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政治与亚洲大战略
艾希礼·泰利斯
【本刊讯】设在西雅图的一个美国跨党派的非营利研究机构《国家亚洲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NBR）本月发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该局战略亚洲项目研究部主任艾希礼·泰利斯撰写的一篇论文，题为《国内政治与亚洲大战略》，全文如下：
概述
国内政治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一国的大战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驱动因素。从西方的修昔底德斯到东方的考底利耶(Kautilya 或Chanakya，公元前4世纪古印度政治家、哲学家，婆罗门，曾协助旃陀罗笈多一世建立孔雀王朝。擅长权谋，后人称之为“印度的马基雅维利”——本刊注)，一国国内政治的特性——可以理解为包括从其历史、意识形态和经济安排到政治制度的一切——被看作其国家目标的主要决定因素。鉴于这些目标只能在考虑到其它国家的目标——也决定于其自身的历史、意识形态、经济安排和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实现，所以国内政治也被认为影响着国际体系的性质。这种观点在修昔底德斯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得到精湛的论述。由于这部杰作断言，雅典与斯巴达冲突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国力的增强，以及这在拉凯戴孟（斯巴达之古名——本刊注）引起的恐慌，”所以它常常被视为“系统性”现实主义的顶峰。尽管如此，人们经常忽略的是，虽然修昔底德斯提供了有关这场冲突的最著名的“结构性”解释，但他却在国内政治的核心条件，尤其是雅典的斗志昂扬和斯巴达的消极态度中察觉到其原因。这些内部特性界定了两国的“大战略”，从而为修昔底德斯称之为“独特战争”的这场危险斗争创造了条件。
把国际关系和大战略当作国内政治的结果来理解的这种做法一直是政治学的一项悠久传统的一部分。在新现实主义问世以前，这一传统是解释国家行动的主要方式。在修昔底德斯以后，一系列著名的西方政治理论家——譬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奥古斯丁、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康德和柏克等——以及考底利耶等东方理论家都以不同的方式争论说，只有透过“政权”的棱镜才能了解国内和国际政治生活。经过夸大的政权——就是指与一国的权力分配相关的价值观与结构——提供了人性得以自我表达的途径。人类的这种表达总是在一国的“大战略”中找到明显的方式。这种战略可以理解为政治家采取的方略，以组织一系列国内和国际资源，最起码是为了形成本国的安全。影响这种大战略的无疑将是对邻国的国力、利益和目标的看法。然而，这些实际情况只有作为本国国内政治，换言之就是作为这些政权的战略选择，才是可以理解的。
恢复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国内因素和大战略
虽然《战略亚洲》系列自开始以来的每一集所暗含的都是在探索每年的主题的背景下讨论国内政治问题，但是今年的努力却使国内政治成为分析方面关注的明确核心。像往常一样，这项研究的目的是解释一国的“大战略”，指的就是一个给定的国家用以实现国家安全的目标和工具，并且了解这些战略以及其它推动力量对国家自身、较大范围的地区和美国所造成的国际后果。因此，本集把重点放在作为因变量的大战略方面。目标是双重的：首先是要描述各个亚洲国家的国家安全目标，其次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解释这些国家如何在本国环境更大范围的变化的背景下确保自己的利益。
对国内政治和主要的亚洲国家正在发生的变革的这种关注尤其令人感兴趣，因为几乎所有的亚洲大国都正在经历重大的国内政治转变，或者是在领导层的更替、意识形态的转变和制度的变迁方面，或者是在社会转轨方面。在政治历史中，这种明显的转变很少同时发生在一个给定的地区，尤其是像亚洲这样一个多样性的和重要的地区内。按照公认的看法，亚洲大陆显然正在成为国际体系内部权力集中的最重要的地方。这种权力在今后几年和几十年里将如何运用仍是十分重大的问题。由于权力的这种行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亚洲各国政权的性质，所以值得下功夫考察正在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领域中发生的转变，以及这些变革正在如何影响或者可能会影响各国的大战略问题。
这种努力具有很大优点，因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的范围广泛的当代学术成果都表明，甚至在国家如何应对一般看来不属于公认的国内政治范畴的挑战方面，国内政治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因此例如，杰克·施耐德认为，国家内部的斗争影响着它们的国际野心。布鲁斯·德梅斯奎塔和戴维·拉尔曼解释了，国内政治如何影响涉及国家间战争的选择；而苏珊·彼得森则解释了在围绕着危机的谈判方面的相同的情况。布鲁斯·拉塞特以强有力的论据说明了，为什么某些国内政治结构和制度，譬如民主，在从其它方面而言属于无政府主义的国际政治体系中也产生重大的安抚性影响。在国内政治如何影响国家的经济选择，尤其是贸易政策领域中的选择方面，维尔迪尔、奥哈罗兰和米尔纳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修斯探索了国内政治如何影响一国解决领土争端方面的做法，而列格罗和基尔则研究了军事学说背景下的相同的情况。斯塔姆说明了国内政治事实上怎样才能影响战争的结局本身。这些以及许多其他学者都对阐明国内政治和国家在国际政治方面的战略之间的重要关系做出了贡献。
