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历来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帮派意识、朋党意识。《大明王朝》里清官海瑞的上司、户部尚书赵贞吉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官员，他深谙中庸之道，做官做得滴水不漏，是很多现代官员的明代版典型。在海瑞上书嘉靖惹怒嘉靖时，迫于太监总管陈洪的压力，由他主审自己的下属海瑞，当他问到与海瑞相交甚深的王用汲是否与海瑞有同谋时，王用汲说海瑞上书嘉靖并未与自己商量，海瑞怕连累自己，反倒让自己的这个朋友王用汲离开京城，也就是说，海瑞向嘉靖皇帝上逆书根本与王用汲无关。但是，这个赵贞吉为了自保，却强行地说，“朋，党也”。同样将王用汲定了罪。这是典型的欲加之罪，也是中国官员中典型的朋党意识。

中国官场朋党意识的形成，一是官员为了自保，而自己所结成的一个帮派，作为一个互相保护的保护伞团队，也就是结成一个利益集团；一是有志同道合的人结成一个帮派，以发出声音。当然，正面意义的“朋党”其实是无可厚非的。

今日中国之官场也好，学界也好，皆朋党也。且习惯于以“左”、“右”阵营划分，一左一右，左者左得厉害，右者右得厉害。左右势不两立，互相攻击。古代官场或学术界，并未有今日之“左右”之争，但亦有清流浊流之分，浊流危害国家和社稷，荼毒百姓，落得千古骂名；清流妄议朝政，表面正义凛然，实则苟且偷生，为的是落得千古好名声。而真正的清官却既不是浊流，也不是清流，而只有一个党，那就是自己。海瑞即是如此。

今日之中国学术界，以“郎顾之争”为起点，以“物权法”之争为高潮，左右两派均各执一词。其实，学术争议是假，话语权争夺倒是真。右派极力主张私有化和市场化，主张产权改革，左派极力主张公平和正义，反对私有化和市场化。左派义愤填膺，右派振振有辞，左派掌握着意识形态话语权，而右派则掌握着经济话语权，其实，还是秦晖看得明白，一语道破天机：“中国的东西，就是用左的东西来压迫你，用右的东西来剥削你。”真可谓一针见血！

中国的左右之争由来已久，但改革之后的左右之争表现得最激烈的时候则是自“郎顾之争”开始的，后来又掀起了“刘旋风”（即刘国光对改革的反思和批判）。实际上，关于经济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国企改革等等，左派和右派也都陷入了无谓的争论之中去，当然，左派和右派的观点和立场都不能一概否定。左派有左派的话语权，右派有右派的话语权。左派主要是以接受过系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训练的具有教条思维的知识分子为主，左派在普通老百姓和部分网络愤青中有很多支持者，中国民众中的民粹主义大多都具有一点左的倾向；而右派则主要以系统接受过西方主流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此类人大多是体制内的学者、经济官员和知识分子，大多具有经济自由主义倾向，右派的力量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中比例较多，他们都痴迷西方古典自由市场，迷恋哈耶克、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但看问题过于学究气，把西方经济学奉为经典，用来指点中国的经济江山，却时常碰壁。殊不知，中国的很多经济问题都不是用纯粹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就能解决得了的，中国当然需要纯粹的经济自由和市场自由，但是，问题就在于，当下语境的中国，能有纯粹的市场和自由的市场吗？很多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在一个纯粹的市场自由的真空中高谈阔论价格机制、供求关系、利率机制等等，认为涨价都是市场的自由调节，与政府没有多大关系，但是，运用这些经济学原理，却怎么也解决不了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就是因为他们把中国看成了是一个绝对市场自由的国家，他们只会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应该由市场来自发调节，而不需要国家和政府的行政干预，这当然是对的，因之，市场上所出现的各种合理的不合理的经济现象，就应该是自然而然的了，是市场主导的结果。殊不知，这恰恰是陷入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误区，说白了，是对经济自由主义半通不通。也有一部分经济官员认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所造成的贫富差距也是自然而然的，只要追求效率，就必然会有贫富差距，也会有阶层分化。部分官员的言论，其实恰好把很多自以为懂经济自由主义的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给蒙住了，让他们天真地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应该是这样的。于是，主流经济学家就会说一些天真的书生气十足的话，还煞有介事地搬出一些经济学理论来，殊不知，老百姓可不懂经济学，没有这么理性，老百姓只会知道自己有没有饭吃，怎样讨饭吃，不但不会买主流经济学家的账，而且还会把一切账都算到他们头上，认为他们为特殊利益集团代言，是特殊利益集团的帮凶。自己被怎么冤枉的都不知道！

实际上，中国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也的确很冤枉，改革开放20多年，他们为改革政策建言献策，立了一些功；但是，改革的现实困境却并不是他们造成的，改革的局势不是他们所能左右的，虽然他们的言论都对当政者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而且似乎是得到了一些采纳，但是，现实并不会是如他们所设计和想象的那么简单和美好。因此，不能过于夸大主流经济学家对改革的贡献，但是，也同样不能过于夸大主流经济学家对改革所造成的恶果。但是，老百姓可不这样想。老百姓尤其是底层群体既是非理性的群体，也是最理性的群体，说他们是非理性的群体是因为他们并不懂得经济学，并不懂得中国的改革大局之来龙去脉，而一旦造成现在的恶果，就会把责任怪罪到主流经济学家头上；说他们理性，是因为他们只可能会去关注自己要吃饭穿衣要生活，生存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大的理性，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普通百姓都去学习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这是不可能的。而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却不一样，他们身在体制内，有工资拿，有研讨会开，有课题和项目做，有高额的收入，当然可以对不懂经济学的老百姓指指点点，而生存受到挑战的老百姓也当然会拿这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出气。

