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杂文家”变得多了，许多文人学会了揭、批、骂、咬。李敖在骂，宋祖德在咬，郑渊洁在喊，王朔在狂……评论员在贬骂，主持人在怒吼，作家们在叫嚣，经济学家在嘲讽……骂政府的、骂政策的、骂名人的、骂行业的、骂理论学科的……似乎不“骂”难成名，似乎不“咬”难扬名……刹那间，文明的华夏大地突然间多了许多噪音。“喊骂声”声声入耳，“乱咬风”越刮越烈。不骂者何以成名扬名，借“骂”成名扬名者昌，学问似乎都搞大了，有名了，有分了，名利双收了。〗
这年头怪事不断，“狗养多了”，所以久而不闻的“汪汪”声也就响彻生活；“狗养多了”，疯狗也就泛滥四处能闻咬人叫嚣声，“狂犬病也就随而有之”。
狗能护院，也懂人性，安分守护家园和主人，属良性狗；狗会咬人，没有驯化，脱离家园，满身野性，四处咬人，属野性狗或疯狗。
良狗守护家园，保护主人，这是狗与人类和谐相处的本性和道德，所以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成不了名，也扬不了名，这就是狗的本分。“野狗”、“疯狗”因满身野性或者携带病菌，闯到我们生活里，自然会引起人们的警惕、吸引人的眼球，刹那间也会名声大震。
不知何时起，现今社会上许多文人墨客都学会了“野狗”的野性，“狂犬”的狂性。踏踏实实做真学问的人少了，忧国忧民为解决问题而做学问的人少了，心平气和以理服人的人少了。大家似乎都不愿做能守护家园的良狗了，都在学另类的“标新立异”，就像带有野性的狗或者携有“狂犬病菌”的“狗”，四处咬人、四处传染病菌。其用意无非想借“揭、批、骂、咬”为自己成名、为自己扬名。
无名者骂，想成名；有名者骂，想扬名。总而言之，都是为了个名，如果不是为了个“名”也许骂人时早会用笔名匿名来表达主张。想当年鲁迅骂人还知道害羞，用笔名骂。现如今好了，阳光灿烂了，成名、扬名心切，干脆直裸裸地原生态，显而易见为的就是那个“名”。有名就有利啊，有名就会成为座上宾啊，就会受人呼拥啊！唉，没办法社会现实所迫！
此现象表现在方方面面、各个领域。经济界、文化界、教育界有之，传媒圈、体育圈、娱乐圈也有之。
经济学界，踏踏实实做学问的少了，解决问题探讨问题的专家少了，纵览一些所谓腕级专家，拿着国家津贴、科研费，不去务实作解决问题的学问，却到处写文章不是揭黑、批评，就是骂咬，人人都学会了鲁迅的文风，学会了李敖的手法。批完了、揭完了、咬过了，骂够了，如何解决问题也就不管了，甘心情愿去做个“杂文家”，揭、批、骂、咬就成了做学问的成名之道啊！
此种成名、扬名之道奏效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现如今社会转型尚未完善、道德价值观念意识尚未趋向一致，生活工作压力过大，人们浮躁心态、积怨心里过高，有人出来敢说敢言，说你所想的，道你所道的，迎合了你的心理需求、情感需求，自然是在社会上成名、扬名的最佳途径，如果“傻”做学问、“傻”忧国忧民，难以引起社会注意啊，也许难以迅速间名声大噪。
记得90年代初期，有几位在北京某名牌大学小字辈副教授靠此之计常常在电视台等媒体大侃大批甚至乱咬我国一些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当时笔者常为这种敢说敢言敢批的举动而欣赏，而赞美，可回头想想，其侃了半天、批了半天，却没有解决问题的答案，没有他的主见和办法，仅仅是一位杂文家的“身分”乱喊乱叫一气。然而，也就是这些人物，十几年后成为了著名的经济学家、成为了著名博导。而有一些默默做学问的、求真务实的教授，因名气小，而已经被社会遗忘、被一些决策研究机构遗忘。