虽然有关这一关系的文献实在浩瀚和难以轻而易举地概述，但是国内政治影响着一国的大战略，这种观点在一般情况下是老生常谈，假如不是因为一个事实，即国际政治的最著名的当代学术理论——新现实主义或者结构性现实主义——往往被看作断言国内政治与有关国家决策的解释不相干。这种解读主要来源于肯尼思·华尔兹坚持的观点，即必须把基本单元层次上的因素从有关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大规模的一致现象的结构性解释中排除出去。正如华尔兹所说，“有关国际政治的一项系统理论”千万不要把“在国家层次上”发挥作用的变量包括在内，“就像市场理论不要求必须有一项公司理论一样，这种理论并没有暗示或者要求必须有一项外交政策理论”。按照对他的理论的最简要的说法，“无政府状态”（就是指国际体系中缺乏超级权威的状态）以及国家之间的力量分配（指的是在任何给定的时点上所存在的大国的数量）足以解释国际政治领域中反复出现的规则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重复的平衡性行为。在这种状况下的大战略萎缩到一种微不足道的状态，其差别仅仅取决于一国地理位置和相对国力方面的差异。
这种做法与华尔兹自己在其经典著作《国际政治理论》中对国内政治与国际行为的关系进行的模棱两可的论述相结合，产生了重要的文献，这些文献暗中或明确地寻求驳斥他的断言。批评他的人们加以反驳，或者通过断言，在没有考虑到国内政治的情况下，许多平衡性行为就无法得到解释，或者更为有趣地，往往在国际上似乎是平衡性行为，却只不过是一些政治集团为了在国内推进自己的利益而做出的操纵外交政策的努力。虽然这场辩论在这里无法得到解决，，但值得注意的是，华尔兹认为，国内政治——一种单位层次上的东西——对于解释国际政治中反复出现的规律性来说是不必要的。这种断言并不一定与一种说法相矛盾，就是对于了解国家如何对一个竞争性的国际体系所构成的挑战做出反应来说，国内政治至关重要。
新现实主义想要在这个问题上推翻古典现实主义的传统，这一欲望受到有关方法论和实质内容的两方面担忧驱动。在方法论层次上，新现实主义的尝试可以被看作仍然生存在传统现实主义的范式之下，因为它被主要看作一项“思想的试验”，试图研究仅仅集中于系统性因素之上的的最低劣的假设，就能对国际政治做出解释。然而，新现实主义开始严重偏离解释政治现象的传统现实主义模式，是当它的方法论偏好开始反映出一种不同的实质性论断，即一国的国内政治，具体而言就是其政权在国家战略问题上并没有根本的重要性。所有国家，无论其国内政权的性质如何，行为都会很相似，只要它们发现自己处于相同的战略环境之中。
虽然这种论断是否正确还有待于实证性的研究，但新现实主义立场很成问题的后果却是值得承认的。通过提出国内政治的本质上的不相干性和政权的性质（也暗含着大战略），新现实主义论点脱离了经典的政治哲学和一贯的现实主义传统。假如新现实主义的解释性成果实际上超过其前辈，就完全可以对这一后果不屑一顾，把它当作美学上的牺牲品，或者当作与思想史，而不是与一种实质性的损失相关的东西。然而，情况是否确实如此还不清楚。首先，新现实主义国际体系中不变的平衡性的主要预测不仅从演绎法角度讲是不准确的，而且在实证上也是错误的。因此，即使是在其自我界定的参照体系内新现实主义的关键结论的解释性价值也是可疑的。此外，新现实主义自身的方法论也使其探究古典哲学和传统现实主义都十分感兴趣的问题的可能性被排除。这个问题就是国家内部的政治秩序的创建以及这一过程对国际政治造成的影响。新现实主义无法解释国家形成的现象，言外之意就是无法解释一个事实，即国际政治滥觞于一个不完整的过程，即在一种原始的、尽管是假设的“自然状态”基础上产生秩序。由于这一知识空白，新现实主义无法抵御其最强有力的批评者。这些诋毁者提出了国内政治的首要地位问题，实际上就是争论说，国际领域仅仅是国家一级的精英阶层相互竞争的角斗场——尽管这些领导人同样经常地跨越国境彼此协作，以捍卫自己在各自的国家等级体系之中的特权地位，抵御部下的犯上作乱。
由于其方法论方面的做法和实质性的论断，所以新现实主义范式所冒的风险是不能解释政治生活——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重要方面使大战略及其必然的结果，即治国之道成为必要。在这种情况下，新现实主义所能做的顶多是承认，虽然力量的全球范围的分配将界定国家要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所必须应付的挑战，但是可能仍有就国内政治进行分析的余地。之所以能够对这一非系统层次上的变量加以考量，是因为这一竞争环境总是进行调节，即调节国家究竟如何完成决策任务，以及这些国家相对于其它国家而言事实上可能如何成功等。新现实主义者无论如何不情愿，都应当承认这一立场，因为甚至就其自身的范式而言，各国所寻求实现的目标上的差异、他国对这些目标做出有把握的估算的能力、有效的国力方面的差别、各国评估这种差别的能力以及各国在增强自身实力方面的不同能力，恰恰构成了“国内政治因素”。这些因素对于解释各种国际结果具有核心重要性。因此最起码，对国际政治领域中反复出现的规律性和在国际压力下影响国家决策的驱动因素的解释是彼此互补——而不是相互竞争的——分析任务。这种真知灼见仍是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它看来常常冒着一种风险，就是在新现实主义范式的粗略阐述中被忽略。
