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持：罗建法（《民营企业家》副主编）
本期嘉宾：陆新之 财经书籍出版人，商业观察家
张小平 财经专栏作家、《性格企业家》作者
曾朝晖 知名企业管理专家
本期嘉宾：陆新之 财经书籍出版人，商业观察家
张小平 财经专栏作家、《性格企业家》作者
曾朝晖 知名企业管理专家
近日，国美对外发布消息，称有关部门对国美的调查已经撤消，国美终于逃过一劫。
同时，也有相关人士称，国美过关并不代表不存在任何问题，如果还不修正以前的某些做法，而以本次侥幸为荣，很可能会遭遇不测。民营企业存在一个普遍的“洗澡”的问题。
张小平：“断根、赎罪、养晦、舍得”是民营企业家 “大澡”四大步
杨绛写过一本叫《洗澡》的小说，描绘的是一群知识分子在“三反五反”运动中的心路历程。洗澡当然指的不是到澡堂里去舒舒服服地“洗涮涮”，而是拿着锋利的手术刀，对自己的灵魂和思想进行彻底的解剖和清洗。“洗澡”在当时也叫作“割尾巴”。
有意思的是，从1951年底起至1952年底的“三反五反”运动，针对的其实是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三反”指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五反”指反对资产阶级不法奸商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对商人来讲，那是一个肃严的时代。
而近年来，对于敏感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来说，可能又多少会在空气之中嗅到某种肃严之气。但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相比，民营企业家的抵触及委屈情绪也许更甚——自认为是中国改革功臣的他们，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要面临“洗大澡”的阵痛？
为什么要“洗大澡”？这首先是民营企业家自身的缺隙造成的，他们的缺隙就是天生多了一条尾巴，这条尾巴叫“原罪”；其次，随着社会贫富悬殊的日益加剧，已经呈现出“恶性社会”的征兆——在富人们眼里，自己的施恩行为却并没有招来穷人们多少喝彩声，善举没有得到善报；而在穷人们的心头，这些贪官奸商们掠夺了社会的财富，恶行却没得到恶报。在“恶性社会”里，因果不再循环，各个阶层情绪对立并渐成死敌。我们这个时代沉淀下来太多的难题，让人理不清、剪不断。但这个时代需要继续轻装前行，这就必须要有具体的人或事来承担历史的重负、沉疴和积怨。不幸的是，民营企业家正是那个“比较软的柿子”。处于风口浪尖上的民营企业家，需要的是一次主动的、彻底的、全面的“洗澡”来脱胎换骨，改变自己的负面形象，以避免成为恶性情绪的发泄对象与牺牲品。当然，这种“洗澡”不是“三反五反”时那种自上而下地、全社会参与的政治运动，而是每一个企业家个体的、发自内心的自省。
如何“洗大澡”？有八个字可供民营企业家参考：“断根、赎罪、养晦、舍得”。
断根，就是斩断过去的种种。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因为某些部门对权利的垄断，生存空间狭窄的民营企业家不得不与某些官员进行“权力寻租”。这种官商勾结形成了极端恶劣的经济环境，养成了部分民营企业家投机取巧甚至违法乱纪的恶习。而在法律与制度日益健全的今天，他们仍然有钻法律漏洞的习惯与冲动。不断根，被逮住只是迟早的问题。
赎罪，就是为过去的不规范行为“买单”了事。你捐款也好、你提高职工福利也好、你提升产品质量也好、你改善生态环境也好，每一次的“额外付出”，都让你的原罪减轻一分。当然，对企业家来说，最好的同时也是最擅长的“赎罪”行为，就是“消灭”穷人和闲人——在中国，第一大问题是人多，第二大问题是穷人多。这么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这么多的下岗职工，这么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靠企业家们来化解，将会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多一个穷人，对于富人而言，就意味着多一分危险。
养晦，也就是埋头做事、少发狂言。这本来就是一个矛盾与恶性情绪飞扬的时代，一个张牙舞爪的商人只会被淹没在唾沫之中。
舍得，也就是用舍换得。再直接一点，就是用金钱换平安。利益，是激发社会矛盾永远的动力；利益，也是浇灭人类怒火永远的甘泉。当矛盾激发了，面临身家性命之虞了，让出若干股权和现金又何妨？为10%的股权，宁愿面临10年牢狱之灾的风险？这个道理连普通人都能想清楚，但偏有很多固执的企业家却迎着锋刃而上，结果常常是人财两空，这真是让人唏嘘不已。
“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特定的转型时期，民营企业家们不要奢望、不要气馁、更不要负气，海子的诗意幻想将会是你们最现实的选择。
陆新之：改善营商大环境，杜绝原罪潜规则
你可以不喜欢企业因循的中国式增长的草率路径，你可以叹息中国的商人们的坏品味，也可以怀疑国企、民企和外资缺乏社会责任感、满足于弱肉强食的显规则……但是，即使是这样，你还是会发现，过去29年来的社会变迁，绕不开的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公司行为，在犬儒主义地发出一些感伤和批评之前，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现实之中来。人，毕竟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逃离地球，如期空发狠话，不如回到地面上探讨如何在中国营造一个更好的营商环境。
某种意义上，黄光裕被查以及被澄清无事，相当于是一个喜剧收场。这或许是一件好事。
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干预司法地大谈赦免民企原罪，也没有必要故作激愤状大呼清算。让上帝的还给上帝，把恺撒的还给恺撒。
事实上，该清算的自然会清算。如果能够幸存下来的企业，那么说明他有适应当下环境的生存之道。
