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说《声无哀乐论》是一篇政治哲学文献，是因为它的关注焦点实在于音乐的政治功能。事实上，从辩论的开始，“秦客”对声无哀乐这一论题的最大质疑就产生于此：如果音乐既无法传达也无法影响和改变人的内在情绪，那么儒家经典中所说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又是如何可能的呢？而辩论的最后也以“东野主人”详细疏解音乐中的雅郑之别、以及“移风易俗”与音乐的关系为归结。

在郑卫之音的问题上，嵇康的观点与经典儒家的音乐观有着深刻的共鸣。他指出，“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妙音感人，犹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丧业。……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渎其声，绝其太和，不穷其变。……犹大羹不和，不极勺药之味也”。这一段话，几乎是《礼记·乐记》的翻版：

是故乐之隆，非极音也。食饗之礼，非致味也。《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大饗之礼，尚玄酒而俎腥鱼，大羹不和，有遗味矣。

最好的音乐不是穷极变化的“妙音”，而是平静中正的“太和”之声。而这也正是雅颂与郑卫之音的分野。由此我想到了《论语·述而》中的“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在通常的解释里，这都被视为孔子音乐修养的体现：孔子听到了韶乐这样至高至妙的音乐，流连其中，以致数月食不甘味。从此处的讨论看，这样的解读显然有悖于经典儒家对音乐的理解。因此，我觉得这里的“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不应该解释为“想不到音乐的美妙会达到这样的程度”，而应读为“我并不期望音乐这样美妙或者音乐没有必要这样美妙”才是。马克斯·韦伯曾经以其他文明何以未能产生出欧洲那样理性的复调音乐作为其宗教社会学的出发点之一，恐怕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和想象居然还会有这样一种文明：它从根源处拒绝那些穷神极妙的乐音。

嵇康立声无哀乐之旨，其根本指向即在于否定音乐的政治功能。在他看来，“移风易俗”必承衰弊之后。而真正能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的，则是“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的无为政治，他将这样理想的政治体称作“无声之乐”。在经典儒家看来，音乐的政治功能实际上取决于音乐的教化作用。这样一来，《声无哀乐论》的更深层蕴意就指向了教化的必要性。在此，嵇康的思想前提正是《人物志》的“偏材之性，不可移转”。既然偏至之性不可转变，教化还有多大意义就颇值怀疑，因此，一个政治体的根本关注点就应该从教化转向对人才的识别和恰当的安置上。这一新的政治哲学基础，与先秦及两汉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嵇康去除了音乐的政治功能，而保留了它的社会功能。尽管音乐无助于良好情性的养成，但却有益于良好风俗的维持。在嵇康看来，这也正是圣人用乐的本意。

显然，嵇康并没有意识到与钟会的关系会最终决定他的命运。《世说新语·简傲》载：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贤隽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提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钟会由是“憾之”。“嵇康，卧龙也”，钟会以此为谮，可谓善作小人。嵇康因牵连进吕安兄弟的桃花案而被杀——仅仅作为调解人，即使对司马昭来说，这恐怕也是一个太过牵强的借口。“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恐怕这才是嵇康的真正死因罢。嵇康虽好养性服食之事，但对生死亦甚为超达，只是死得如此的没有价值，恐怕也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