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88周年，“88”多么吉利的数字，会为心生绝望的人带来一些希望。想像一下88年前那些北京大学的师生吗，是如何走上这条“五四大街”的，他们的追求和梦想，现今是不是实现了一些？ 88年的血雨腥风之后，这里还能有当年的勇气和热情？在这条大街上，你看不到热血沸腾的中国学生，更引人注目的是“八国联军”的子孙们，他们悠闲地东张西望，他们今天已不需要用枪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了。他们兜里的美元，已经让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中国人学好忘记那些先辈们的恩怨。走到北大红楼，简介中说这里是李大钊和毛泽东曾经工作和学习的地方，还有民主广场。一提“民主”这有着百年高龄的神圣的文字就让人热血沸腾，忍不住要进去看一看。到了门口，有保安看门，对不起，看这北大红楼和民主广场需要5元钱人民币。真让人不知所措，不知道当年的李大钊和毛泽东是不是每天也要花5块大洋在此学习民主。我没有必要掏出5元钱去学习民主，这样的民主让民主黯然失色，还有什么比这收费的民主更让民主蒙羞的吗？这些管理民主的人们，他们站在高高的、神圣的红楼上面在俯视着五四大街上的行人，他们在给自己的私生女减肥之后，还在精确计算着自己那不可告人的灰色收入的增长率。有一天，他们会把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圈起来收费的。在民不聊生的年代里，民主是当政者能够贩卖的最后的东西。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是如此的神圣的称谓，虽然被定义为“东西”，但仍不减少人们的期待。如果民主是东西，那它当然是可以交易的，也可以被赠予和被剥夺的，那么被赐予的民主还是民主吗？如果赐予是合法的合理的，那么剥夺也会具有同样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我不需要这样被赐予的民主，我不会出钱买任何民主或打着民主招牌的东西，包括好的和坏的。我选择不买，就是我自己做主了，我自己做出的决定，这是一种形式的民主。因为这种民主是可以购买的，我选择了不参与这种游戏，我退出这种游戏。但我没有权利表达我的不满，我没有机会去让掌权的人和其他有可能参与游戏的人听到我的声音，我无权和他们联合起来改变这种收费的民主模式，因为现有的社会规则规定，这种行为是违法的，进而使其缺少道义上的支持。出生在这片土地上人，自然要接受这样的结果和游戏规则。 对于红楼的管理者，我是一名游客，我似乎只能接受这样的规则。看着保安那警棍和那威严的表情，在考验着每个人的耐心，我不尽问自己，如果我执意要去红楼看一看，他能是障碍吗？我想他不是障碍，他的作用不如一只狗，我对警棍的恐惧不如对一只大狗的恐惧。他，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在面临危险的时候，他会比我这个执意破坏秩序的人跑的更快。但没必要费这种力气，我只要给他3-4元钱就可以达成协议，我不用费力所用拳脚相加这瘦弱身材和软弱灵魂，只要比公布的门票少，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同样会同意我的解决方式，因为他站在这儿，抓住像我这样违反规则的人，不会增加他的工资，我即使把他打倒在地，他也不会得到奖励，也许他的钱包里还没有鼓到可以去医院治疗。同样他很显然也是来京打工的，攒了一年的钱，也不见得凑够回家往返的路费，过完节回来，这个站岗的位子也可能没有了，那是更悲惨的境地。他参与这个规则中也没有更多的自主权。我和这守门人，同样都对现有的规则没有选择权，还好我可以选择离开，也可以按规则交5元钱，我没必要让这个纯朴农民的后代的良心有愧。 不对，民主也有好与坏之分，民主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民主，我要是能买到的民主，均不能被定义为真正的民主。在具有起码的民主机制之前，讨论民主的好与坏没有任何意义。