现如今，在经济界像吴敬琏、厉以宁等这样的经济学家太少了，起码还能好好地做做学问，解决点实际问题。而像上面所讲的教授的“做学问”方法在经济界大有人在，在大学里成为打动学生、证明自己学问高的主要授课方式，不能不令人担忧。
近几年，张五常的异军突起，其观念、观点怪异，学术上似乎表现出目中无人，所写文章更是连风带刺，想说就说想批就批，自然赢得一些社会百姓的兴趣，再加上其赢得了个国际大奖，在大陆名声大震。这位经济学界老顽童眼下成了网上的博客写手，许多文章里表现为对一些社会经济问题发牢骚之意。一些所谓的经济学人似乎也坐不住了，有借机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的嫌疑。香港学者郎咸平开始搅和了，他公开宣布自己最尊敬的经济学家是吴敬琏、厉以宁，把张五常骂得一塌糊涂，说张是30年没做过学术研究，都是胡言乱语。看来郎先生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懂得江湖规则，要想在大陆学界混得开，须先尊大陆经济学界泰斗。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王康懋教授终于悟出门道，来一个“一箭双雕”。首先骂媒体，批评媒体把香港学者张五常造成神后，又把郎咸平造成了神。又贬“‘五常神’的神经有问题，‘郎神’是一条乱咬人的狼”，并说他要和郎咸平公开辩论，但郎咸平主动退却：“他逃了。不敢跟我辩论”。说，郎咸平在胡说八道，郎咸平被他吓跑了等等自傲言词。
“借骂名人来为自己扬名”，还有位人物不能不提，这番炒作最大收益者应该是夏业良，这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博士后不安心做自己的学术研究，不甘心做寂寞无名之辈，却不惜时间和精力写成了洋洋八千字的批骂文章，不是批张五常的学术见解，而像是在骂，一夜之间就名声大噪。
这种浮躁风、投机取巧抬高自己、为自己扬名之风，在我国经济学人中已经成为一种歪风邪气。这些所谓的经济学人在道德和利益面前，鼓吹自己贬低他人，通过扬名成为权力和利益的代言人，睁着眼睛说瞎话，蒙骗决策者和人民。是典型的机会主义代表。
在新闻传媒圈，一些体记、娱记、法记也是到处乱咬、乱骂。挖内幕、添枝加叶、道听途说做文章者大有人在，被百姓冠名为“狗崽队”。看看一些足球界评论者的文章和谈话就可见一斑。咬完了球员咬裁判，骂够了俱乐部骂足协，人人都成了小诸葛，成了名副其实的李敖式的杂文家，越咬越骂越吃香，骂声越大、咬的越高名气越大，骂个几年、咬个几下，刹那间都成了球迷心中的英雄、成了名人圈里的大名人，一呼百应。
在文化圈有名的也不甘寂寞，怕被遗忘的角落；无名者更是穷追不舍，纷纷使出杀手锏，不是揭黑，就是拜李敖为师学习侃、咬、骂之技。
在现代文化圈里，当时的鲁迅是靠以骂出名的（但其本意也许不想出名，而是特殊时期特殊环境特殊背景下自然造就出来的）。鲁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猛烈地攻击中国传统文化，也曾公开劝青年少读。据说，当时的有名文人都被鲁迅骂过，鲁迅说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当鲁迅看见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瓜分中国，他认为“中国人的人性弱、传统弱、历史弱，关键是封建思想错了，封建哲学极坏”的原因造成，于是他在《新青年》杂志写文以大骂国人形象。他骂封建社会，骂封建哲学，骂老祖宗，也骂老百姓；他骂中医，骂袁世凯，骂北洋政府，骂国民政府，他似乎要骂中华民族的一切。但他的目的要改变当时国人的思想，让国人苏醒。应该说鲁迅的成名不能不说与其批、咬、骂上过激过火有直接的关系。
