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论坛编者按：2005年7月15日，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现任特邀顾问刘国光同志，就当前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谈了一系列看法。他谈了九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一、当前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削弱的状况；二、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分析；三、关于意识形态领域两个相互联系的倾向性问题；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五、关于正确对待西方经济理论的问题和正确对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问题；六、经济学教育究竟是意识形态的教育还是分析工具的教育；七、关于经济学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八、关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以西方经济学为指导的问题；九、关于怎样克服目前倾向性问题的一些意见。

最近，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徐景安认为：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实质是对中国改革25年的评估，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并认为国光同志谈话的意义在于捅破了改革25年来的一层窗户纸。

现经徐景安会长本人同意，我们将他与刘国光的讨论以连载的形式分三次—发表在中国改革论坛，以飨读者。

刘国光捅破了窗户纸

目录

－－中国改革姓“社”还是姓“资”？
－－中国改革的总体评价是肯定，还是否定？
－－中国改革的出路是什么？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应该反右防左，还是反左防右？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糟粕吗？
－－意识形态有没有变，可不可以变，怎么变？
－－我们从什么阶段走来，现在处于什么阶段，将向什么阶段走去？
－－今天的中国人是不是“经济人”？
－－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还是大公无私？
－－新价值观是“人本位”，还是“物本位”？
－－新道德观是“个体本位”，还是“群体本位”？
－－什么是科学发展观？
－－如何创新马克思主义？

正文：

中国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

－－与国光同志讨论之一

（徐景安2006.1.20）

我与国光同志认识很早，我国的改革事业曾使我们在一条战线上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国务院体改办参与方案的设计，国光同志作为学者进行改革理论的研究，经常在开会时碰面。在当时直接参与改革的理论工作者中，除薛暮桥之外，就是刘国光、蒋一苇了。一苇以倡导“企业本位论”而闻名，国光偏重于宏观的研究，主张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引入市场机制。应该说，国光是对我国早期改革有影响、有贡献的学者之一。1987年，我离开北京来深圳参与改革，就没有再见到国光同志了。

事过25年的今天，我看到国光就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发表的一篇谈话，使我震惊不已。政治性之强、火药味之浓、观点之尖锐，不象是一个学者的语气。震惊之余，我认为国光同志谈话的意义在于捅破了改革25年来的一层窗户纸。

他提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究竟是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还是西方经济学为指导。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实质是对中国改革25年的评估，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首先是对这场改革性质的认识，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人们私底下都有议论，各有各的看法。但在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理论上不争论”的方针指导下，大家都不公开讲。今天国光同志终于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我认为，捅得对、捅得好。今天需要对改革深层思考的时候了。

党的十七将要召开，中国面临重大抉择：一是倒退，回到传统社会主义道路上去；二是照旧，按照西方现代化的目标继续前进；三是创新，探索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我建议，中央就国光同志提出的问题，发动、组织理论界好好讨论，理论上、思想上再不能“和稀泥”、“不争论”了。我就抛砖引玉，谈谈我的看法。

先讨论，中国25年改革的理论取向，究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理论？国光同志在谈话中指出：“在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这种状况已经很明显了。”接着，国光同志谈到，高等院校经济学的教育方针、教材编写、教师队伍，直到教育领导权等等都存在问题，导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遭排挤，西方经济学受重用。

国光同志谈的虽然是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存在的问题，但实质是关系25年改革的理论评价。在谈到“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以什么理论为指导”的问题时，国光同志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以西方理论为指导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不出西方经济理论有什么指导作用。”既然，25年改革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指导下进行的，25年改革西方经济理论没有什么指导作用，那么怎么会出现“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的问题呢？这就不符合逻辑。

