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欣明

       “人文成本”的下降，才有“制度成本”的下降。真正的成本不用承担，因为那就是做事的正常成本。

         W官员在“被迫”接受某人的二万元现金后，第二天把钱送到了纪委，搞得送钱的公司无所适从。同样还发上在W官员身上，这次公司换了一个人送十万，他欣然接受了。有人说，那是第一次给少了！此回答严重错误。这里面有个“价值”问题。通常我们看一个人会估算这个人的“价格”，很多人根本没有“价值”而言，或“价值”少的可怜。第一个人的“价值”值一万元，他送出是两万元，另一个人一看“长相”就值五千万，送出十万就是个小数目。“领导”计算的是成本，送一万的那个人相当于另外一个人送给他一个亿，当然，真送一个亿的话，这个“领导”也同样不敢接。掌握权力的人希望成本增加，这样更有利于周旋，无论如何增加成本，永远不会增加到他的头上。愿意接和愿意送的人都很多，深圳某院副院长家中收出2700万现金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这件事情带出新的改革方案！

        任志强说：“任何改革都必然产生改革的成本，任何调控也都会产生调控的成本。调控实际是牺牲一部分人，或企业、或国家的局部利益，或暂时利益，以换取经济运行大局的整体平衡，谋求大多数人，或社会、或国家长期稳定的更大收益。”这里“牺牲”一词用的没错，可以看出老任是有战略思想，是个干实事的人，只不过心直口快了些。

         任志强还说：“支付改革成本是必要的，否则就无法创造新的机制与发展。支付成本也并不可怕，因为支付改革的成本可能会换取更大的利益。可怕的在于相当一部分人在承担了大量的改革成本之后，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并换取更大的收益，而是并没有承担改革成本的人在收取和分享改革的收益。”我个人来看，这些都是表面的，不是真正的要解决的。

        在房地产领域，改革必须付出成本，并且是在房地产商和政府之间的夹击下，承担成本的一定是消费者。难道人民就应该承担改革的成本吗？我认为任志强所说的成本是必须存在的，而这只是基本层面。

         任志强在《谁承担宏观调控中的成本》文中举例说：“实行土地招拍挂制度之后，所有投标单位均需先存入大量保证金和银行存款才能取得投标资格。如北京刚刚开标的广渠门36号地，保证金为3亿元，银行存款证明为6亿元，每个投标企业需有9亿元资金，共13个单位投标，其冻结资金117亿元。其中存入土地局帐户的资金为39亿元，占用时间为平均两周以上时间，按银行协议存款利息计共有利息234万元进入了政府的口袋。按贷款利息计算，则成本近千万元（算上银行冻结近百亿元资金的利息成本就8千万元了）。每个企业一年内如类似投标多次未中标，则此成本就会巨大，这些成本必然累加于所中标的土地的房价中。”

         这算什么，只不过单体的数目大一点而已。在我们国家中类似的工程、采购等等招投标中挤占的资金无以计数，大家还乐此不疲，这也是国际惯例。原因很简单，这样可以控制额外的成本产生。笔者以为：我们应不应该承担额外成本，这才是症结所在。额外成本是什么？就是“人文成本”。土地招拍挂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文成本”所带来的损失。

         制度成本以外，我们更多的是承担了“人文成本”所带了的巨大损失。曾经有人问我：“很多人提前‘退休’，而国家还给他们很多工资，国家不是亏了吗？”如果回答是国家亏了，同样是极其错误的答案。正确的是国家赚了，还赚了很多，同时那个‘退休’的人也赚了，不然他在未来可能就在监狱中了。这些人如果一直在位置上所带来的损失起码要超过给他的工资100倍以上。连带着的“鸡犬升天”带来的损失更大。是制度吗？广义上看是制度，其实是“人文成本”。上千亿的公款吃喝也是“人文成本”之一。某人从位置下来了，还要照顾地再给个职位，再配台车……

         只要有权力，一切都可以有价值，这些人的价值已经不是像开头所讲那样可以看出来，权力加上“人文”因素，1加1就等于无穷大。如果真的是制度问题也就容易处理了。为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是制度本身执行就算了，其实是“人文”在作怪；“人文成本”远远大于“制度成本”，就像在发达国家本来就是个普通的管理问题，到我们这里就要用“中国式管理”，西方理性的“制度管理”在中国五千年的强大人文面前立马水土不服。

          我想，深圳某院副院长在家中放2700万现金也是迫不得已，他不收也是“死”；因为“人文”战胜“制度”。

         “制度”与“人文”的矛盾运行中，往往是“人文”的胜利；一种缺失的胜利；一种不光彩的胜利，并且还在持续上演。我们经常牺牲制度的利益换取“人文利益”，一个不得已作为。要想解决“人文成本”问题，必须牺牲几代人，可喜的是已经有几代人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