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南和方舟子是“科学主义”者,没有出路


    司马南、方舟子人等是“科学主义”者。最讲科学的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第一次提到了“后现代”一词之后,西方强调“科学主义”的学者就已经开始置疑“西方科学主义思想和启蒙运动普及”的人类普适性问题了。斯宾格勒的巨著《西方的没落》全面进行了阐述。他们认为“西方文明的‘科学主义’不可能全球化。汤因比还认为‘西方文化走向全球,使得西方人产生一种自我意识,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文化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人们在接受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也对其加以改造,因此,西方文化的绝对性便无法存在’,‘科学主义’便是这种无法存在的绝对性的东西。比如,当今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共同制定的‘华盛顿共识’就是这种东西”。
    西方人早就在置疑自己的文明的“普世性”问题的时候,中国则出现了这样一批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科学理性是有局限性的,非理性的、感觉的、人类未知的、用数学或别的什么科学之类的方法算不出来的、不可以模块化的人类行为和思想恐怕才是具有普世意义的。按照司马南、方舟子一干人等的理念,全人类都必须在“科学主义”的旗帜下“模块化”和“ERP化”了。在中国北京,我们常见到一些“病西施”和“脂粉男人”--“我的咖啡里只能放进2.5个方糖,这样使最科学和符合营养学要求的。两分钟以后服务生会按照这里的规程完成为我的咖啡加糖的工作……”;“我将在9.33'会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朋友,大概21分钟左右,然后我会和他一起去打高尔夫……”;“哦,又忘了,我必须在今天的8.31'半,给我的女朋友送上一束8.01'刚从瑞航飞机上送下来的红色玫瑰花,至于用科学的观念去和那些没有一点科学知识的人将道理的事,我已经在昨天晚上7.00'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开始的同时,给司马南和方舟子等群发了一个电子邮件,让他们必须在20分钟的演讲时间之内把那些科学条款讲完,用5分钟的时间回答记者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现代小布尔乔亚的“科学主义”,多么的贵族啊,比最现代化的美国的布希总统都矫情,还“科学主义化”。
    要知道,人类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除了“2.5个方糖比较营养而外,还有‘只要有口饭吃就可以的人存在’”;“除了研究大盘K线的‘科学理性分析’而外,希勒还告诉克林顿说‘保持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是非理性繁荣所致……’”。
    “理论是苍白的,生命之树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