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对小平同志发动的这场改革，有个正确的认识。小平同志抓改革，是基于对国情的基本判断：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落后50年。为此，小平同志决意纠正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的错误倾向，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以经济为中心。要发展经济，党改变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做法，实行鼓励个人发财、鼓励百姓消费两大政策。释放百姓长期受压抑的追逐财富的能量，释放百姓长期受压抑的消费的欲望，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了原动力。这也就使我国从“政治为本位”转向“以物质为本位”。鼓励发财是增加供给、鼓励消费是刺激需求，灵活有效的调动供给，满足不断增长的多样化的需求，只能依赖市场机制、发挥市场的作用。学习西方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成为我国发展经济与改革体制的必然选择。

在党内思想阻力重重，动不动就用“姓社姓资”来阻挠改革的情况下，小平同志利用他的政治权威，封住反对者的咀，提出“不要争论”，“大胆试”，“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等政治判断，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从而在经济领域，开启了以西方现代化为目标、以西方市场经济制度为参照的开放与改革，西方的经济理论、西方的经济制度、西方的经济目标、西方的经济法规，成了我们学习的对象，以至洋文化、洋习俗、洋名字都成为当今中国的时尚。

从经济来说，西方中等发达国家是我国现代化的目标，GDP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硬指标，刺激需求、拉动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成为我们的经济增长理论。从价值观来说，崇尚物的物质主义，经济至上的经济主义，刺激消费的消费主义，科技解决一切的科技主义被奉为国策，百姓民众则崇尚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

从体制来说，市场经济制度是以明晰的产权为前提的，为此我们放弃了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实行多种经济成份，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鼓励发展私有经济，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改为公司制。资源配置放弃计划分配，改由市场发挥基础作用，除少数价格，由政府控制外，大部分放开实行市场定价。国家的宏观调控，尽可能减少行政手段，主要实行以货币为手段的市场调节。开放股票、期货、债券等资本市场，还有房地产市场、人力资源市场等要素市场。

今天看，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什么？我认为，就是社会主义与西方现代化的嫁接，与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嫁接。不过，小平同志对于这种嫁接，是有前提的，就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国光同志敏锐地感觉到，这场改革的趋势，将带来对这三大前提的冲击和威胁。

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冲击。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制度、按需分配以及劳动价值论在改革中被抛弃，或遭质疑。这就反映到“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更使他气愤的是：“在江西某高校听老师讲，学生听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觉得好笑。在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学生嘲笑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很不正常。”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无论在党内还是党外都发生了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危机。

其次是对社会主义的冲击。传统社会主义的特征就是公有制、计划分配。改革的市场化过程，就是公有制被削弱、计划分配被减少的过程，也就是背离传统社会主义的过程。所以国光同志说：“这些年来，我们强调市场经济是不是相对多了一点，强调社会主义是不是相对少了一点”而对鼓吹西方市场化的理论，国光同志非常愤怒的指责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

最后是对共产党领导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是我党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是我党的奋斗目标。改革造成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信仰的冲击，就会使党的合法性受到责疑，就会威胁党的执政地位。这就是为什么发生了我们不愿看到的一个现象：改革越推进，经济越发展，百姓民众的思想却离开党越远。国光同志忧虑地说：“最终要导致改变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取消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改革处于十字路口？退回传统社会主义道路，是没有出路的。继续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前景是如此凶险。国光同志说：“适合中国的一定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完全赞同。然而，国光同志全部谈话中最正确、最宝贵的这句话，他却没有展开论述。国光同志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又荣获了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那应该重点说说，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是什么，中国改革的出路又何在？可惜，国光同志没有说，这正是我愿意与国光同志讨论的话题。这也是党和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中国改革的出路是创新马克思主义

－－与国光同志讨论之二

（徐景安2006.1.22）

小平同志开启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西方式现代化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经济迅速增长，综合国力提高，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中华振兴得以初步实现。小平同志在传统社会主义失败、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情况下，毅然实行社会主义与西方现代化的嫁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探索。

