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格的诗意构

———浅评雪潇先生的诗

　　在拜读雪潇先生的诗作时，我还是一个不大懂诗、更不会写诗的学生。更甚者，我对诗歌理论几乎一无所知。在这样的情况下，去评一位著名诗人的作品，未免有些荒唐，但幸运的是，雪潇先生是我的老师，我想只有老师才会接受一个学生的荒唐行为的，这样，我就少了一些世俗的压力，大胆的谈一下自己的感受。
    　对于什么是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确切的说，我不知道诗是什么。尽管中国文学源于诗，诗也是最重要的文学体裁之一，但作为搞文学的我对诗却是很少了解，大多凭感觉而已，有时偶尔写几句，大概都是散文的笔调。那么，究竟什么是诗呢？雪潇先生本人有一番独特的见解：“什么是诗歌？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最完美的答案也许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认为，‘诗’这个字，从‘言’，从‘寺’，在语言学家看来，也许只是个形声字，但在我看来，却是个会意字：言之寺：言语的庙堂，语言的圣殿，是言语前来朝偈的地方，是人们通过语言忏悔与祈祷的地方，是奉献真诚的地方，是走进神灵的地方，是与神对话的地方……”。雪潇先生是这样理解诗的，同样也是这样创作诗的。
    　在我看来，诗不仅仅是“言语的庙堂，语言的圣殿，”，更是心灵的圣殿，灵魂的庙堂。具备一般文化人格的人，他们的语言都是心灵的外化，灵魂的复现，所以说，诗表现出一种文化人格。而雪潇先生的诗则表现出一种超然的文化人格。比如他的诗“九月九/是一朵淡蓝的菊/和一朵浅黄的菊/无言的话别”《九月九》）。那九月九的相聚，九月九的告别，是花与花的告别，淡淡的菊花香里有一种淡而有情，淡而有爱的深厚感情。这是对人生自然状态的歌颂。又比如，“雪最后都退到山沟里，像古代的隐士和菊花/——所有的雪山都站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边上，（《南山上的雪》）纯洁的雪在人间无处生存，只能退到山沟，隐居在世界的边上，作者的思想此刻升华了，他对世俗的鄙视，对物欲的反感，决定以陶渊明的那种超然精神去生活。
    　雪潇先生的诗有一种庄子哲学的意境。王若冰先生在他的《最疼的是灵魂》一文中指出：“诗人的灵魂永远负有人类共同的伤口”。这是对诗人，对诗的高妙诠释，是对诗真正的理解。这也表现出诗是一种心性的表征。严格的说，诗是一门心学。“诗歌之于人类发展史的现实意义，就是在于真正伟大的诗歌文本上是直迫人类生命，灵魂及情感的”（王若冰的《倾听与呈现》），也正说明了这一点。雪潇先生的诗正是那种心性的表现，比如，“旧楼/是我们生活的一些沉疴与块垒/是阳光下一方让人感动的沧桑与灰暗”（《旧楼》）。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的怀旧心理和灵魂深处的那种心灵的纯真。又如，“像一位塞外的英雄背着一把长剑疾走/甘肃的山丹 背着一截长城向风沉默”（《甘肃山丹》）；“小小的死亡 到了河西/全都这样大开大合”（《峪关魏晋古墓群》）；“望着月牙泉/天空和大地都宁静了下来 天边的风尘也宁静了下来/世界打开了一扇通向寂静的/月牙之门”（《鸣沙山●月牙泉》）。诗人雪潇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灵魂给我们唱出了西部的荒凉，雄壮和忧伤。用诗诠释了一种文化的失落。他那种心灵上和精神上的自由，“秉道德而浮游”“游心于物之初”的思想，向人们展示了真心灵，真性情，真自然的诗人雪潇。
   　雪潇先生诗中的“心性”很多人用“禅意”来形容。而我用“心性”。“心性”是庄学传统，禅宗则是受庄学影响的，所以，我认为雪潇先生的诗中处处充满的是“心性”之美，“心学”之美。他在《书法》一诗中说：“书法 一种生命之法”，“如泣 如诉/亦如灵魂起舞”，这是一种人与自然合一的精神的愉悦，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诗人的自由人格，表现了诗人的心灵境界，不计利害，完全向自然界敞开心扉。空灵而有光明，达到了一种最自然的心灵世界。
    　雪潇的诗中还表现了一种健全的文化人格。诗人的笔下，各种意象：雪、太阳、鹰、蝴蝶、雨，甚至面条、茶壶都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而把这些文化现象表现出来的仅凭诗人的文化人格。比如：“坐在莫高窟/先知想等一等后面的人 兼济天下/不料一等就是千年”（《敦煌》）。 表现出对文化的反省，反思，以及对文化流逝的个性思考。“佛用一种手势表示高贵的宁静/佛用一种目光表示肃穆的伟大/佛告诉我们人生最重要的只是呼吸与心跳”（《面对莫高窟》）诗人在诗中表现了人在自然面前，在永恒的的时间面前的渺小，以及对生命的顿悟。我们在诗人的诗集《带肩的头像》第四辑“向南向北”中，似乎能寻找到一种“文化苦旅”式的人文内涵。如果说，余秋雨用散文诠释了他的文化人格，那么，雪潇先生则用诗歌塑造了自己的文化人格和文化意识。
   　我不大喜欢称雪潇为西部诗人或甘肃诗人，这些只是对诗人在地域上的界定，而不是在文化上的界定。所以，我更喜欢称雪潇为诗人，一位纯粹的诗人，一位真正的诗人，一位具有文化人格的诗人。雪潇先生是用诗歌构建了他的健全的文化人格。所以，我希望大家用文化去界定雪潇先生，界定雪潇先生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