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教育家 

老先生的精神 后辈们的榜样

             ——记比较教育名师王承绪先生

          （作者 潘发勤  原载于〈教育家〉2004-1、2）

2003年11月5日在杭州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九届国际教育创新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向浙大终身教授、比较教育专家、92岁高龄的王承绪先生颁发了“亚太地区教育革新终身成就奖”。2003年11月11日在浙大教育学院举办的庆祝会上，王先生讲了他的经历和感受，令我们这些晚辈们很是感动。

 1932年王先生从江苏一所中学被保送到中央大学，可是由于学潮大学解散，于是借读于浙江大学。借读一年后感到浙江大学学习环境很好，于是决定留下来，在杭州学习。浙大教育学系创建于1929年，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机构中设置最早的教育系科之一，原属浙江大学文理学院，王先生学习的时候又是浙江大学教育学极盛时期。当时有著名教育教授6人郑晓沧、孟宪承(解放后任华东师范大学第一任校长)、俞子夷(著名的小学教育家)、庄泽宣(比较教育学家)，还有几位著名的心理学教授：由于王先生曾被保送到中央大学，所以浙大非常乐意，没有经过考试就让他留在浙大学习。正好他所住的宿舍旁边是文理学院图书馆，他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图书馆的新书我总能先睹为快”。当时他向有关杂志投稿介绍国外新教育，一些文章的发表激励了从事教育的信心。王先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又旁听、自学德文、法文，增强了学习外语的信心：抗日战争时由于浙大几度搬迁，也先后辗转到不同地方，1938年5月王先生到上海参加留学考试、考试以后到光华大学听教育哲学讲课，当时师生关系密切。他不仅同孟宪承老师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留学考试被录取后郑晓沧老师也写信表示祝贺。这是第六次公款留学。1938年9月在日本炮火下离开香港到英国，路上生活艰苦，危险很多，尤其是在海上奔波更是凶多吉少。1945年抗战胜利，在英国的留学生非常高兴，热烈庆祝，都想回国报效祖国：大家都抱有教育救国的思想：从事教育也需要逐步地积累，当时竺可桢校长到英国考察教育，王先生等陪同了解有关情况。恰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竺可桢作为中国的代表参加，邀请王先生和钱三强到巴黎为大会作秘书，于是跟教科文组织有了联系。教科文组织的第一个项目是发展全世界基本教育，开展扫盲工作。王先生提供了中国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开展平民教育的情况，为教科文组织编写有关出版物提供了中国的资料，此时王先生也就教育为《大公报》写过评论。

应竺校长之邀准备回国，可那时回国举步维艰，1946年暑假定船票，直到47年1月才有船位，三个月后才辗转到达上海，继而到杭州：当时浙江大学也刚刚复院，书籍也正从贵州运往杭州。

 “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现在开始是为祖国服务的时候了!”王先生激动地说。从此以后，王先生从事比较教育工作，先后编译和出版了《外国教育论著选》、《比较教育》、《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流派》等10余部著作，为我国教育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并与顾明远等学者一起创立了比较教育学这门新学科。他历任浙大、浙江师院、杭大教育系教授，系主任，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高教所所长等职。在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合作咨询委员会委员期间，多次出访泰、新、菲、印尼等国，研究各国教育，广交教育界朋友，为亚太地区的教育革新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1993年81岁时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授予他荣誉院士称号，这也是伦敦大学第一次设立此荣誉学位，而92岁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他颁发“亚太地区教育革新终身成就奖”也是首次。    

令许多学者敬佩的是，王先生在80高龄以后，仍是他的丰产时期，1998年出版〈比较教育学史》，1999年主编《中外教育比较史纲》，2001年独自翻译出版《研究生教育的科研基础》、《探究的场所》、《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加上其他同别人合译并经他校正的高等教育名著《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新论》、《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等，为国内学者系统了解国外高等教育思想，为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和博士生培养作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王先生90岁的高龄仍然到图书馆亲自查阅资料，了解国内外教育发展的最新动态，为研究生论文选题做好前期掌握动态的工作；批阅作业认真仔细，上课一丝不苟，乐在其中。所以此次授予“终身成就奖”当之无愧，且这“终身”更是与众不同，用英语的“终身”(1ifelong)一词的含义进一步表达，则是much longer life for education。王先生不仅是健身长寿的榜样，更是终身学习、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榜样。

王先生在浙大教育学院庆祝会上说，“对获得此荣誉，我感到非常幸福。荣誉属于党、属于祖国。我虽然在教育岗位上辛勤工作了70多年，但是很惭愧，没有多少成就。中间由于众所周知的特殊时期，真正的工作是在1978年以后完成的。我不会忘记1978年后同赵祥麟编写〈外国教育史》，到北京查阅资料，刚好听到了党在新时期的教育政策，永远也不会忘记1979年为教育科学者平反。1980年教育厅邀请我参加教科文组织的会议，提供了合作交流的好机会。我不会忘记198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子，从此在党的领导下工作顺利，参加教育规划工作，培养研究生，先后有五位年轻学者到英国留学，回国后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此幸福时刻，我想，浙江大学要办一流大学，教育系如何发挥作用?一流的大学需要一流的教育科学作为支持。浙大教育系有着优良的传统，而且此传统一直没有间断过。教育系要重振过去的光荣，有关部门也要给予更大的支持，我们同样需要有航天精神，要从研究生教育创新开始，挖掘潜力，力争早日达到建成世界一流。”    

听到此时，作为先生的子弟，我想到几句话，“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我们祝愿王先生健康长寿!