但凡嫁接或移植，就有诸多后遗症和不良反应。嫁接、移植的最终成功取决于对后遗症和不良反应的克服，并创造一种新的肌体。

嫁接或移植必然遭到原肌体的排斥。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正统的不可动摇的原则、理念在改革中被推翻、被取代，随之而来的是他们的话没人听、他们的书没人看，他们被冷落了、被边缘化。国光同志的谈话较多地反映了这些人的情绪。国光同志本人对原先的改革是积极的，但改革的结果却是他始料不及。他们中希望回到传统社会主义的老路是不现实的，但他们政治上的敏感性，即西方现代化和西方市场经济的理念可能威胁共产党领导的警觉，有一定道理。

海归派为代表的西方型学者，在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操作层面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对西方经济与体制模式的运作知识和技能是中国现代化所需要的。他们的话有人听、他们的书有人看。他们成了政府部门、学术单位、咨询机构的座上宾。这也就是国光同志惊呼的西方学派占据了主流地位和掌握了领导权。他们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运动中起着启蒙、推介作用。他们功不可没。他们中要求中国经济、政治、文化西化的主张，有的是有借鉴意义的，但全盘西化是当今中国无法接受的，也不应是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出路在于创新，既超越传统社会主义，也要超越西方式现代化；既要继承东方文明，也要吸收西方文明。历史责任落在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这就是在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再创新马克思主义，在东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再创造人类的新文明。

传统社会主义不是我们的选择，这已为历史所证明。西方式现代化，中国有必要补上这一课，但不是中国的未来。

西方式现代化，是以物为本位，即物的生产、物的占有、物的消费作为价值目标、价值尺度。西方现代化引导人对物的过度追求超过了地球的承载力。目前，全世界总人口65亿，发达国家人口仅14亿，还有25亿人没有接触过现代化的能源设施，24亿人缺乏基本的卫生设备。在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基本生活水准的情况下，现在对地球资源的使用，已超出地球承载能力的25%。现在一个地球已不够用，如果65亿人口都向发达国家看齐，将来80亿、110亿人都要像发达国家人那样生活，那要增加20个地球。西方工业文明是建立在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基础上的；当着大多数人都要像少数富裕人那样生活，人类文明就将崩溃。因此，西方工业文明是不可持续的，以西方工业文明为标本的现代化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人均资源短缺、人口众多。中国更不能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眼下的中国也仅仅少部分人实现了现代化，而绝大多数人、尤其是8亿农民还离现代化相当遥远，却已发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资源瓶颈。

小平同志带领我们成功地从“政治为本位”转向“以物质为本位”，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面临一个新的伟大转折，即从物本位转向人本位，从西方式的现代化转向以和谐为核心的全面小康，从不可持续的现代文明转向可持续的人类新文明。

可是全党没有认识到这个新转折，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些口号停留在“政治为本位”的年代，经济领域的一些口号停留在“物本位”的年代。这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概念混淆、理论混乱的现象。
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所面临的最紧要、最迫切的任务是理论创新，意识形态创新，马克思主义创新。党的十七大应该在理论上有所建树，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应该是新转折的起点。

党和国家面临许多问题：党的执政能力、党的先进性、资源瓶颈、环境保护、反腐倡廉、贫富不均、社会治安、维权运动、加强民众及年青人的教育、港澳治理、台湾统一、与美国抗衡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治党治国理念的创新，也就是党的意识形态的创新，马克思主义创新。

为了迎接挑战，我们的武器库在更新，然而最迫切的是我们的思想武库需要更新。事实上，我们的思想武库也在更新，问题是不系统、不完整、不配套，发生“新瓶装旧酒”或自相矛盾的现象。

所以，我提出了改革意识形态的建议。一说意识形态改革，有人就会敏感和紧张。其实，意识形态改革是十分正常的。西方的宗教被民众接受，是经过了宗教改革运动；佛教传入中国，溶入社会，也是经过了改造。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先后出现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福利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今天，党的意识形态同样需要改革，需要与时俱进。今天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创新马克思主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要改革、要创新、要发展。