虽然以华尔兹所寻求的方式解释国际政治中反复出现的格局可以证明把国家当作大小不同的“黑匣子”来对待是合理的——起码首先是作为方法论上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是要认识国家如何以及为什么对国际竞争做出反应，则必须研究这些有边界的“国力容器”。分析家必须在“国家作为黑匣子”的范围内考虑，以了解国家的结构、社会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缝隙如何影响国家的战略目标，及其成功实现这些目标的能力。这种分析之所以必要，起码有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从古典现实主义传统的角度都很容易了解。
第一个原因针对新现实主义的一种假设，即国家能够毫不费力地把自己的资源禀赋转变成有效的国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系统性制约因素。这一因素作为价格必须相对于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供需关系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国家实际上总是要求制订有意识的公共政策，使之能够在实践中做出这种调整。这又要求制订一项“大战略”，就是指一项内部的行动计划，使国家的领导层能够克服各种国内制度上的、意识形态上的、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制约因素，以实现其目标。任何行动，如果改变社会资源的动员与获取方面的占主导地位的现状，都会造成新的赢家和输家。因此，一国的大战略必须找到满足各种内部选民集团（也许甚至还有支持其目标的、做出妥协的其它跨国选民集团）愿望的途径，甚至在这一战略的价值通过与国家一级的竞争对手的接触受到检验之前。克尔在其有关魏玛共和国历史的名著中是这样描述这一挑战的：
“一项外交政策——这一点可能听起来微不足道，但却往往遭到忽略——不仅拥有横亘在面前的敌手，而且拥有背后支持的祖国。一项外交政策与对手竞争，而且为自己的国家而战；指导着它的是对手的行动，还有——在更大的程度上——祖国的意志与需要。而祖国主要关注的则是国内问题。”
处理这一过程既非毫无代价，亦非自然而然，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决定于一国在应付国际环境所构成的挑战方面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业绩。
其次，甚至在政治家们策划自己的国家对更大范围的战略环境的反应的时候，他们也必须关注自己的国际政策对自己在国内的影响和权威所造成的后果。从这种意义上讲，领导人——甚至最为极权主义的政权的领导人——也注定要进行“两个层次上的博弈”。精英阶层必须不断地考虑，能够影响精英对权力的把持的各种国内利益攸关方如何判断其外交政策。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政治领导人在国内层次上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政策的认可和领导层的选择。政策的认可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的途径实现，所指的是国内民众对一位政治家的外交政策的成败的评估，以及这种评估如何决定着民众对政府政策的支持。而领导层的选择则又与政权的性质相关，并且涉及政治家所偏好的策略或者政策一旦失败所必须承担的个人代价。这个问题上的传统看法认为，民主制度下的领导人与极权主义制度下的领导人相比，面临着更大的民众成本，因而更加受制于自己的政策选择。然而，有利的一面则是，民众制度下的领导人也能够付得起代价来承担更大的风险，因为大战略如果失败，“只会”使之付出下台的代价，而极权主义领导人如果遭受任何相应的失败，对其个人则可能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这里重要的是，失败的国家战略所造成的负担影响到领导层的选择：由于这一现实影响着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最终行为，所以这种“国内”因素必须有有关国际政治的任何现实主义理论相伴随。
亚洲国内政治的多样性与挑战
研究国内政治如何影响大战略是一项富于挑战性的任务，要求解决与政治制度、政治意识形态、精英阶层与大众政治、政治经济学以及国际关系相关的各种问题。因此，本集中所暗含的“国内政治”概念是涉及任何给定的国家中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一个宽泛的概念。由于这一契约显示在描述政权性质的某些宪法安排之中，所以本集中的各章的考虑如下：（1）权威的结构，即认可政治行动的制度与机构，以及（2）权力的结构，即能够以重要的方式影响国家权威机构所做出的决策的至关重要的社会力量（或者集团）。各章都以适当的方式明确地或者暗示地考察了，是什么解释了地区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特定契约，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对什么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经济与国际力量做出反应，什么外部或者内部因素可能会改变一个给定的国家内部当前的国内政治结构与进程，今后5年内在结构或者进程的层次上，以及内政治方面带来重大变革的可能性有多大等等。
