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叹怎么会成了大明王朝的忠臣？
—清初“哭庙案”小考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白发苏州》中写道：
真正能够导致亡国的远不是这些才子艺术家。你看大明亡后，唯有苏州才子金圣叹哭声震天，他因痛哭而被杀。
从这两句简短的叙述中，人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苏州才子金圣叹，不愧为朱明王朝大大的忠臣。你看，“大明亡后”，唯有他一个人嚎啕大哭，而且哭得震天价响，最后还因此引来杀身之祸。遗憾的是，当金圣叹在清顺治十八年（1661）七月十三日立秋前被杀害于江宁（今南京）三山街时，南明小朝廷的永历皇帝也已危在旦夕。否则的话，他也许会特地下诏追认金圣叹为烈士，并赐以一个荣誉的官衔，让这位赤胆忠心的才子，不致含恨长眠于九泉。
当然，以上这些话，只是我根据余先生的赞歌进行逻辑推理得出的结果。事实上，金圣叹的被杀，是由于反对当时残民以逞的贪官酷吏、清吴县令任维初而引发的，跟早已覆灭的大明王朝无关。
金圣叹（1607—1661），吴县人，原名采，字若采，入清后改名人瑞，字圣叹。他“十岁入塾，即好文艺”（《水浒传》第五十六回批文），长成后才华横溢，但性格“倜傥不羁”，“放眼自负，白眼看人”（《杜诗解》卷三）。补吴县庠生。“学使按临苏郡，爱其才气，拔置第一”（《清代七百名人传》）。明朝灭亡以后，他绝意仕进，以闭门读书著述为务。顺治二年（1645），江阴典史阎应元率全城军民抗击清兵八十一日，城破后壮烈牺牲。金圣叹曾作《塞北》诗一首：
塞北今朝下战场，孤儿百万出长杨。
三通金鼓摇城角，一色铁衣沉日光。
壮士并心同日死，名王席卷一时藏。
江南士女都无赖，正对落花春昼长。
诗中既歌颂了守城壮士英勇赴死的战斗精神，也对不知亡国恨的江南士女作了辛辣的讽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圣叹连这一点故国之思也在历史风尘的吹拂下逐渐归于沉寂。顺治年间，有一位被皇帝金殿召对的道忞和尚（姓林，字木陈）传出消息：当今皇上在谈话中提到了苏州的金圣叹，说他所批的《西厢》、《水浒》“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僻者”。此话传到金圣叹耳中，顿时在他胸中激起了波澜：
他“不禁‘感而泪下’，怦然心动，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挥笔写道：
半夜虚传见贾生，同时谁会见长卿。
卧龙只合躬耕死，老骥何由仰枥鸣。
岁晚须毛浑短尽，春朝志气忽峥嵘。
何人窗下无佳作，几个曾经御笔评！”（转引自李景屏《清初十大冤案》）
这首诗的最后三句，不是充分反映了这位明末遗民金圣叹，在受到清朝顺治皇帝的青睐之后，流露出来的洋洋得意之情和刻骨铭心的知遇之感吗？
另外还有一种记载，见于已故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的《清诗记事初编》。他说：
〔金人瑞〕《秋感八首》诗序谓：“庚子（顺治十七年，1660）正月，邵子兰雪（邵点，号兰雪）从都门归日，述皇上见某批才子书，谕词臣‘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等语。家兄长文为某道，某感而泪下，因北向叩首敬赋。”以工于抨击、略无忌惮之人，忽又感激皇仁，令人发笑。