相对于红楼，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毛主席纪念堂如果收费的话，可能是最有创富的意义，即使它收取50元的门票也会有大批的人毫不犹豫的掏出来，因为人民对他老人家的敬意， 50元、500元、5000元钱不能构成障碍。我的年龄让我没有机会亲身体会到他活着的时代人民的热烈，但从老人们在公园里那情真意切的“他为人民谋幸福”歌声中能够体会到普通人、一个还有一颗人心的人，那种由内心发出的真诚。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天安门广场的已经不在是中国人的精神的家园， 14亿中国人以好奇的眼光打量着灰暗的水泥建筑。那些民族英雄的英灵似乎已不屑于光顾这为他们在天之灵建立起来的圣殿。这个唐宗宋祖、康乾盛世曾经光顾过的土地，现在需要的是那些坐在开着空调的办公室里的“人民公仆”们计算着年GDP的增长率和超万亿的外汇储备及人均1000美元来证明自己的兴盛。这种对“利”的精确的计算，本身就是对中国历史的否定，对民族精神的无知、也是对战胜天灾人祸的、深沉、博大、纯朴的民族的一种鄙视。以上的数字即使翻上两番，也不会给这个民族带来些许的自豪感，也不会为民族的历史增添上一个记号，因为这个以淡薄名利的民族前进的动力不是百分比的数字，也不需要储备巨额的外国废纸，这个民族需要的是文明的兴盛，而兴盛的文明不是用数字来论证的，而是现实的每个中国人和自认为是中国人的人的切身感受到的兴盛。每一个中国人不是被证明是自豪的，而是需要其他国度、肤色的人民的尊敬。在全球化的时代，即使回到唐朝，兴盛的贞观年代也是得到其他国度的人的认同的兴盛。可没有了民族精神的传承（注意是“传承”不是模仿），文明即失去了意义。 病入膏肓的狮子 看到了留言本，我真想问一问这些先烈们，88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他们当年想要的中国？！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些事情并没有变化，“民主和科学”这必须以其他国家的国情为参照物的指标，并没有改变，当年的列强依然很强，我们所追求的民主和科学好像还离不开列强们的同意，我们的英雄们当年把他们赶出去，现在却要把他们请回来，而且我们非常严重地信赖他们的资金、技术和赌场，我们由对鸦片的信赖，演化成对外资的信赖。 现实就是现实，无需反驳和论证。 我们学会了和列强们和平共处。 单民族的国家被证明是实现不了。 中国妇女的确解放了，而且解放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一个理性的人的想像力。她们已经超越了三从四德的羁绊，而且还在实现自我的超越，现在已不甘心做为一个中国式的妻子和母亲了，有很多人已经学会为有权有势的人做起“二奶”、“三奶”甚至一百零几奶，还有的母女一起做情妇。她们在国际上的地位使中国男人在智力、体力上暗淡无光。让中国男人庆幸的是，88年的历史还没有让她们进化到可以单性繁殖的程度，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中国男人将没有生存下去的理由。 劳工还是劳工，劳工并没有神圣，也许现在法国的中国劳工的地位要比中国本地的劳工的地位和待遇好的多。当今的世界也没有蔡校长的期望变为劳工的世界，但依然是劳工建设世界。 掌权者利用权力、智力、信息的优势通过特定社会建制的安排为自己捞取好处。他们没有偷盗、抢劫的外在形式，他们不需要枪炮和炸药去赤裸裸的实现暴富的梦想，他们是通过社会法制的形式将人民的财富分流进了自己的腰包，腐败分子床垫子里的美元就是合法化的证明。所以，更不能把他们从人群中区分出来。 “只要家庭不被破坏，中国人就不可能变成欧洲人一样的鼠豕。”看来辜老先生还是有远见的，他所预设的条件却被现实无情地满足了，家庭的结构、观念被彻底摧毁，中国人变成了鼠豕，还不如欧洲人的一些鼠豕。 人民没有必然成为公民，法律没有带来法治，宪法没有带来宪政，执法者和人民均对法律没有遵行的意愿，法律和宪法本身比没有它们更尴尬。 中国人需要的民主的第一步就是要如何管好自己的“独生子”，让它有民族精神的传承。 在红楼里有一位知名画家的一幅《睡狮》的简笔画，画中的狮子虽然在睡觉，但依然雄健。88年过去之后，这只雄狮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当然的崛起，它的身体要比看起来瘦弱，不，应该是虚弱。