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各位作者还试图在正在全球体系中发生的三项重大变革的背景下勾勒出相关的国家或地区的内部变化的格局：
·全球化的现象，被理解为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民之间发生的全球经济活动所占的不断增大的份额，以及世界各国经济的日益一体化。
·现代化的相信，被理解为国家和社会通过人类行动的日益合理化所带来的社会变革能力的提高。
·全球范围的力量对比不断变化的现象，其预兆是国际体系不断转移的核心，即从美国和欧洲转移到亚洲，其最突出的明证则是中国和印度等新的崛起中的国家。
这里所进行的对国内政治的分析最终考虑到，正在亚洲主要国家发生的变革如何影响其战略行为。为此目的，本集中论述每个国家或地区的一章的结尾处，都对这些亚洲主要国家的国内政治变革如何影响其与邻国和美国的关系做出评估，具体而言在以下问题上：（1）战争与和平问题；（2）与国内相对于国外的平衡活动相关的问题，就是依靠自己的资源来建立安全和寻求新的外部盟友之间的选择；（3）与军事现代化、军备竞赛和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关的问题；以及（4）与同美国之间的合作性安全关系的现实或前景相关的问题。
通过以与每个国家相关的方式如此探讨范围广泛的问题，本集论文提供了一项概览，涉及亚洲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不断演变的内部变革和国内政治趋势如何决定其寻求实施大战略的单独能力，这种战略在其它方面受到国家或地区的地理位置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实力的广泛影响。
鉴于亚洲大陆现以成为快速经济增长的同义语，所以无怪乎，本集中的几章认为，经济变革的管理是国内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三个亚洲主要国家——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的情况肯定是如此，尽管对其中每个国家所构成的挑战都截然不同。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有关中国的研究是对一种观点的最清楚的解释，就是认为今天中国的国内政治从根本上讲涉及维持占据主导地位的高经济增长率，以便不仅恢复北京在历史上曾经享有的大国地位，而且避免经济增长一旦出现波折就会造成的国内政局的动荡。由于中国现在是，在将来一段时间内很可能仍将是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所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最终通过前者对后者采取的高压手段得到加强。然而，经常地执行这一契约的代价通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存在的暗含的社会契约而得到降低——按照这项契约，只要可以获得越来越大的个人自由和经济繁荣，中国人民看来就接受中共的统治。由于要想维持这种安排就必须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以李侃如令人信服地描述了共产党如何解放了省和地方政府，以便创造就连中央政府现在也难以控制的庞大的经济实力。为了保持经济持续扩展的可能性，北京调整了其国际外交，以“平息有关中国威胁的日益增大的恐惧”。然而，这项战略的成功却使国内经济保持了超出人们预料的强大活力，从而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譬如腐败、对个人的剥削、地区差别、日益加重的不平等、自然资源的消耗殆尽，以及环境的严重恶化。虽然其中一些问题促成了中国国内的严重动乱，但是这一现象看来尚未对共产党的统治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正如李侃如所说，仍然强大的中国统治阶层愿意允许其公民扩大在政治上漠不关心的范围，以谋求个人的利益，但他们“就是……不能容忍积极反对国家的势力”。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弄清，持续的经济繁荣是否会改变这一动态关系，不仅在公民要求的层次上，而且也在国家允许的层次上。然而在此之前，中国将继续成为一个令人着迷的榜样，说明应付快速的经济增长的挑战如何继续构成其国内政治的关键。
以不同的方式，在一种不同的背景下，应付经济增长也是摆在印度这另外一个亚洲新兴强国的国内政治面前的核心问题之一。正如莫汉所阐明，印度10年来经济增长的加速使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使该国即将实现其再次成为大国这一独立后一贯的梦想。从这种意义上讲，印中两国的野心之间就有相当大的相似之处：两国在殖民时代以前都曾经是主要强国，现在则都谋求利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所提供的机遇重振雄风。在印度的情况中，国内政治起着关键作用，但却采取与中国截然不同的方式。由于印度是一个民主制强大的国家，所以所有的公共政策——包括与经济改革和自由化相关的政策——都必须经受政治认可方面的考验。