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流驶，的确是可以洗涤旧迹的。前两天，广东河源遭围殴的重庆农民工留下的血痕，当已逐渐淡漠以至于消失了。但是，时间的沉淀，又能让人们深味这样惨烈事件蕴蓄的浓厚悲凉——为这个时代农民工的无助与无奈。

现在，围绕河源事件某些过于阴险论调的出现，比如，河源方面的“群体恶性斗殴事件”定性，已经将人们的悲哀与愤恨点燃。一群手无寸铁的农民工，遭遇到“统一持崭新的洋铲；拿斧头、钢管、马刀”团伙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犯罪行为，甚至“被逼着跳进滔滔东江的农民工还在被人用石头砸”，这是凶残屠戮，这是草菅人命。以“斗殴”定性，是对农民工的污名，这显然与农民工话语权沦丧有关。

河源事件，其实为我们彻底展露了农民工这群“边缘人”的悲情命运。他们，只是城市里“联系松散的土豆”。诚然，我们也发现，当河源事件这样惨烈的事件发生后，有一个叫做“6。29”重庆民工临时维权组随之成立。请注意，这是一个全新的、临时的组织，这本身就足以说明，这里的农民工，长期只是处于“临时化”生存，政府对农民工的管理与服务，则是非组织化、非制度化的。

显然，“松散的土豆”，是无法抵抗资本与权力之手摆弄的。这是河源事件的一个制度源头。相关消息表明，那些为公司前去讨薪的农民工，有某种被利用的成分。也许，那些农民工讨薪，并不是欣然前往的，他们只是无奈的听命于老板。手无寸铁的他们，只是朴素简单地想，讨薪而已，至多壮壮势吧。谁也不会料想，等待他们的是可怕的罗网，由铁铲、钢刀、斧头编制的。于是，有人倒在血泊中，有人逃进滔滔东江中，罪恶的手，甚至仍未停止击打。

长久以来，农民工不曾像城市人一样，享受诸如养老、医疗、失业、住房、教育等相关福利与公共服务；现在，遇上突发事件，他们又彻底成为“被剥夺正义的人”。在河源事件中，“事发当天警察赶到后，行凶打人的富源方面凶手被带上警车，但不久，警察有说有笑地让凶手上了另一辆车，将其放走。”一切表明，在城市遭遇权利盘剥的农民工，最后连获得公权力平等庇护机会，也都沦丧得一干二净。

正是基于农民工“边缘人”的身份属性，我们看到，在对河源事件善后工作中，广东与重庆两地相关部门自说自话，意见不一。围绕事件的定性与解释，两地大相径庭，令人难以辨别。以至于建设部部长汪光焘也作出批示，要求查清事件真相。本来，如此恶性事件发生之后，相关部门理当根据事实真相，及时惩罚相关责任主体，及时对受害人进行公正的救济，是公权力应有的品质以及法律的正义使然。然而，原本不应复杂的事情，却一时间，如置云山雾水，本来完全应由法律来独立捍卫正义，最后却演绎成权力的交织干预，这难道不是是法治的悲哀吗？

这样怪异现象的出现，都说明，长期游离于城市社会正规组织和制度之外农民工，很多时候，已经现实的成为权力与政绩的牺牲品。对此，广东河源相关部门对农民工的冷漠无清与责任推卸，就是极大的明证。对农民工权利的过度剥夺，只能让到公平与正义离农民工越来越远。这是河源事件中农民工命运遭际的社会根源。

我们关注河源事件的农民工，更大的意旨在于，他们包裹于中国两亿农民工这样庞大的群体之中。现在，我们最大祈愿，就是希望它只是这个社会只会出现的一次锐痛。但是，我们更清晰的是，如果不能给农民公平的权与保障，他们就不可能摆脱被资本与权力摆弄把玩的命运。那样，对于农民工，恐怕我们可能会面对更多目不忍视的惨象，听到更多耳不忍闻的流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