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周前和星斗教授一起看到案卷的材料，从材料上来看在开封这个案件里有两个部门很搞怪，这种搞怪可谓荒诞不经，甚至到了全人发指的地步，反映的情况如果属实，真可谓人神共愤。

但这一切却司空见惯而又无可耐何。

首先是地方纪检委的职能角色。

第一点就是 滥用“双规”权力，乔金标非官非党，而是一个转了制的民营企业董事长，地方纪检委就怎么可以把人“双规”了呐。民营企业法人被双规多少有点荒唐。

这不由使人想起，湖南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给当地的民营企业发“私营企业合法权益重点保护单位”牌子，一块牌子强行收费40万，其中一个民营企业主李民主也非党非官，因为不愿买牌而被关了“双规”了20天，最后借钱28万给曾才放人。曾锦春插手郴州市宜章县经济案子，曾要求法院按他的意图一个星期内给出判决，法院的感觉事实与曾的意图差距太大，想拖拖，结果曾锦春就把法院的院长和两个副院长及审判庭长4个人全部被“双规”。曾锦春所做一切不过就是为了敛财，经查实其先后收贿3000万（另5000万收入来源不明），一个纪检委的书记竟贪墨受贿8000万，那么，他多次逆势迁生，他又要送出去多少哪？恐怕又不会少于8000万吧，这是当地一万个普通家庭3年的收入！

第二点就是纪检委的官员在法庭充当法官的角色，而法官却成了看官，这有悖于基本的常识，简直是场闹剧、荒诞剧和滑稽剧，可谓史无前例。

还有就是纪检委公然“收贿”，中纪委的副书记刘锡荣公开讲70%的官员腐败案件是由家属及情妇收受的，而开封的运管处却公然给该市的纪检委汇款43万元，原由和用途是空白。

刘锡荣总结说 “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鼎

刘副书记很无奈，都怪官员们不争气，除了钱和色好象没有别的追求了，但刘副书记讲了这么多的监督，都是体制内的监督，惟独不讲体制外的监督！都是制度惹的祸呀！

在这个案卷里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司法腐败。

地方法院该立案不立案，使维权无门；判案不公正，独立，不仅主动放弃“自由裁量权”，而且还任凭各方胡作非为，甚至冲当“狼狈为奸”急先锋。

法院是社会正义维护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社会安定最后一道壁垒。

个别官员把公共权力变成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而获得法律外的特权，这破坏了社会生态平衡和权责平衡，司法腐蚀性败是对公众依法维权关闭的最后一道门。

司法腐败是和谐社会的病毒。和谐文化是以和谐作为价值取向的文化，权力腐败滋生了价值趋向颠倒的病态心理，便腐败成为“潜规则”，再有“潜规则”显为社会规则，这是无法修正的恶性性循环。

而对应的民主国家的司法人员的监督管理严其严格、透明、规范。新加坡自独立于1994年没有一名法官犯案，德国1950以来几乎没有法官犯案，美国自立国以来200多年，仅有40佘名法官犯案。

而中国仅深圳中级法院在2006年6--10月间， 就有25名法官被双规和犯案，法院竟被纪委代管。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材料如实的基础上的。

  这一切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属于制度性腐败。人性有高尚的一面，也有卑鄙的阴影，是魔与佛的结合，民主的制度，使监督透明，阳光之下安有病菌滋生？所以人性光辉的一面就会得到体现和张扬，卑鄙之技自然无处施展。否则就会群魔乱舞，百鬼狰狞，作为国家主人——公民，就成了无言以对的上帝。

在这个案子里的律师和参与者执意维权，苛尽职责，可谓侠肝义胆，这种江湖的侠气总有让人有种久违的亲近。江湖侠士在古代往往充当第二人民政府首脑角色，当第一人民政府失灵的情况，他们就承担了匡扶正义，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责。

   把这种官占民财的案子，抛到社会上，让学者们去观注，虽从形式上虽然有点不伦不类，但也属无耐之举，这是知识分子与社会民众的结合，对社会力量发展方向是有序的引导和整合，对社会的推动和改造能力难以估量，所以各类型的政府对比讳莫如深和虎视眈眈。虽然有风险但依然很有价值，值得尝试和坚持。

  （2007年8月12日在“嘉言论坛——当民权遭遇强权”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