国光同志一方面认为：“适合中国的一定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谓创新马克思主义，就是取代传统马克思主义，就是党的意识形态改革。而另一方面国光同志又非常惧怕意识形态改革，尤其反对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变革，说是“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要跟着变”。其实，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成功，就是意识形态改革的结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创新，一定是意识形态的改革。当然，意识形态改革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可能是国光同志担心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泛滥。所以十分忌讳意识形态改革。这就带来三个问题：

一是在不倡导意识形态改革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创新就成了一个口号、一句空话。尽管国光同志非常正确的指出，“适合中国的一定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改革25年了，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什么样，至今没有人说得出来。

二是马克思主义创新，一定是吸收他人、他类的先进思想，这就必然包括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对非马克思主义如此恐惧，又祭起“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棒，这样的思想境界怎么能创新马克思主义。

三是创新马克思主义，还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谁来评判？若不提倡意识形态改革，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也会以背离马克思主义而遭否定。

报载中国社科院组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单位就是1964年成立的中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后在文革中被撤销了。我很有兴趣，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宗旨是捍卫马克思主义，还是创新马克思主义？我相信，口号一定是“创新马克思主义”，正如国光同志也强调要“创新马克思主义”，但实际上是捍卫，用马克思的话评判是非；而不是创新，用实践去检验、修正、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希望不是前者，而是后者。

中国的出路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出路也在于创新。问题恰恰在于中国不允许创新、不鼓励创新。中国缺乏创新的意识、创新的精神、创新的制度、创新的管理、创新的环境、创新的胸怀、创新的气度、创新的思维、创新的能力。

这也就是我提出改革意识形态的本意。事关我国的前途和命运，我愿与国光同志继续讨论下去。

“反右防左”还是“反左防右”？

－－与国光同志讨论之三

（徐景安2006.1.23）

国光同志提出，当前突出倾向是右倾，即宣扬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存在迷信、空谈马克思主义的左倾倾向，但不是主要的。因此，结论是反右防左。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直存在反左还是反右的斗争。但无论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除反陈独秀右倾以外，每次反右斗争，几乎都是错误的。左倾教条主义把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作为右倾反，反错了；毛泽东发动的57年反右斗争、庐山会议反彭德怀右倾，以至文革反刘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反错了；改革开放以来，几次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都不成气候，最后把胡耀邦同志反掉了。今天国光同志又提反右，实在不算是“创新马克思主义”。

先说什么是左，什么是右。毛泽东的“政治为本位”、“阶级斗争为纲”是左，邓小平的“物质为本位”、“经济为中心”则是右，右比左好。计划经济是左，市场经济是右；传统社会主义是左，西方式现代化是右，也是右比左好。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是历史的进步。现在国光同志大声疾呼反右，不就是要历史倒退？

国光同志会辨解说，他反对中国走“纯粹市场经济”的道路，反对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如果国光同志不反对改革的市场取向，只是反对某种错误理论、错误主张，那就应该全力以赴的研究“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并把研究成果立即公布出来，以指导中国的发展与改革，完全不需要采取政治斗争的手法，用“文革式”的语言，把对方批倒批臭，加上什么“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国光同志称：“我们马克思主义不占据这个阵地，西方的经济学者占据了这个阵地”，说得对，问题是你要拿东西去占、拿成果去占。对于获得了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的国光同志来说，这个要求不过份。可国光同志的谈话，是文革式的大字报，没有一点学术气味。他批评教育部，说是教材、教师、教育领导权都被西方主流派占了。如果教育部说，好啊，国光同志，您派“与时俱进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来编教材、来教书、来接管吧，您派得了吗？

我的看法，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是右，还是左，说空话、说大话，空谈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与时俱进的去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领域几乎都为西方学派所占领，自己拿不出，看着又着急，只得骂人、吓人。这有什么用呢？过去我们吃这种左倾教条主义的亏还少吗？天天叫“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天天与这个斗、那个斗，结果是中国经济面临崩溃，与资本主义竞争败下阵来，差一点葬送了社会主义。小平同志非常厌恶这种不会实干、只搞斗争的假马克思主义，而是引导中国学习西方的长处，为我所用。正是这种从实际出发的务实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才迎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中国终于成为国际世界中有影响的大国。