它并不是一只老年的狮子，因为它没有老年的睿智和冷静，它也不是一只青年的狮子，它没有青年激情和好奇，它是一只有着致命疾病的狮子，现在的狮子虚弱的不仅是机体上的毒瘤在日益膨胀而带来身体的贫乏，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虚弱。躁动的世界让它无法安眠，虽然它不在睡觉，但仍然装作睡觉，它似乎不想崛起，它需要的是有更多的时间来回忆自己曾经的辉煌。 人民的独生子 中国的政治体制上还是实行“独生子”的政策，只许有一个掌权者。掌权者从来就是娇生惯养长大的，所以他更多的时候是无知和无良的。中国的民众也一直保持着这种心态，只能盼望自己能遇到一个孝子，有自律精神的执政者，中国社会就表现出了盛世的迹象。 中国任何朝代的兴盛均是建立于有限政府的基础上，均是由于自我约束的皇帝的节制而带来的经济的空前发展。人们心中的盛唐情节，某个病态的、缺乏健全心智的电视台每天在播放唐朝的电视剧，现在活着的人似乎都在怀念着，不是羡慕、嫉妒着唐人的兴盛和国际上的地位，包括把“孔子学院”开到世界各地的人，努力以孔子做为当代中国的代言人。而这些能像世人表明的不是当今中国人的成就，只是在提醒着人们，我们的祖先也有过光辉的历史，也为人类做过贡献，你们应该尊敬他们的后人。 “盛唐”是李世民建立的还是唐朝的子民建立的，虽然唐朝是李世民的唐朝，但唐朝的财富是李世民一个人创造的吗？虽然在名义上，是李世民一人所有，包括子民的生命及财产。但他并不是一个掠夺者，他更像是一个守护者。在老百姓的生活中，他------一朝天子，负有道德教化的责任，他的责任是传播人和人之间的仁爱、对祖先的敬畏，对父母的孝道，对街坊邻居的爱护，对大自然的珍惜、政治决策的制约和冷静。这个封建社会的皇帝，不能因为他实行私有制而被公然指责其自私，他的自私并没有当然地带来灾难，他的自私带来的是兴盛。而对于唐朝的子民来说，除自己所有的财产以外，就是皇帝的财产，名义上是谁的财产不重要，李世民也只需住到长安城即可，他派到各地的官吏们，他的私人财产的管理者，那些管理者有责任传播皇帝的恩德，和自己对皇帝的忠诚，也同样负有道德教化的责任。他们并不是用GDP的数额来考核，国家的发展必没有以外汇储备证明，人民的生活的水平提高，不是公务员在办公室里按人均GDP来推算。盛唐的真诚的诗人，以诗句证明了一切，他们不需要用秦汉的文章来验证自己的正统。 唐朝的那些贪污的人只是对皇帝的不忠，他只是在偷皇帝的钱。而今天的贪污犯不仅仅是对领导的不忠，他们更是不孝。因为今天的公有财产不是某个人的财产，而是公有财产。“反腐”是最能博得人们赞成的一件事，的确学者为执政者抓腐败的行为叫好，而且认为这些以抓“老鼠”为生的猫尽到了天职，他们应该被认为是民族英雄，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逻辑。如果这这些不幸被猫抓到的老鼠，天生是老鼠的话，这只能说是养猫人的无知。被猫抓到的这些老鼠，实际上并不是老鼠，他们曾经是“猫”，所以他才能在这个社会上爬上官位，才能有机会成为巨贪，所以我们的巨贪是：巨贪的猫而不是巨贪的鼠。而我们的人民，这些即要把猫养好，又要把鼠喂肥的人民，他们被执政者定义为天生的“素质低”没有识别能力。他们的确不认识哪只是猫，哪只是披着猫皮的鼠，哪只是在猫窝里成长起来的鼠，哪只是被猫培养起来的鼠。我们养猫的目的是什么？是抓老鼠，还是驱赶老鼠。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猫与老鼠不共戴天，有猫就不能有鼠，有鼠的地方没有猫。有猫就不应该有大量的老鼠。我们需要的是没有老鼠，而不是消灭老鼠，更不需要那些每年抓几只老鼠交差就可以领赏的猫。这才是养猫的理由。当人民的血汗在以反腐败的名义从一个腐败份子的腰包转向另一个腐败份子的腰包的时候，这些反腐的斗士更有理由让人民支付的更多，因为反腐败也同样需要成本。我们的人大代表们建立的社会制度是纵容一部分人腐败，然后在要动用几百人去反腐败，在我们的国家没能实现政党轮替的时候，却实现了腐败分子之间的轮替，在腐败分子之间实现了公正。而且现在有了把反腐行为开展到国外的现实需要。在我们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掌权者是代表人民管理人民的事务，这里有这样的前提：掌权者不会做伤害人民利益的事情，所以人民应该是完全的信任他们的行为，承担他们的行为的后果，承受他们对人民的侵害是理所当然的。