其他记述：

寻找杭州最早的留学生

回溯到20世纪30年代:

   走进王承绪老先生的家中 , 一股淡雅的书香气迎面扑来。客厅中悬挂着多幅外国风景画，一排书柜里摆设着大大小小各具特色的世界各国纪念品，荷兰郁金香、巴黎艾菲尔铁塔、凯旋门、伦敦大本钟……王老先生向记者介绍着这些物件时，脸上隐约透露出对当年在外留学岁月的怀念。

 曾担任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王承绪老先生， 1936 年老浙大毕业后工作了两年， 1938 年考取“留英庚款”来到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教育学， 1 年之后，赵端瑛（王承绪先生的夫人）也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心理学。所谓 “ 留学庚款 ” ，即英美等国家，利用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办法，选拔中国青年出国留学。这种官费名额极少，要想通过，真比骆驼穿针眼还困难。以 1935 年为例：教育部举办的全国庚子赔款官费留学考试，各种学科总计录取名额，仅二十余名，可见其难度之大。王承绪老先生这一批全国也仅有二十名。其中只有外国史、法律、经济和教育四个专业是文科生。

王老先生乐呵呵地踱步到落地窗前，不紧不慢地坐下，泡上一杯绿茶，慢悠悠地回忆起他当年远渡英伦的留学生涯。谈起早年的留学经历，王老先生感叹地表示仿佛如昨日之事般历历在目。他的叙途条理分明，连一些微小的细节也记得甚为清晰，丝毫看不出这已是一位 90 多岁高龄的老人。

 “抗日战争爆发，我刚大学毕业两年，那时在学生中兴起了一股‘教育救国'的思潮、学习国外先进的思想文化成为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大学生们的理想目标。但当时能够考到官费留学的学生仍然屈指可数。与我同批出国的在全国仅有 20 人，包括后来为中国做出巨大贡献的“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和彭桓武。”说着，王承绪老人拿出一份恭贺新禧的年历，上面王大珩的亲笔签名清晰可见。

“ 1938 年 9 月，我们集中在香港办理了出国手续，搭乘英国的远洋轮船离开了祖国。先用了四周时间到达法国马赛，然后通过英吉利海峡到达了伦敦多佛港。那里的中国委员会已经为我们办好了入学手续，一切相当顺利。”但当时的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乱世之中，王老先生说：“尽管我们身在国外，在那个年代的留学生对国家和人生都有远大的抱负，学成后都想回国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 1946 年，当时的浙大校长竺可桢抗战胜利后到英国考察，遇到了我们，我们就响应号召马上回到了祖国。当时一同出国的 20 位同伴全部都回来了。”

  在王老先生家的书柜里，我们看到了三十年代留学时的老照片，也看到了一张合影，上面写着“王承绪教授 赵端瑛教授 从教七十年九十华诞”合影。这也已经是 1999 年的照片了。屈指算来，今年王老先生已经九十五高寿了。当我们请王老先生提词时，他欣然作笔，写下这样一段话：“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外教育的合作交流将进一步发展。希望新通教育在推动中外教育合作交流方面作出更大贡献！王承绪 2004年12月2日”。

(转自 http://www.shinyway.com.cn/show_detail.asp?id=951&lb=2 )

  王承绪教授简介 

　　王承绪教授，江苏江阴人，1912年6月出生。1932年入浙江大学教育系，1938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深造，1947年初回国，先后担任浙江大学教育系教授、系主任，浙江师范学院教育系主任、副教务长。1958年至今一直担任杭州大学教育系教授。目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教育使命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教委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理事、浙江省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杭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外国教育研究室主任，比较教育学博士生导师。

 王承绪教授长期在高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在比较教育和外国教育史领域有很深的造诣。早在学生时代即在《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等期刊上发表有关苏联、英国、意大利、波兰、墨西哥和土耳其教育的论文。解放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译著有《战后英国小学教育》、《英国教育》和《基本教育》。解放后，继续在教育系讲授外国教育课程，从事外国教育名著的翻译介绍工作。60年代，参加翻译了《教育原理》和《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由人教社出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先后与人合作主编我国第一本《比较教育》教材，并组织编译了大量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教学参考资料，计有：《杜威教育论著选》、《民主主义与教育》、《西方古代教育论著选》、《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流派论著选》、《西方资产阶级教育论著选》（新版）、《教育的传统和变革》、《英国教育》、《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为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编辑委员会委员，[外国教育]副主编，并撰写了《英国教育》等条目。与此同时，还积极引进国外科研的新成果，承担国家教委“六五”、“七五”教育科研重点项目“各国高等教育比较论”和“中外教育比较史”的研究，近年主编出版了《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和《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为高等教育新的分支学科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