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赌博是中国人的一种陋习，为人所不耻的。但是，赌博在中国还是相当盛行的。在当今中国，不光一些老百姓喜欢赌博，就是我们一些官员也是以赌为乐，有的甚至还乐此不疲，越赌越大，由国内赌到了国外，赌成了外国人的一条“财路”。
有资料记录：原湖南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述标赴澳豪赌，挪用公款1．2亿元；原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陈满雄夫妇多次去澳门豪赌，共同挪用中行中山分行资金4．27亿元，其中4．15亿元偿还赌债；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广电局局长张小川等人挪用公款2亿多元，其中1亿多元输在了澳门赌场。新华社记者调查还发现，干部赌博现已经成了腐败的温床：一些干部和私企老板，为个人提拔重用和得到“领导关心”而采用赌博方式行贿；一些基层官员不仅参与社会上的赌博，自己也开设赌场放高利贷。
近年来，美国许多赌场开始将中国大陆的企业老总和政府官员“锁定”为重要客户来源。澳门因为路近更是成为内地官员赌客的首选，每年内地赌客在澳门要输掉十几亿元，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官员输掉的公款。官员境外豪赌直接导致国内资金和国有资产流向境外，形成巨大的黑洞。
看了以上这些资料，真是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啊。深感赌博风气之可恶，领导干部赌博之可恨，给国家人民造成的损失之可怕。
其实在中国，我们党对党员干部赌博的问题，都是有明确的禁令的。在刑法上也有处罚党员干部赌博的条款。刑法第303条就规定：对赌博的党员干部依贿赂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但是，我们有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却没有按照党的要求去做，把当的政策扔到一边，把党的教育当成“耳边风”，还置国家人民的利益于不顾，深深陷落了赌博的泥潭。结果是这些“赌官”不但输掉了公款、输掉了官职、成了腐败分子，还破坏了党的形象。因此，为禁杀官员的赌博行为，地方各级党委为惩治“赌官”都出台了相应的处理规定。
今天笔者在网上就看到一条关于惩治领导干部赌博的新闻，报道的题目是《浙江铁规严整“官赌”出境赌博党政官员一律免职》。
报道中这样写道：“据浙江日报报道，今后，浙江省对出境赌博的党政领导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将一律予以免职，并根据情节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对多次出现党政领导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参与赌博的地方和部门，将追究当地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失察责任。”
初看起来，浙江省的这一规定似乎很“严格”，对“官赌”的处理也很重，记者用上了“铁规”一词也很贴切。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个规定的内容，人们就会提出疑问？为什么对“官赌”免职非要等到官员“出境赌博”时才执行这个规定呢？难道在国内赌博的“官员”就不用“免职”了吗？这个规定是否松了点呢？这个“铁规”的“铁”又体现在何处？
的确，人们的疑问是不无道理的。笔者认为，浙江省的这个“禁赌令”岂止是松了点，简直就没有达到中央的要求。
为何如此说呢？其实，我们应该清楚的，早在2005年1月，中纪委和监察部向全国的党员干部发出禁令：严禁在节日期间奢侈浪费，党员干部以任何形式参加赌博都将被免职，到国（境）外赌博的，更要从严惩处。
我们再把浙江省的“禁赌令”和中央的“禁赌令”作一比较，我们就会清楚的看出，在中央的“禁赌令”里：“党员干部以任何形式参加赌博都将被免职，到国（境）外赌博的，更要从严惩处。”而到浙江省的“禁赌令”里却成了：“出境赌博的党政领导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将一律予以免职，并根据情节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在中央“禁赌令”中，对境外赌博的官员是要“更要从严惩处”，而在浙江省的“禁赌令”里，前面加了一个限定词“根据情节”来“依法依纪严肃处理”，这与中央的“禁赌令”相比不是明显的“松”多了吗？
而浙江省对在国内赌博的党政领导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作如何处理呢？，在此报道中只有这一句话：“直接参与赌博违法犯罪活动的国家工作人员，要依法依纪从重处罚”，至于会不会“被免职”那就不得而知了。按中央的“禁赌令”也是要被免职的，但浙江省的“禁赌令”这样写比中央的“禁赌令”在具体的操作上要“自由”多了，当然也就“松”多了。
对一般党员干部的赌博问题按中央的“禁赌令”也是要被“免职”的，但到了浙江省，对一般党员干部赌博的处理规定是什么呢？变成了：“直接参与赌博违法犯罪活动的国家工作人员，要依法依纪从重处罚”，根本不提“免职”一词。
通过以上对中央的“禁赌令”和浙江省的“禁赌令”相比较分析，我们从中又知道了什么呢？我想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一个“特点”：那就是中央的政策到了省里就“松”了一点，省里的“政策”到了市里也要“松”一点。市里的“政策”到了县里，同样也要“松”一点。这样经过几层的“松”下来，最后中央的政策到了基层后，也就走了形，变了样，可以说已严重违背了中央制订政策的初衷。
试想，如果省级在制订地方法规时都不能“完完全全”地落实中央的政策，那又怎么能保证县级会“不折不扣”地去执行落实中央的政策的呢？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啊。