“国大党体系”消亡以后印度的政党四分五裂，加上国家领导能力薄弱，以及政治领导人处于守势的政治文化，造成了一种局面，即尽管举国上下普遍相信经济改革必须继续下去，但是在应当采取的具体政策问题上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这种争议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所有经济改革都造成赢家和输家，而在民主制度下，经济市场上的输家会通过调节权力分配的政治市场来努力避免或补偿损失。因此，最出人意料的可能是，印度能够维持双位数字的高经济增长率，尽管她陷入了新的“印度式改革速度”。根据莫汉的分析，印度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不仅因为它解释了经济过程的管理在另外一个主要的亚洲国家如何对国内政治产生核心重要性，而且更重要的还由于他的一项结论——即“即使是印度大战略的次优结果也可能是举足轻重的，影响到国际体系的演变”——给亚洲未来的力量对比并给美国带来了重大的后果。
瓦兰德有关俄罗斯的一章也凸显了经济增长和政治经济学对国内政治的核心重要性，但他所采取的方式则与中印两国存在的挑战截然不同。可以肯定，有一些类似之处：最近引起极大关注的俄罗斯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国经济以苏联解体后人们所未曾预料到的方式回升了。然而，这一类比也有其局限性。诚然，中印两国经济实力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国家需要的驱动。而在后者的情况中，这种需要实际上得到了被统治者的正式批准。然而，俄罗斯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看来受到巩固国家的目标的驱动。而这个国家则由一系列具有狭隘利益的腐败的保护人与被保护人之间的关系组成。这些关系涉及与普京总统的统治有着极为密切关系的情报机构目前和从前的成员。因此，尽管俄罗斯的政府机构的宗旨起码是做出政治上的正式反应，但是在实践中，正如瓦兰德所说，这些机构的存在主要是为“并非对俄罗斯社会负责的精英阶层”“来管理政治、经济与社会体系”。因此，不仅俄罗斯目前的复兴，而且还有其国内政治的结构都是相当脆弱的：前者主要建立在能源和原材料的出口基础上。而这种出口的生产的基础设施并没有实现恰当的现代化。与此同时，国内政治的结构主要围绕着一种腐败的家长式专制统治。在其中，保护人和被保护人不断地进行权力和财富方面的交易，从而“挟持”国家，使之服务于自己的狭隘政治目的。一般民众之所以容忍这些掠夺性的治理安排，看来仅仅是由于俄罗斯人民的境况从客观上讲要比苏联解体后时期好一些，而且由于他们对改善经济状况的期望使之对滥用“管理之下的民主”的做法不大敏感。瓦兰德简明扼要地概述了俄罗斯的局势：
“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建立在这个制度所提供的东西而不是其本质的基础上。这个制度如果不能进行生产，则问责机制和反应能力的缺乏，以及俄罗斯公民对其领导人的普遍怀疑就可能会使普京表面看来很强大的国家内部潜藏的弱点暴露无遗。”
恰恰是由于莫斯科继续拥有局部领域中的科技优势，所以俄罗斯在中国国力不断崛起的背景下出现的任何重大失误，都可能会对该地区和美国造成地缘战略上的重大后果。
虽然本论文集认为，管理经济的变革起码在三个亚洲大国是具有核心重要性的国内政治问题，但是经济变革的重要性还在许多较小的亚洲国家显示出来。在东南亚的起码三个例子中——在印尼、越南和新加坡——积极的经济发展对管理国内政治仍然具有关键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印尼，正如韦瑟比在其有关几个东南亚主要国家的地区研究论文中所说，经济业绩的提高与国内治理的改革实现了良好的对接。印尼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传统安排正在取得显著的改善。正如韦瑟比简明扼要地阐明：“印尼作为东南亚民主成功的事例脱颖而出。”在遍布极权主义政权和军事极权主义并非罕见的一个地区，印尼——它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地理位置很重要，在传统上也是该地区的领导国家——看来正在重新界定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正常的发展中的民主国家，拥有生机勃勃的和自由的公民社会，……当选的议会，……一项改革议程，以及处于转变中的一种军民文化”。虽然这些事态发展毫无疑义地获得了外部的援助，但是苏西洛总统在国内的文官领导一直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在多年在经济困境中挣扎之后，他的改革议程帮助该国实现了经济增长目标。虽然在印尼可以见到的这种国内转变在越南并没有相应的迹象，但是河内在经济绩效方面超过了雅加达。通过迅速拓展与美国等国的贸易，越南实现了经济绩效的显著改善。这种改善使该国得以不仅成功地抗衡了中国，而且保持了国内统治的极权主义结构。持续的高经济增长率是否会带来越南政治的自由化具有不确定性，但是越南的情况——像在上述的其它国家的情况中一样——成为了经济因素在许多亚洲国家国内政治中的核心重要性的典范。