惩罚他们的贪腐，是不符合逻辑的。因为一个人根据另一个人的授权做出任何事情时，在这一桩事情上不可能对授权者构成侵害。我们这些“低素质”的人民没有搞成西方式的多党轮流执政，而搞成了腐败分子的轮流执政。那些“人民的好儿子”们，在容忍着这些“素质低下”的“父母”们，他们是在怜悯父母们的无知、无能，更需要“父母”们对他的怜悯做出感恩戴德的表示。而中国的人民对待执政者的心情就像是对待着自己娇生惯养的独生子一样，承受着“独生子”的无知、无耻、无德、无良，还要容忍他、收留他、感谢他。这就是中国的宿命，在政治体制实行几千年的是实实在在的独生子的政策，还是不能改变。 公有制！公有制？ 从这么多年公有制的经验来看，所谓的“公有制”就是管理者所有，公有财产的法律地位等同于无主财产，谁拿到就是谁依法所有。因为我们执法的人，也要经常在与犯罪分子合作还是与弱者合作之间选择，在这个道德已经荡然无存的时代，有什么理由相信执法者有良知！这些贪污犯们，他们相信人民是没有权利也没有胆量没有机会去惩罚他们，他们更有理由相信执法者也不会追究他们，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是同谋，只有共犯才不会追究同伙，“盗亦有道”，这是最起码的强盗法则指导着他们的犯罪行径。最近发生的，银行的职员挪用了5100万元的存款去买彩票的鲜活范例。那些自称是“管理不严”的掌权者的含义，并不是说对那些拿钱的职员们管理不严，倒是对那些将这些事情暴光的人管理不严，如果这事不这么快被曝光，他们还会拿走几个5100万元。那些急于将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上的树砍光的人也是一样，管理者有权决定砍树，因为他的签字在法律上是生效的，即使是一个擅自做出的、对自己有利的决定也是合法的，所以他们在喝完酒、数完钱之后将村子里最长寿的树砍掉，将村子里最肥沃的土地卖掉，这就是我们的法制，这就是对我们公有财产的管理。那肥沃的土地、那几百年的树木，即使在战争年代也没有被破坏到如此程度，恰恰断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的管理者的手里。那些没有土地，也没有机会到银行金库里拿钱的人只好去盗墓，去到古人的尸骨边上去寻找可以变卖的东西，那些寻找不到东西的人，已经开始偷盗、抢劫、杀人越货。 民主：梦想还是幻想 我们的社会管理是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但户籍并不限制你去打工也不限制你去劳动，而是限制你的工资、你的医疗、住房、教育，那些执政者欢迎你来劳动出力，不希望你来受益，你终身不会有机会改变自己的身份和户籍，这已经演化成了人身依附制度，你依附的不是某个人，而是某群人。你是农民，你的儿子还会是农民；你是执政者，你的儿子是当然的执政者，虽然官位不会继承，但身份却会世代相传。在这一群人希望合法的剥削农民、榨取农民的时候，户籍竟成了最好的、统一的借口。 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封建社会并没有必然地带来落后，社会主义这条经过反复论证的的定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我们这个有着5000年文明历史的国度，这个试着建设共产主义的国家，到今天才知道自己的位置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不会由奴隶社会必然到封建社会然后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的发展也是可以退化的，而退化也不会逐级次退化，也可能跳跃某些阶段，比如我们的社会远没有从社会主义退回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么乐观，当我们用社会主义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思维管理公有财产和人民的时候，我们的社会竟然具有了某些奴隶社会高级阶段的特征。 “民主”曾经的梦想仍然是梦想，只能希望它不要太过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