不过，从这个“禁赌令”的演变过程中，我们终于弄明白了为什么中央最好的政策到了地方后就一一被化解、作用消失的真正原因了。
龚玉环
有资料记录：原湖南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李述标赴澳豪赌，挪用公款1．2亿元；原中山市实业发展总公司陈满雄夫妇多次去澳门豪赌，共同挪用中行中山分行资金4．27亿元，其中4．15亿元偿还赌债；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市广电局局长张小川等人挪用公款2亿多元，其中1亿多元输在了澳门赌场。新华社记者调查还发现，干部赌博现已经成了腐败的温床：一些干部和私企老板，为个人提拔重用和得到“领导关心”而采用赌博方式行贿；一些基层官员不仅参与社会上的赌博，自己也开设赌场放高利贷。
近年来，美国许多赌场开始将中国大陆的企业老总和政府官员“锁定”为重要客户来源。澳门因为路近更是成为内地官员赌客的首选，每年内地赌客在澳门要输掉十几亿元，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官员输掉的公款。官员境外豪赌直接导致国内资金和国有资产流向境外，形成巨大的黑洞。
看了以上这些资料，真是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啊。深感赌博风气之可恶，领导干部赌博之可恨，给国家人民造成的损失之可怕。
其实在中国，我们党对党员干部赌博的问题，都是有明确的禁令的。在刑法上也有处罚党员干部赌博的条款。刑法第303条就规定：对赌博的党员干部依贿赂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但是，我们有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却没有按照党的要求去做，把当的政策扔到一边，把党的教育当成“耳边风”，还置国家人民的利益于不顾，深深陷落了赌博的泥潭。结果是这些“赌官”不但输掉了公款、输掉了官职、成了腐败分子，还破坏了党的形象。因此，为禁杀官员的赌博行为，地方各级党委为惩治“赌官”都出台了相应的处理规定。
今天笔者在网上就看到一条关于惩治领导干部赌博的新闻，报道的题目是《浙江铁规严整“官赌”出境赌博党政官员一律免职》。
报道中这样写道：“据浙江日报报道，今后，浙江省对出境赌博的党政领导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将一律予以免职，并根据情节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对多次出现党政领导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参与赌博的地方和部门，将追究当地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失察责任。”
初看起来，浙江省的这一规定似乎很“严格”，对“官赌”的处理也很重，记者用上了“铁规”一词也很贴切。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个规定的内容，人们就会提出疑问？为什么对“官赌”免职非要等到官员“出境赌博”时才执行这个规定呢？难道在国内赌博的“官员”就不用“免职”了吗？这个规定是否松了点呢？这个“铁规”的“铁”又体现在何处？
的确，人们的疑问是不无道理的。笔者认为，浙江省的这个“禁赌令”岂止是松了点，简直就没有达到中央的要求。
为何如此说呢？其实，我们应该清楚的，早在2005年1月，中纪委和监察部向全国的党员干部发出禁令：严禁在节日期间奢侈浪费，党员干部以任何形式参加赌博都将被免职，到国（境）外赌博的，更要从严惩处。
我们再把浙江省的“禁赌令”和中央的“禁赌令”作一比较，我们就会清楚的看出，在中央的“禁赌令”里：“党员干部以任何形式参加赌博都将被免职，到国（境）外赌博的，更要从严惩处。”而到浙江省的“禁赌令”里却成了：“出境赌博的党政领导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将一律予以免职，并根据情节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在中央“禁赌令”中，对境外赌博的官员是要“更要从严惩处”，而在浙江省的“禁赌令”里，前面加了一个限定词“根据情节”来“依法依纪严肃处理”，这与中央的“禁赌令”相比不是明显的“松”多了吗？
而浙江省对在国内赌博的党政领导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作如何处理呢？，在此报道中只有这一句话：“直接参与赌博违法犯罪活动的国家工作人员，要依法依纪从重处罚”，至于会不会“被免职”那就不得而知了。按中央的“禁赌令”也是要被免职的，但浙江省的“禁赌令”这样写比中央的“禁赌令”在具体的操作上要“自由”多了，当然也就“松”多了。
对一般党员干部的赌博问题按中央的“禁赌令”也是要被“免职”的，但到了浙江省，对一般党员干部赌博的处理规定是什么呢？变成了：“直接参与赌博违法犯罪活动的国家工作人员，要依法依纪从重处罚”，根本不提“免职”一词。
通过以上对中央的“禁赌令”和浙江省的“禁赌令”相比较分析，我们从中又知道了什么呢？我想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一个“特点”：那就是中央的政策到了省里就“松”了一点，省里的“政策”到了市里也要“松”一点。市里的“政策”到了县里，同样也要“松”一点。这样经过几层的“松”下来，最后中央的政策到了基层后，也就走了形，变了样，可以说已严重违背了中央制订政策的初衷。
试想，如果省级在制订地方法规时都不能“完完全全”地落实中央的政策，那又怎么能保证县级会“不折不扣”地去执行落实中央的政策的呢？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啊。
不过，从这个“禁赌令”的演变过程中，我们终于弄明白了为什么中央最好的政策到了地方后就一一被化解、作用消失的真正原因了。
龚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