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柳侯祠》一文中写道：

……第二天一早，我便向祠中走去。

挡眼有石塑一尊，近似昨夜见到神貌。石塑底座镌《荔子碑》《剑铭碑》，皆先生手迹。石塑背后不远处是罗池，罗池东侧有柑香亭，西侧乃柳侯祠，祠北有衣冠墓。（东方出版中心2001年版第27页）

《文化苦旅》的初版本问世于1992年,余先生写作《柳侯祠》的时间肯定还要早。孤陋如我者，在十多年以后的今天，却连柳州也没有去过，本来是没有资格对此说三道四的。但上述引文中出现的问题，是只要具备一点并不深奥的文史知识就可以作出判断的，因此我还是斗胆地向余先生提出来。

余先生说：柳侯祠前的“《荔子碑》《剑铭碑》，皆先生（柳宗元）手迹”。《剑铭碑》的情况我不熟悉，姑置勿论，这里只谈《荔子碑》。根据有关文献的记载，柳宗元是在唐宪宗元和十年（815）被贬为柳州刺史的。他到任以后，实行了一系列开明务实、发展经济的进步措施，在短短三年内，就使柳州出现了“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流浪及逃亡在外的人）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埠，码头）有新船，池园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出相弟（悌）长，入相慈孝……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的繁荣景象。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积劳成疾的柳宗元在柳州去世，享年仅47岁。柳州百姓为了寄托哀思，表达对这位父母官的爱戴和崇敬之情，特地在罗池畔建筑祠庙，尊他为“罗池之神”，四时供奉设祭。他生前的好友韩愈应邀写了一篇《柳州罗池庙碑》，碑文分两个部分，前半为散文体，具体记叙了柳宗元在柳州四年的政绩和建碑的缘由；后半则为类似楚骚的韵文体，称《迎享送神诗》，供人们在祭祀时吟唱所用，因其起首有“荔子丹兮蕉黄”之句，所以也别称《荔子丹碑》或《荔子碑》。

对于韩愈的这篇碑文，北宋欧阳修把它著录在《集古录》卷八中，其跋尾说：

右《罗池庙碑》，唐尚书吏部侍郎韩愈撰，中书舍人、史馆修撰沈传师书。碑后题云“长庆元年（821）正月建”。按《穆宗实录》，长庆二年（822）二月，传师自尚书兵部郎中、翰林学士罢为中书舍人、史馆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迁吏部。碑言柳侯死后三年庙成，明年，愈为柳人书罗池事。子厚（柳宗元字）以元和十四年（819）卒，至愈作碑时当是长庆三年（823）。考二君官与此碑亦同，但不应在元年正月，盖后人传模者误刻之尔。

通过以上跋文可知：

（—）《罗池庙碑》全文为唐韩愈所撰（原文收入《韩昌黎文集》）。撰写的时间在柳宗元死后四年的唐穆宗长庆三年（823）。

（二）柳侯祠前碑文原刻的书写者，是唐代的沈传师。

这块由韩愈撰文、沈传师书写的《罗池庙碑》刻成以后，至北宋时还一直树立在柳州的柳侯祠前。因为它的宋拓孤本流传到清代，为金石书法学家何绍基所收藏，日本博文堂用珂罗版影印传世，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见附图一）。大约在两宋之交或稍前一点时间，这块原刻碑文就已毁佚不存了。而1990年代初余先生在柳侯祠前看到的《荔子碑》，则是□良（姓已佚）于南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所立。碑文共十行，每行十六字，只是《罗池庙碑》后半的韵文部分，故俗称《荔子碑》，也称《罗池庙迎送神辞碑》。据学者考证，其字体为北宋苏轼所写的擘窠书（见附图二）。由于撰文者韩愈、书写者苏轼和碑文所歌颂的柳宗元，都是绝代的文豪，所以这块《荔子碑》又被称为“三绝碑”。

综上所述，答案已经十分清楚：无论是唐代沈传师书写的《罗池庙碑》全文原刻，还是北宋苏轼书写的后半部分韵文《荔子碑》，其字体都不可能是柳宗元的手迹。因为早已死去的柳州刺史，即使被尊为“罗池之神”，也总归无法再从地底下爬起来给自己的神庙书写碑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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