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问题事关人之为人的尊严。
孟子在两千多年前从告子手中赢得的荣耀，在今天的智者眼中，大概至多只能以历史的眼光来“同情地了解”了。在这个人的底线日渐退却的时代里，在这个“历史地”取消了“抽象人性论”的话语氛围里，我们正任由最抽象的人性论在汉语的书写和言说世界里肆虐。如果孟子复生于今日，他将会发现，他当年赢得的不过是场辩论而已。而被他驳倒的告子，却早已在当代活色生香的饮食男女中长成繁茂的丛林了。
在某种意义上，孟子要比孔子“不幸”得多。他不再是一个伟大的独白者，一个意义的直接给出者。他所生活的世界空前嘈杂，那些偶然把捉到了“斯文”的某个断片的人，正在用声音填满每一个有可能被听到的角落。连孤守漆园的庄子也无法远离这“争鸣”和喧嚣，他之所以要“齐”“物论”，原因正在于此：“物论”者，意见也，意见不外乎“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其间虽有种种不同，但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即都和真理无关。“齐”“物论”指向的是“息”“物论”——既然所有的声音都不包含真理，何不让我们在安静中回归“道枢”？相较而言，孟子的态度就复杂多了，他始终将目光固执于言说本身，而不是在“言不尽意”的跳跃中，将真理归于虚静。孟子说：
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是谓“知言”。而所谓“知言”，即是要深入每一种言说的内在逻辑，从而明晰它的问题和可能引生的危险。
严格说来，孟子一生中并没有遇到真正的对手。无论是背弃了原本儒学立场的陈相、墨者夷之，还是主张“义外”的告子，都不曾在思想的深度上给他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挑战。孟子的思想高度是由其内在的张力来维系的。偶然的论辩对象的出现，充其量只是提供了某种思想展开的契机。而由于论辩对象的粗疏，又往往使论辩本身不能涵括思想者对问题的整体思考。此外，古汉语书写语言所贯有的简约，也容不得以柏拉图式的“饶舌”来记录（或创作）一次辩论的全过程。因此，要想理解《孟子》一书中记述的那些论辩，尤其与告子的人性之辩，就不能仅仅拘限于论辩本身。“七”乐无穷，尽在新浪新版博客，快来体验啊~~~请点击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