实行社会主义与西方现代化的嫁接，这种改革是十分困难的、艰巨的、复杂的。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积弊，西方现代化、市场经济也有固有的缺陷。现在，对于改革很多人不满。改革派们认为，改革不到位、不配套，需要继续攻坚。传统派则认为，改革目标就是错的，背离了社会主义。遭下岗的工人、被拆迁的农民、受污染的居民更是不满，他们从改革中没有得到多少好处，相反权益受损害。发了财的企业家也不满，政府部门依然办事难、管卡压。还有社会不公、贫富拉大、腐败严重、治安不好、道德败坏、风气不正……每个人都有不满，都可以指责改革。现在，反对改革很有市场，说改革不好成了时髦。国光同志高调责疑改革的谈话，自然引起了巨大反响。本来改革是到了认真反思与总结的时候了。国光同志理应发表一份有份量的研究报告，对改革来番总结，指出改革的前景。想不到，他号召反右斗争。他曾支持、至今也赞成改革的市场取向，只是怕改革过了头，这就不就是方向性问题。那反什么右呢？

确实，中国目前的西化倾向十分严重。从经济到文化，从国策到体制，从政府到民众，从价值观到习俗，以至明明是国产砖也要取一个洋名字，什么“诺贝尔”、“蒙娜丽莎”。中国的改革开放，学的就是西方式的现代化，西方的一套自然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有的是正确的，不可避免的，是历史的进步。有的是过了头，新加坡、韩国、日本这样的西化国家在保留传统文化方面比我们做得好。有的是该学的还没有学到，比如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面对这种情况，来个反右运动、反右斗争，行吗？把上述种种右倾都反掉，那不是“倒退、复辟”？如果是这样，我也要给国光同志戴一顶大帽子，你这是反对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反对邓小平理论，而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依然坚持改革与开放，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那就是反党反中央。您老人家受得了吗？国光同志点了那么多人名，说人家“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鼓吹私有化、自由化”，这样好吗？有利于展开正常的讨论，认真总结改革吗？

我认为，目前经济领域的西化倾向，即学习西方现代化，是正确的、不可避免的，是历史的进步，但不是中国的未来。中国要走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真正可持续发展的路。为此，我经过5年的研究，1年的写作，写了一本书《你的选择与中国的未来》，提出了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九大原则，其中提出的和谐社会的理念，已被接受。我还写了“高举‘以人为本’、‘全面小康’、‘和谐社会’理论大旗，走中国特色现代化之路－－-党的十七大报告建议书”上送中央。我认为，我做的就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赞成国光同志所说：“适合中国的一定是与时俱进的、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我也认为，西方式现代化不是我国的未来选择。但我不赞成国光同志激愤的态度与打棍子的做法，也不同意自相矛盾的推理与混乱的逻辑结论。

在研究过程中，我认为经济领域确立的多种所有制、个人利益原则、市场经济制度是正确的。这不知国光同志是否同意？国光同志说“马克思主义不能被人取代……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要跟着变”，他的原意是不能变，事实上已经变了，而且是变的正确，也不可能倒退。现在的问题，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意识形态没有变，依然停留在“突出政治”的年代，这就发生了与社会现实的脱节、与民众思想的脱节。所以，我提出要改革意识形态，即与时俱进地创新马克思主义。这不，我与国光同志走到一起了。要与时俱进地创新马克思主义，就要克服左倾教条主义，就要推进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可国光同志却认为，意识形态千万不能变，尤其是作为经济基础领域的意识形态不能变，变了的话，也要反掉、改回来。我就越来越糊涂了，国光同志是怎么创新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创新是名，回归教条是实？是前者，不符合逻辑；后者倒还符合逻辑。可是国光同志口口声声说，要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今天在意识形态领域，如果硬要说右与左的话，民众的主流思想是右了。中国民众可以说，“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干”，信的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相对主义，这种倾向在年轻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面对这种状况，党中央十分着急，又是开会，又是发文件。可以说，不谓不重视。但是收效甚微。这是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左倾教条主义没有克服，空谈马克思主义盛行。