右派有右派的理性，左派有左派的执著，但右派也有右派的天真，左派也有左派的固执。郎咸平对国企改革的指责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国有资产流失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但是郎咸平为国企改革的药方开错了，他说国有企业不能搞产权改革，一改革就私有化了，资产就流失了，但是不改革却是万万不行的。大热天的“冰棍”拿出来了就得分掉，不分是要化的，但分要看如何分法，不能就一个人吞吃了。同样道理，国有企业也不能完全按照右派的思路去改革，卖也好，分也好，都是可以的，但现在的那种卖法和分法都不是真正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私有化，而只不过是私人化，是把国家的公有财产变成了少数人的私人财产了，这种私有化不是全体职工的私有化，是万万不行的。

说到私有化，不得不多说两句，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实行的是私有制，但是中国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实现真正的私有化，此“私有化”非彼“私有化”也，此“私有化”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意义上的真正的私有化，即土地、房屋、财产、银行、交通、水利、学校等等，都是属于社会个体所有，而非少数人以公有的名义私人占有，这个“私有”其实也是全民个体占有，这个全民个体并非是一个抽象的全民和集体，而是具有十分明确的产权属性的主体，只有这样，公民个人的财产才可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维护。但是，中国的现实情况则是，虽然封建社会实行的是私有制，但却并没有实现财产的真正私有化，现代社会虽然实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但国家和社会的财产却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公有化，很多财产大都被一些权势者以公有和集体的名义“私吞”了，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悖论。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和反对经济自由主义，我只是反对伪自由主义，警惕自由主义被利用。事实上，我自己也宁愿承认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倡导经济自由主义是要有条件的。经济自由主义也不是能包治百病的药方，有很多知识青年（我也是知识青年）盲目地迷恋经济自由主义，对西方经济学吃得似乎很透，但是一拿到中国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却往往闹出大笑话。如我所知道的周克成就是一个典型。老实说，我对周克成是相当佩服的，他很执著，虽然不是专业的经济学出身，但却对西方经济学用功甚多，尤其痴迷哈耶克、凯恩斯、弗里德曼等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周其仁、薛兆丰等也是顶礼膜拜，但是他却根据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一味地套用供求关系和价格理论，抛出了些什么房价上涨有理、电价上涨有理、车票涨价有理、医生收红包有理等荒唐的观点，不明就里的老百姓和愤青还以为他是什么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呢，把他骂得狗血喷头，而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一个痴迷经济学到极端的知识青年而已。实在是冤枉之极！可悲之极！周克成的可悲之处在于，书生气十足地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当成了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结果却陷入误区，误入了陷阱。一心想用纯经济学的理论来解剖中国经济现象，却往往被这些复杂的经济现象所愚弄了。这里我不想用什么高深的经济学理论来反驳他的这些荒谬结论，我只想举一个例子：周克成说电价上涨是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电价上涨会促成电厂扩大生产、老百姓节约用电，并且还说到了什么供求关系的变化。这种小儿科的一般经济学理论还值得一驳吗？中国的电力上涨当然体现的是市场的供需关系，但问题的复杂性之处就在于，市场供需关系的产生是什么因素导致的？是市场自身所导致的吗？当然不是！是弊端丛生的电力体制！长期以来的厂网不分的电力垄断体制，造成了电力价格的垄断，对价格的垄断和对资源的垄断造成了电力价格的居高不下，在这种电力厂商少、用电户数多的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当然是供需关系严重不平衡了，而这种不平衡当然会造成电力价格的上涨。但是，这样的供需不平衡真的是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吗？若作此论，实在是荒唐之极！所以，周克成遭到众网友的抨击并不是偶然的，网络虽非清净之地，但网络上也并不都是混蛋。

强调左和右都是必要的，但是没有必要以左右来划分改革路径抉择。中国的改革，既需要吸取左的思想元素，也需要吸取右的思想元素，这并不需要一味地走左或者右的路线。只不过，中国长期以来，犯了左的错误，而且现在还在继续犯左的错误，左的意识形态长期占据着中国，所以，今日之中国，更需要“右”，而不需要“左”太多；1980年代改革启动以后，便开始反左，但有时又反得过头了，不但右的倾向很明显，而且也右得过头了。极左和极右都是不利于中国的长期稳定发展的。极左便会失去效率和自由，极右便会失去公平和正义；极左会失去市场，极右会失去福利。

其实，在真正的经济问题上，并不存在什么左和右的绝对区分，所谓的左和右，不过是一些爱搞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的自我框定而已。“以左的意识形态压人，以右的手段剥削人”，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左右之脸谱，而很多深陷其中的人却乐此不疲。

左的人固执得可爱，如巩献田之流，傻乎乎地以为只要阻止了《物权法》的颁布，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公有性质，社会主义就不会变颜色了，而实际上当政者并没有真正买他们的帐，共产党当然不会为了几个左派的上书而干“违背历史潮流”的事，起码做样子也得做好嘛，所以，《物权法》无论如何是会照样出台的，只不过是经历了一些波折而已。

而右的人也傻得天真。傻乎乎地以为只要有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作支撑，中国经济就会依照着他们的设想去乖乖地运转了。实际上并非如此。《物权法》即使出台了，也并不会如右派所期望的那样，私产能和公产得到平等地保护了。公产照样流失，私产照样得不到平等保护。“公产私有化”和“私产公有化”的局面照样会出现。在宪政体制建立起来之前，任何所谓的公产和私产保护都不过是一个面子工程而已，到最后都有可能走样、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