虽然这些实例说明了为什么亚洲继续成为经济奇迹的发生地，但是该大陆的多样性本身就为除了经济以外的其它驱动因素提供了用武之地。有趣的是，国内政治变革在今天亚洲最大的经济体日本的国内政治中占居了主导地位。这一现象看来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几十年来东京一直是一种观点的典范，就是认为“一切政治都是采用其它手段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现已成为日本政治的最突出的因素。这一事实凸显了两个重要的政治现实。第一个现实就是，日本令人信服地摆脱了10年来的经济不景气，并正在缓慢地迈向实行大多数日本人长期以来翘首以待的各种结构性改革。第二个实际情况就是，尽管中国的崛起得到了大肆宣扬，但日本却仍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亚洲科技创新的最重要的中心。因此，该国面临着与饱和的经济体相关的所有问题，在日本的情况中包括人口方面的不利因素。虽然对这些问题必须认真解决，但是日本经济今天不再需要大规模的外部干预，还能维持其长期的生命力与绩效。
这两个事实加在一起意味着，有关日本政治制度的结构、其政权的性质及其长期的国际形象与利益的各种问题可能会在其国内政治中再次占居核心位置。正如望月有关日本“漫长的过渡”的十分出色的一章所表明，这些问题看来恰恰是主导着日本今天的国内政治的问题。望月具有说服力地说明了，日本逐渐获得正常国家地位的愿望如何反映在其国内政治变革之中——包括日本自民党和民主党的一个两党制度的缓慢融合，以及首相和内阁官房长官在决策问题上权力的日益增大。日本炙手可热的官僚机构在这种背景下得到了改革，以便对政治领导层做出更好的反应。一个新的迹象表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契约正在人们对民主党更大的敏感度方面得到微妙的重新界定，这就是，主要政党的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正在发生变化，就在政府本身正在被迫在制订公共政策方面考虑到公众的情绪的时候。这种种变革正在必然地带来重新界定日本在亚洲的安全方略的新的努力。正如望月所指出，这种方略涉及“价值观、国家安全、经济和国际秩序”。他所撰写的一章提供了对正在日本发生的有关这些问题的辩论的一项内容丰富和引人入胜的分析，但却与要求立即实行彻底改革的呼声形成对照，警告说，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变将是缓慢和渐进性的，尽管这种转变一般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日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说明国内政治的经典问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统治者的愿望，即改善外部安全环境，以便不仅推进国家的国际利益，而且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权力——在亚洲仍然盛行。在朝鲜半岛，情况也是如此，尽管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塞缪尔·金有关朝鲜和韩国的国内政治的论文阐明了一项论点，即“（两国的）国内因素都决定了大战略的制订，而外部因素则在决定这些大战略的实施结果的成功方面占居优先地位”。不难发现，朝鲜的情况也是如此。事实上，一种说法不会是夸张，就是平壤的几乎每一项国家政策都受到一种核心考虑的驱动：保护统治者在外部环境和国内民众面前的生存能力。在朝鲜胜于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国家利益就是其已经被神化的暴君的利益。金恰如其分地写道，朝鲜是一个“制度化程度很低的、相对简单的和组织单一的体制，在其中，国家、体制与政权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和重叠——即使不是完全被消灭。朝鲜的国家就是朝鲜整个制度的同义语。”在这种环境中的国内政治实质上围绕着最高领导人与维持其普遍权力的高压机构之间的讨价还价——不论是在国外的政治利益的榨取还是在国内的经济“改革”。从而使国家迈向做出“体制的维持与生存所必需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让步”。
按照金的分析，与此形成对照的韩国的例子则是引人注目的事迹，表明真正的国内政治改革，尤其是在以往的军方占居主宰地位的传统背景下不断巩固文官的统治，如何与首尔经济的成功实现对接。带来这一经济奇迹的是全球化以及首尔获得一定程度的战略自主权的愿望，因为它被中国、日本、俄罗斯，从比喻的意义上讲还有美国等大国所包围。金对韩国国内政治潮流的透彻分析表明，绝非已经完美的民主的不断加强已经改变了朝鲜半岛的安全的整体结构。这些变化反过来推动首尔阐明了共同安全和安全多边主义的观念，起码是作为对牢固的政治联盟这一比较陈旧的工具的补充。这些发展还使公民社会得到巩固。由于其在恢复民主方面的早期角色，公民社会获得了进一步的权力，以影响租金人权、环保、法治，甚至还有美韩安全联盟的条件等各个领域。这一过程使各种反美情绪死灰复燃，尽管这种情绪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是值得争论的。韩国国内政治的演变在首尔的一种一致的努力中找到了表达方式，这就是在有意识地利用全球化来进一步增强韩国的国力在基础上制订一项新的大战略。正如金所说，这种旨在改造大战略的努力与不同的行为主体——譬如政治家、决策者、企业家、学者和新闻记者等——实现了融合，以支持一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方面的全面的构想。只有时间的推移才能告诉我们，这一构想在其最广泛的形式上是否会得到实现。然而目前，韩国是一个出色的实例，表明在权力的分配方面，内部变革如何不仅直接地影响大战略的制订，而且直接影响到战略的实质内容，以便把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地区战略关系的较大结构的改造方面的努力包括在内。