为了说明问题，解剖一例。我看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的文件，从标题到内容，都是“突出政治”那个年代的风格。标题沿用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老提法，学生存在的思想问题，尤其是情感困惑与政治无关，说不上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文件的内容充满着政治口号、政治内容，从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到党的路线教育，到国家的前途，到民族的振兴，几乎没有一句话是关心大学生的。整个文件的出发点，是为了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即政治的需要，而不是大学生的需要。文件的起草者，不知了解不了解当今的大学生。文件起草后有没有到大学生中去念一念，看能不能感动他们。恕我直言，文件的这些口号、这些语言，是当代大学生最不喜欢听的。文件强调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口号很对，自己就不力行。能责怪文件起草者吗？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倡导改革的情况下，只能讲讲老话、讲讲大话。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主流思想是：以金钱为第一，以快乐为目标，以自我为中心，跟着感觉走。对他们怎么作思想工作，真的需要改革创新，老口号、老办法实在不管用了。

面对右倾思潮，讲左的空话、大话有用吗？如果说是右倾思潮占据了主流阵地，那是左倾的罪过，靠没人听的空话、大话能占领阵地吗？因此，我认为，国光同志的反右防左论，说反了，应该是反左防右。只有反掉左倾教条主义，才能创新马克思主义，才能防止右倾思潮的泛滥。当然，我不赞成用反右反左的口号。因为作为一种思潮，十分复杂，里面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不能笼统去反，而是要具体分析。尤其对于西方理论、西方文化，里面有人类文明的成果。我看的西方学术著作不多，也不完全同意所作的结论，但作为学术成果，总是给人以知识、给人以启发。国光同志也说，“西方新自由主义里面有很多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东西”。这说明不应该笼统去反什么右、反什么西化。国光同志可以写一篇“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精华与糟粕”之类的论文，比现在大字报式的责难，要有意义得多。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都是糟粕吗？

－－与国光同志讨论之四

（徐景安2006.1.24）

国光同志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他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前提和核心理论概括为以下四点：一、经济人假设，自私自利是不变的人性。二、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永恒的。第三、迷信完全竞争的假设和完全信息的假设。第四、主张政府作用最小化。接着，他说：“这几点同马克思主义，同社会主义，同中国的国情都格格不入，自然不可以为我所用。”

国光同志非常激愤地反对西方经济学，看来就是上述四个核心论点，并断言这都是必须摒弃的糟粕。这很有探讨之必要。

中国的改革以市场为取向，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改革的过程就是市场机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我们必然要学习、借鉴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自然包括它的基础理论。回顾我们改革的实际进程就是如此。

首先，我们改革确立的第一原则，就是个人利益原则。传统社会主义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吃大锅钣，在意识形态上号召“狠斗私字一闪念”，这就压抑了每个个体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实践证明，这只能带来社会的普遍贫穷。邓小平采取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在城市，实行企业职工收入与利润挂钩，企业赚钱多，职工的奖金收入就多。企业体制改革，从利润留成、利润承包到股份制。中国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中国百姓长期受压抑的追逐财富的能量空前释放了。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动力。追逐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已经成为今天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中国民众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政治人”，进化成了“追逐经济利益”的“经济人”。难道这还需要进行理论论证吗？

确立中国改革以市场为取向，资源配置的基础由计划分配转为市场交换。市场交换的理论前提就是承认人是自私的，人是出于自利的动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与他人交换。这恐怕是经济学的常识。国光同志一方面赞成中国改革以市场为取向，另一方面又反对人的自私自利的动机和本性。那么，国光同志认为人的本性是什么呢？如果人的本性是“大公无私”、“奉献他人”，那么中国还需要引入市场机制吗？市场交换、讨价还价、斤斤计较、唯利是图，不是亵渎人性吗？

