉了500多个割屌专业户后，才算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
从整个中国历史看，尽管历朝历代都有太监，而且在东汉末年和明朝中后期，太监的势力一度甚嚣尘上，气焰薰天。但是，即使是在这些时期，太监的活动范围也基本上限制在后宫之内，而且从政策上讲，“太监干政”的情况为历朝历代所明令禁止。因此，像南汉小朝廷这样公然在全国官僚阶层内推行“太监治国”政策的政权，毕竟只是一个个案。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南汉最高统治者的治国逻辑，就不被其它朝代的统治集团所认可。实际上，举凡是专制独裁政权的统治者，在其内心深处和南汉的统治者所思所想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基本上属于一路的货色。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并没有像南汉的刘氏集团一样做得如此赤裸裸罢了。
比如，像被我们的某些影视导演热捧为“英明领袖”的汉武帝刘彻先生吧。此公虽然也和他的南汉同姓一样，喜欢割人家的生殖器，硬是把他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司马迁给“宫”掉了。但是与他的南汉同道相比，他还是更加深谋远虑一些，因之更喜欢从思想和精神层面上对天下的知识分子进行阉割。正是在这位刘彻先生当政的时候，才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管制举措出台，极力想通过这条举措，让天下的知识分子由一个个具有独立思想人格的人，演变成为一个个只知道为统治者做奴才、充鹰犬的木偶。试问：这样的做法又和南汉统治者的做法有什么差别呢？
而且，像南汉的统治者们那样割掉人家生理上的生殖器的办法，其实根本就不能完全使人彻底驯服。很有可能造一批像司马迁那样的桀骜不驯者，弄不好的话，就会产生出《史记》那样的“谤书”，给当朝的统治者好看。而在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精神上动阉割的刀子，则不惟没有血腥，而且可以保证“宫”出的是一些地地道道的丧失了独立人格的高级奴才来，实在是有效得多了。
既然有刘彻这样的“不显山，不露水”的阉割艺术，后世的独裁者们自然是“心有戚戚”，身体力行。于是，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以及科举制度都成了阉割的手术刀。在这样的严密作业之下选拔出来的官员，虽然都具有男人的生理功能，甚至像朱熹、张居正等人还具备常人所不能企及的“性能力”，但其思想上和精神上则早已被磨掉了锋芒，完完全全地成了一个“太监”了。这样的知识分子纵然再有学问，除了弄几篇文章和几首诗词自娱，或者去注释发挥四书五经的教义，以使得阉割的技术更加高明和实用之外，是决计不会创立像西方启蒙时代一样为民主、自由、人权、法治鼓与呼的原创理论的。因此，相对于南汉政权的生理上的阉割政策，这种从精神上和思想上进行阉割的办法，更加有效，也更加残酷，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
2006年6月6日-8日 烟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