当代文人李敖是以骂闻名的，也是以骂起家的，他深谙此道。他先骂蒋介石，骂蒋经国，尔后是李登辉，现在是陈水扁。谁在台上他就骂谁，谁是第一他就骂谁，到了大陆他骂季羡林、骂北大，一“骂”惊人。他常摆出一付“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架式来，狂妄自大。
王朔是靠小说出名的，但其名气却远远没有其开骂的名气大。1999年至2000年，王朔从骂金庸到鲁迅，从骂文学现象、骂人到骂汉语词汇，骂得文化界天昏地暗。王朔骂金庸骂的粗俗、浅薄，后为了制造新闻噱头，王朔干脆把自己也剥光了衣服痛打一顿。王朔骂鲁迅，有点“疯狗“式的狂妄。
王朔沉默了几年后，这次一复出，就狂妄地教训起张艺谋、梁晓声、陈凯歌等，自己却说：“实际上我是不骂的……”还“都给你们留着面子呢……”。在王朔看来，骂的人要多，骂的人要有点名气，只要有人被骂得受不了了，目的就达到了。
现在社会上谁都敢开骂了，而且谁都敢骂。演艺界一些演员、制片人、导演也不甘寂寞。以宋祖德为代表的已经搞得名气大噪。宋祖德在《他们才是炒作大王》一书中，将娱乐圈内的大腕都骂了个遍，什么“张艺谋根本没文化，没脑子”、 “陈凯歌是我见过的导演中最装腔作势的一个………俨然以大师自居，而全然不检讨自己到底有多少斤两” 。“章子怡给年轻人一个很坏的暗示？无论什么人都可能成为明星，只要你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要脸，非常的不要脸；章子怡不正是这样一个自我陶醉、不知羞耻的典型吗？”等等。…… ……
应该承认“骂”是一种文化，而“骂”这种文化有其糟粕的一面也有其进步的一面。
俗语说：“打是疼，骂是爱”。如何判断“骂”之标准？笔者认为，那就要看其动机和目的。动机和目的决定“骂”是恶意还是善意。“恨铁不成钢”骂几句或者为了唤醒人们对某件事、某个问题、某种理念的注意和正确理解骂一下，这是善意之“骂”，无可厚非。如果为了达到自己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或者为了成名扬名而去像疯狗、野狗一样乱“咬”乱“骂”，这就是值得警惕了。
的确，靠“骂”能成“名”，但靠骂成“名”的这种“名”时间久了难免会遗臭万年，难以颂传后世永垂不朽。
从目前文人圈看，杂文家变得多了，许多都学会了揭、批、骂、咬。李敖在骂，宋祖德在咬，郑渊洁在喊，王朔在狂……评论员在贬骂，主持人在怒吼，作家们在叫嚣，经济学家在嘲讽……骂政府的、骂政策的、骂名人的、骂行业的、骂理论学科的……似乎不“骂”难成名，似乎不“咬”难扬名……有的甚至把几千年老祖宗留下来的那点美德、那点礼俗全扔到九霄云外。
刹那间，文明的华夏大地突然间多了许多噪音。“喊骂”声声声入耳，“乱咬”现象无处不见。不骂者何以成名扬名啊！借“骂”成名扬名者昌，学问似乎搞大了，有名了，有分了，名利双收了。…
这是我们应该警惕的社会现象，全社会也该从道德上谴责一下了。
真正搞学问者，是靠成果、作品名留青史，即便现在尚未有名，但其成果和作品价值会流芳千年。如果将精力放在靠乱“咬”、乱“骂”成名、扬名上，只有“狂言”而没有“果”或“作”，这样的名不是遗臭万年，也会是昙花一现，付之东流水。（艾君/文2007年4月16日于北京）
（注：转载时请给以署名或与笔者联系[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