而由过去29年的经验来看，中国未来工业发展最具潜力的发动机，不是国有部门，也不是国际500强在中国说英文的海外华人掌控的分公司，而是数以百万计的灵活的私营企业。大量证据表明，它们比规模更大的对手更进取、更高效、更富创新精神。同时，他们也更加容易触犯法律或者法规。
根据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民营企业中，注册资本金在100万元以下的占50%以上，所有者权益在200万元以下的占60%，在亿元以上的，只占2%左右。可见，民营企业内部分化也很厉害。
因此，当讨论中国的公司需要争取好的营商环境的时候，首要是争取公平竞争的环境。大企业一般都在各级政府的视野里，他们的营商环境一般都好于中小企业，从资源配置的角度，他们的情况缺乏代表性，也较难复制推广。最值得关注的是民营中小企业。他们势单力薄，无力抵挡腐败势力对自己合法利益的侵犯，无力为自己争取公平公正的公共政策。所以他们的营商环境往往最糟糕。
举一个例子，风云浙商人物倪捷，绿源电动车的创办人，也是电动车行业的维权代表，因为一纸莫须有的背后黑状，就被剥夺了CCTV风云人物的候选资格。这种事情的发生，可见中国企业家还处在怎么样一个不健康的生态环境之中。
现在最有建设性的事情，是改善营商环境，让还没有原罪的企业摆脱不犯原罪就不能发迹的不合理现象。同时，保护那些合法营商企业的各种根本权益，使他们免于恐惧、重税和歧视。只有了改善营商大环境，让企业家真正能够自由竞争，合法经营，才能杜绝他们通过不正常手段牟利的原罪潜规则。
曾朝晖：制度的缺陷，是原罪的原罪
黄光裕调查门事件，使所谓“原罪”问题又成为话题。
山雨欲来风满楼，在不利的舆论形式下，一些民营企业家开始站出来纷纷表白，自己的第一桶金的来源是合法的，一些媒体也开始进行一些调查，尤其是那些名声在外的企业家。也有一些企业家站出来，坦诚自己的“原罪”：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坦言曾经赖过账、走过私；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承认自己曾经“骗过人”，卖过没有用的软件；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也承认卖过高水分的玉米饲料，赚了500万昧心钱。
笔者认为，这股势头如果得不到制止，会对社会对经济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人人自危，大家都忙着表白自己，谁还有心思发展企业，大家都在表白，好像不表白就有原罪，这实际上先是假定了民营企业家有罪，然后要拿出证据来证明自己无罪，没有证明就是有罪，岂不是非常可笑。
笔者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要接触一些民营企业家，有些已经做到非常大，在和这些民营企业家的接触中，笔者感觉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凭借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的，客观地说，他们还生活在不太公平的市场环境下，他们在政策的夹缝中寻找生存的机会，他们的成功来之不易，笔者常常为他们所感佩。
大家最关注的企业偷税漏税的问题，难道只存在于民营企业中，国营企业就没有偷税现象，一些国营企业老板曾经坦言，国营企业偷税不怕，说白了我不是为了自己，还是国家的资产，而民营企业的性质就不同的了，你是为了自己，多偷一分钱税你腰包就多了一分钱。当然，偷税漏税是可耻的，理应受到惩罚，但我们在强调公民纳税义务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对私有财产进行法律保护。可是迄今为止，我们在宪法或法律中仍找不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字眼，这是权利和义务的不平等。
同时，我们也应该反思，沉重的税负本身是否合理，中国实际上已成为世界上税负最重的国家之一。
说到走私，我们知道，迄今为止发生的走私大案，都与政府权力部门有关，没有官员的腐败，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走私。权钱结合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条致富的捷径，比如，要从事房地产，就得从政府权力那里获得土地。要进入某个利润高的行业，你就得从政府权力那里获得许可证。要获得贷款，你就得有权力批复，而不在于你的资信与投资项目如何等等。
不合理的制度是“原罪”的“原罪”
讨论所谓的原罪问题，要把属于道德范畴的违规与属于法律范畴的违法区分，企业是趋利的，只要不违反当时的法律，就没有罪，如果法律没有界定，那是属于法律没有制定好的问题，那么，应该受批评的应该是法律。
换句话说，即使是那些确实利用了那个时代的某些体制性漏洞，完成了原始积累的，也不存在有罪的问题。要知道，考虑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政策体制环境，民营企业根本是没有生存空间的。而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冲破了旧体制的束缚，并且推动了新体制的创立。
我们并不否认，与一些国有企业一样，一些民营企业也确实存在违规甚至违法的事实。但是，我们冷静地想想，在国家政策对国有企业倾斜，在银行对民营企业另眼相看的大环境下，民营企业家们真可谓是在夹缝中求生存，他们的一些违规，只是想争取多一些生存空间和平等参与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被制度逼得违规的，至今我们的一些领域，已经对外资企业开放了，却依然不对民营企业开放。当然，不管怎么说，违规违法都是不光彩的，但是，那么逼着他们去违法的体制是否也有责任呢？因此，我们对所谓原罪问题的清查，其实质在于完善制度和法律，杜绝钱权交易的可能与机会。否则，不仅无法遏止国内高官腐败，也难以阻止更多的周正毅们前赴后继的涌现。
（本文为作者参加网易商业频道专题讨论的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