还有什么材料能够更有力地说明，此时此刻的金圣叹，已经被顺治皇帝那句表扬性的评语陶醉得骨酥筋软了呢？他又是“感而泪下”，又是“北向叩首”，剩下的就是没有亲自跑到北京宫城里去对着顺治皇帝三呼万岁了，他哪里还会为灭亡了十七年的大明王朝失声痛哭呢！我想余先生如果了解了上述史实，也许不会那样乱说了。
下面，我还想进一步探讨一下金圣叹有没有亲自参加哭庙的问题。先来看看几部大型人名工具书“金圣叹”条的说法：
《中国人名大辞典》(1921年商务版)：“清初以抗粮哭庙案，与顾予咸、倪用宾等同被诛。”
《中国人名大词典·历史人物卷》（1990年辞书版）：“顺治十八年（1661）以哭庙案被杀。”
《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1999年上海古籍版）：“顺治十八年，清世祖去世后，以知县任维初贪残，与诸生倪用宾等聚哭文庙，被巡抚朱国治指为”震惊先帝之灵”,解南京处斩。（《碑传集补》卷四四）
前两部只说金圣叹以“哭庙案”或“抗粮哭庙案”被杀，至于怎样参加则语焉不详。第三部说他“与诸生倪用宾等聚哭文庙”，罪行就清楚一点了。但其交代的史料出处是“《碑传集补》卷四四”。经查，那是清人廖燕所著的《金圣叹先生传》，其中连“哭庙案”都只字未提，只说：
先生解杜诗时，自言有人从梦中语云：“诸诗皆可说，惟不可说《古诗十九首》。”先生遂以为戒。后因醉，纵谈“青青河畔草”一章，未几遂罹惨祸。
看来辞典交代的出处有误，因此释文中的说法根据还是不足。
陈登原先生的《国史旧闻》第四册列有“金圣叹”专篇，统计一下他所引录的与金圣叹有关的著作约三十多种。手头无书，不可能一一找来寻检，我只好根据自己书架上现有的五、六种史料逐一加以爬梳。其中最主要的是清佚名的《辛丑纪闻》，此书约7000余字，不但记事详赡，而且引用了不少审案时口供的原文，可以作为论证的依据。此外，近人李景屏女士于1993年出版的《清初十大冤案》也提出了一些新说，对于开阔我们的思路很有助益。现在，我就主要以此两书进行归纳分析，论列如下：
据《辛丑纪闻》载，清初的“抗粮哭庙”事件，完全是由残酷暴虐、贪赃枉法的吴县县令任维初激起的：
顺治十七年（1660）庚子十二月朔，新任吴令任维初，山西石楼县人也。由贡生为学谕，迁秩吴门……开大毛竹片数十浸以溺，示人曰：“功令森严，钱粮最急，考成攸关，国课不完者可日比（赋税未缴纳者可以天天催逼），不必以三、六、九为期也。初二日午时即追比，欠数金者重责三十，欠三星者亦如之。隶行杖轻，转责之。如以痛而出声者，则大怒，令隶扼其首，使无声。受责者皆鲜血淋漓，难于起立。以后杖而代者鲜矣。乡民悉自诣县庭。无何，杖一人毙堂下，邑民股栗。
十八年（1661）正月中旬，维初入常平仓，每石仓米取七升三合，每一廒则计其数米之多寡而斛出一石焉。迨兑粮，则各户之贮此廒者各出偿之，计其所得三千余石，付系总吴之行（一作“吴行之”）粜焉。自明太祖立法至我朝定鼎以来，未有如维初之典守自盗者也。当是时也，虽三尺童子皆怀不平，而诸生倪用宾遂有哭庙之举。
二月初一日，会世祖章皇帝（即顺治皇帝）哀诏至，苏幕设府堂哭临三日。抚臣朱国治（时任江南巡抚）、按臣张凤起、道臣王纪，及府县官、郡臣、缙绅、孝廉等清晨咸在……初四日，薛尔张作文，丁子伟于教授（程邑，字翼仓，时任府教授）处请钥，启文庙门哭泣，诸生拥至者百有余人，鸣钟击鼓，旋至府堂，乘抚、按在时跪进揭帖，时随至者复有千余人，号呼而来，欲逐任令。抚臣大骇，叱左右擒诸生及众，遂尔星散，止获去十一人：倪用宾、沈玥、顾伟业、张韩、来献琪、丁观生、朱时若、朱章培、周江、徐玠、叶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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