管理经济改革在一系列亚洲国家构成了国内政治和大战略方面的重大挑战。成功地完成国内体制的改造则是另外一些亚洲国家所面临的另外一个类型的挑战。制度的重建问题或者遏制现已存在的政治框架的衰朽看来构成了亚洲当代经验的第三个类别。前一种现象的一个出色的例子就是中亚，尤其是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国内政治。正如考奈尔所说，这两个国家的核心问题都是“伴随摆脱苏联统治的转轨的严重经济与社会问题”所衍生的“制度薄弱性”。他说，这不应当令人感到意外，因为“没有任何国家、酋长国或者公国曾经（在历史上）以苏联解体后的现有的5个中亚国家的名称或者大致的相同边界存在过。”有鉴于此，现存的正式权力机构不足以反映权力的真实结构。这种结构是极权主义或者半极权主义统治的一种复杂的混合。这种统治与围绕着亲属关系、地区或者经济寡头统治组织起来的各种次国家“团结组织”相关，或者从中汲取营养。在这种环境中，统治者所面临的核心政治挑战就是维护一种“以确保获胜的最低限度的联盟”。这种联盟包括保安力量等产生权力的主要集团，以及产生收入的财力基础。在这种基础上，每个中亚国家都必须解决种种战略问题：巩固岌岌可危的国家身份认同、维护国家自治，以对抗地区外部的较大的和能力较强的邻国、防范威胁统治的内部势力，以及保护自己免遭共产主义等旧的意识形态的正式恢复和死灰复燃的伊斯兰教等新的意识形态威胁的侵害。在这一背景下，考奈尔探讨了为什么像哈萨克斯坦这样一个国家已经被证明要比乌兹别克斯坦成功。这一结果看来与其说是决定于是否存在天然的能源，不如说决定于哈萨克斯坦要比乌兹别克斯坦较好地改革了国民经济。在后者的情况中，这一事实与其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性质密切相关。乌兹别克斯坦还遇到激进的伊斯兰教组织问题，并且与仍然不稳定的阿富汗之间有一条带来不利条件的共同边界。这一点促使考奈尔得出了令人不安的结论，即乌兹别克斯坦看来“越来越不稳定——这种情况给该地区造成了重要的后果。”
中亚所特有的制度薄弱问题在南亚的两个主要国家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也得到反映，尽管是出于不同的原因。正如格拉勒令人沮丧的分析所显示，由于漫长而痛苦的历史而纠缠在一起的这两个南亚国家现在看来正在走向一种无意中的趋同，多亏了自两国建国时起就开始实行的政治制度的逐步削弱。在两国的情况中，其各自的军队都应承担主要的罪责。两国政党的力量薄弱以及连续不断的文职政府当政，不仅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冒尖的激进伊斯兰教组织，而且还为前者为了确保实现自己狭隘的政治目标而寻求的文职人员和军人之间的暂时调情打开了大门。因此，两国的军队都成为核心的政治机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还都被看作稳定的最后堡垒——它们自己无疑地急于宣扬这种看法，但比较成问题的是，这种看法实际上具有严重破坏稳定的效果，以致在两国的本国人民及其国际合作伙伴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变成普遍接受的看法。正如格拉勒在其分析中所指出，军队在两国的政治生活中日益占据的核心地位导致了南亚的伊斯兰教恐怖主义组织的崛起。在巴基斯坦，这些组织成为与印度之间持续不断的地缘政治斗争的便利工具。在孟加拉国，这些组织不仅在控制文职政党方面，而且还在骚扰印度方面，服务于军方的利益。正如格拉勒所断言，这种破坏稳定的演变的结果就是，“如果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精英阶层继续沾沾自喜或者干涉政坛，两国就都冒着一种风险，就是纵容极少数人——把带有政治色彩的伊斯兰教确认为自己的主要政治特征的人们——最终决定双边关系以及本地区的稳定。”对于积极卷入在南亚打击“基地”组织的一场苦战的美国来说，这一结论很值得认真反思。
制度的衰败所造成的国内问题显然不是南亚所特有。在东南亚，正如韦瑟比所说，美国历来的两个盟国——菲律宾和泰国——的许多目前的国内问题也都应当归咎于合法地位问题以及文官与军人之间关系的失败。尽管在反恐战争中美国大力支持菲律宾，但是马科斯统治结束后的治理结构被证明相当不牢靠，包括腐败问题、旨在修改宪法的、具有政治动机的努力，以及仍在破坏政治稳定的、文官与军人之间的脆弱关系。在泰国，军人已经卷土重来。由于对很受民众拥戴的文职总理感到不满，因为他的社会支持基础来自于被统治者当中的被边缘化的和迄今为止没有代表的群体（即农村的泰国人），所以传统的社会与政治精英阶层（即官僚、军方、保皇党和学者）——“他们倾向于把自己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权力看作是一项权利，而不是民主制度的奖赏”——默许了一场政变。这场政变不仅对泰国从前在文官与军方之间关系方面的进展，而且对泰国与美国之间的安全关系，都构成了决定性的威胁。
因此纵观全局，本论文集中的按照国家和地区划分的研究报告起码从三个范围广泛的方面提供了有关亚洲重要地区或国家目前正在发生的国内变化的一幅复杂的图画。这三个方面就是对经济增长的管理、政治制度的蜕变，以及政治-社会的去制度化和衰败。因此，这些驱动因素当中的每一个都以重要的方式影响着有关各国的战略行为。每一章都从了解对美国的影响的角度探讨了这一现实。
