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思考“非理性”

朱中原

张维迎先生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万言长文在《经济观察报》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尤其是在网络界引起了又一阵骚动，这一点，恐怕张维迎先生事先早已料到。因为，张维迎先生的文章题目“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直接针对的就是中国民间掀起的一股非理性的反对改革的浪潮。但是，张维迎或许本来善意的阐释无疑会引来更大的批评浪潮。在中国这个社会价值产生巨大断裂与分化的社会，所谓的“理性思考”本来就早已不复存在。对于中国大多数经历过改革阵痛的民众来说，利益的受损，不可能还能使得他们去理性的思考，而所谓的理性思考，只能是处于社会优越地位的精英们的事，然而，所谓的精英，不是躲进书斋里，就是和利益集团打成一片，又还有多少“理性”可言呢？

中国要走向真正的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本来是需要全民性的理性思考的，然而，在这个分裂的社会，在巨大的利益分化与财富分配不公面前，非理性的声音肯定会压过理性的反思。2005年发生的王斌余杀人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明证。王斌余案仅仅是一个极小的个案，但是正是这个个案，却暴露了社会的分化。老实说，王斌余所杀的人大都是无辜的，该杀的人没有杀，不该杀的人却杀了，但是愤怒之下的王斌余，早已失去了理智，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把身边的随意几个人作为刀下之鬼。或许，王斌余的敌人并不是他所杀之人，而是整个社会。当王斌余把整个社会都当成了敌人的时候，那就说明不但王斌余出了问题，而且整个社会都出了问题。孙立平先生说得很对，他说，2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愈来愈导致了一种“上层社会的寡头化与下层社会的民粹化”倾向。这种倾向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是有害无益的。当前中国，上层精英与下层民众之间，并不是处于融合、对话与交流状态，而是处于分裂与断层状态，城市新贵与下岗工人之间、城市居民与外来民工之间、社会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不仅在物质状态上处于隔绝与封闭状态，而且在价值观、社会心灵上，更处于隔绝与断裂状态。

理性与非理性，看似有千里之遥，实则近在咫尺。社会精英们坐拥书斋，在稳定的经济收入、安定的住房、充足的社会福利保障的前提下，当然可以进行理性的思索，而且，也应该进行理性思索，他们所做的工作，本身就是对整个社会的启蒙与引导，而底层社会，处于社会的最底端，既无话语权，也无经济权，再加上改革所造成的利益失衡，自然会产生一种不平衡的非理性的心理。作为社会精英，不但应该对这种民间的非理性心理予以足够的理解，而且还应该对产生这种现状的社会机制进行理性的反思。然而，遗憾的是，就即便如此，真正能够进行理性思考的社会精英也并不多。社会底层民众，在物质生活与社会权利没有得到根本的保障的前提下，是不可能进行理性的反思的。只要随便到网络上搜索一下关于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国企改革、房地产改革等等的内容，就可以发现，每天数以万计的网民都充满了愤怒的言论，理性也好，非理性也好，倒在其次，问题的关键在于，只有充分保障了社会民众的社会权利，才可能从根本上抑制那种非理性的反对改革的浪潮。

 大都市是一个最能体现精英与民众分裂的地方。以北京为例，只要你随便与北京的出租车司机交流，你就能发现北京出租车司机的脾气有多大，出租车司机作为一个处于北京中等偏下的都市社会群体，应该说收入比白领低，但比外来务工人员高，但是，就即便是这样，他们仍然经常抱怨没有稳定的收入，没有社保，没有一个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你会发现他们胸中所充斥的，是对整个社会不公正改革的抱怨。另外，不公正的改革也使得相当一批中产阶级群体正在逐渐失去其应有的财富，中产阶级把相当一部分钱财都花费在了买房、买车、买药、教育投资等生活必须项目上，这使得他们的银行存款大为缩减，所谓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了空中楼阁。

懂得犯罪心理学的人都知道，任何罪犯从来都不是天生的，当社会所施加的压力远远大于他所能承担的压力之时，这个人的犯罪心理就有可能产生。当犯罪的成本远远低于他犯罪后所得的收益时，他就宁愿丧失一切理智去犯罪，而当社会给予了他太多的不公与不义时，他就有可能也给予这个社会更大的不公与不义。一切非理性的行为未必都是犯罪，然而当这个非理性的行为无限上升达到一定极限的时候，犯罪就可能出现。惩治犯罪，我们当然不能光靠道德教化与严刑竣法，事实上，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切空洞的道德说教都显得苍白无力，而严刑竣法往往又治标不治本。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建立补偿与抚恤机制，让处于社会最底生活状态与最低心理状态的人拥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与心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