本集继承以前的战略亚洲论文集中所开创的传统，还包括了有关与当代相关的不同问题的三份特别的研究论文。邱宾撰写的有关伊朗问题的第一份论文集中探讨了国内政治因素如何在寻求核能力方面影响德黑兰的战略选择。在有关伊朗的核野心是受到内部力量还是外部环境驱动的根本性问题上，邱宾直截了当地宣称：“伊朗谋求获得核能力是国内政治和革命合法性需要的产物，而不是战略要求的产物。”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他认为，核计划已经成为有关伊朗战略发展方向的两项势不两立的国内设想的试金石。参加这场辩论的所有方面看来都同意，伊朗不能放弃其获取各种核能力的主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点证明了一项论断是正确的，即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范围广泛的“全国共识”。
由尼克·比斯利撰写的第二篇专题研究论文探讨了布什第二任期内引起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即美国是否应当把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建设亚洲总体的地区安全结构上，以此作为长期维持稳定的一条途径。比斯利注意到亚洲的许多双边关系和组织中所充斥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与怀疑情绪。他承认，由双边和多边地区机构组成的目前的“字母汤”并没有在实质上减轻该地区当前存在的安全方面的不安情绪。之所以发生这种失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与欧洲不同，亚洲的安全机构既不是凌驾于一切机构之上，也不是共同的历史、价值观，以及对目前和预期的威胁的共同评估的产物。尽管存在这些实际情况，但是比斯利仍认为，由于两个原因，从美国的观点看，一个安全结构——界定为“国际机构、对话论坛以及其它机制所构成的一个相当连贯的联盟”——是值得考虑的。第一个原因是，亚洲看来有对某种多边机构，也许甚至是某个现有机构的改造所带来的机构的越来越大的需求，即使仅仅是为了增进信任。第二个原因是，一个多边机构将使美国能够更好地解决涉及公共卫生、环境和气候变化的新的集体行动问题，因此不会取代，而是补充亚洲现有的双边联盟，起码在近期内是如此。无论美国的决策者是否同意比斯利的建议，他的分析都值得认真考虑，并且肯定应当因此而在与成本相比，创建一个全大陆的安全框架的效益是否划算问题上，做出深入的评估。因此，在决策者们考虑在这个问题上的今后步骤的时候，他的论文应当成为重要的材料来源。
第三篇也是最后一篇专题研究论文是艾略特有关环境恶化及其对亚洲安全的影响的使人深受启发的论文。全球范围的环境健康问题在当代引起极大的兴趣，在包括联合国（联合国最近在安理会中就全球变暖问题举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辩论）在内的重要国际论坛，甚至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等传统安全文件中，都引起极大的关注。虽然几乎人人都同意，作为有关地球生存的问题，保护环境很重要，但是如果这场辩论涉及具体国家（或地区）的国家安全，辩论通常就陷于停顿。艾略特的论文在两个具体方面对这一问题做出重大的贡献。首先，这一章仔细地探讨了对整个亚洲地区构成挑战的环境问题的类型，超越了气候变化问题的范围，探讨了涉及污染、资源的消耗殆尽、农用化学药品的滥用、森林的大量砍伐、地下水的开采殆尽等一系列多样性的和复杂的危机。其次，她的分析探讨这些问题所依据的是有关环境安全的一项站得住脚的观点。虽然这项观点的思想倾向并不是现实主义的，但却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可以解释“环境的恶化如何可能会成为社会关系紧张、族群暴力活动和政治上的离心离德以及局势动荡的一个因素”，尽管这种环境恶化并非总是引起国家之间的实际冲突。艾略特详细阐述了亚洲各国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从而很有说服力地阐明了美国为什么应当做出超过迄今为止的努力的、范围更加广泛的反应。她认为，亚洲的环境安全方面目前的趋势很可能会破坏美国有关该地区的安全设想，“通过削弱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的稳定，加重国家内部的社会不满情绪和人们的不安全处境，以及通过对经济发展、贸易和资源的安全施加影响。”艾略特因而首先敦促美国在亚洲背景下进行反省，“考虑到自己作为协作伙伴的角色，而不是谋求自己的政策利益，”其次而且更加普遍地“进行全球出击，从而减轻美国对环境恶化产生的不利影响，”以此作为对地区稳定做出贡献的途径。
结束语
综观本集各章，十分明显的一点就是，内部变革和国内政治问题是决定着国家通过其国际行为所表达的选择的深刻因素。换言之，虽然无政府主义和权力分配等问题影响着表达这些行为的系统性背景，但是一项强有力的论点就是，应当仅仅把这些结构性制约因素看作解释国家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如何行事的许多变量之一。因此，各章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以重新构思包括新现实主义理论在内的国际关系理论，使之朝着比较接近于其经典现实主义前辈的方向发展。从这些问题的各种后果角度来对其加以认识，无疑将是美国的决策者在今后几年里颇费功夫的事情。这些问题也应当引起国际关系理论家的重视。（尹宏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