国光同志生活在现实中，请您看看，您的家人、亲戚、邻居、朋友、同事……他们都是“大公无私”、“奉献他人”吗？他们不都在追求私利吗？今天的芸芸众生是如此，那些号称代表社会公众利益的政府部门又如何呢？看看中央审计局的公告，众多的政府机构都在违法、违规谋取私利，就是代表国家最高利益的一些宏观管理部门也不干净。

对人的本性的看法，确实是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我们在经济领域确立利益原则、市场制度，是在经济政策、经济制度上承认了“经济人”的假设，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并没有深入研究和探讨人的本性问题，以至今天的道德教育、政治理念依然建立在“政治人”的理论假设上，带来与现实脱节的一系列问题。这个问题另作专题讨论。

我认为，中国承认“经济人”的假设，如同学习西方现代化一样是历史的进步。也正如西方现代化不是中国的未来一样，“经济人”也不是我们的理想人。“经济人”有不可克服的缺陷，对人性的反映也存在片面性。中国要从物本位转向人本位，从不可持续的西方现代化转向可持续的人类新文明，就要从“经济人”进化为“生态人”。这个问题也另作专题讨论。

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关于经济人的假设和人自私本性的论述，是很有理论价值的，可以说是中国启动改革的理论前提。如像国光同志那样否定，那将是对中国改革的颠覆，导致历史倒退。

其次，私有制对于公有制来说是有效率的，这已为世界经验所证明。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将传统的大一统的公有制转向多种所有制，国有经济退出竞争领域，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如果私有制相比公有制有效的假设，是不成立的，那我们的改革不是白忙、瞎忙吗？但公有制依然是有存在理由的。在私人经济无能力涉及或者无法保障公共利益的情况下，由政府投资、运行和管理是必要的。这不是从效率出发，而是考虑到全社会的公共利益。即使需要保留的公有制经济，也不能采取传统的全民所有形式，而是实行投资人产权明晰的公司制。中国的所有制改革还在继续，国有企业改制还在进行中，中国的未来不可能全部私有化，但私有制有效的理论不应该被推翻。

私有制是不是永恒的？至少看得见的将来，私有制不会被取消。难道国光同志要中央宣布，私有制不是永恒的，50年或者100年后要将私有全部收归国有？

再次，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的假设，是市场化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国光同志说：“这些假设是不存在的，比如所谓的信息完全的假设就是不可能的，消费者的信息不如生产有，垄断者的信息优于非垄断的大众，两者在市场上是不平等的。”这讲的有道理。但因为做不到完全的平等，就不向　这个目标努力吗？由于人与人不可能完全平等，所以平等的假设是错的，也不应该为此而努力。由于人是不可能实现完全自由的，所以自由的假设也是骗人的，为此而奋斗都是傻瓜。由于完全的民主是做不到的，所以民主的假设是扯谈，从此以后应该闭咀。这样推理行吗？

中国的现状是，垄断的现象还很严重，竞争还很不充分；信息的提供和披露很不规范，存在许多暗箱、黑箱。要搞市场经济，要尽可能实现公平竞争，就要从法规上、制度上、政策上以至观念上朝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的目标努力，尽管做不到完全，只能尽可能去做。不能因为做不到，就不去努力，更不能宣称是错的、假的、不存在的。人永远达不到绝对真理，就可宣布绝对真理不存在吗？

最后，政府作用最小的假设，是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向政治领域的延伸。十四、十五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将人从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它高举“人”的大旗，呼喊尊崇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幸福，以人性反对神性。尊重人，尊重人的权利，开启了西方文明。西方人文主义强调，尊重个人生命、个人利益、个人成就、个人追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个人独立性、个人选择性、个人创造力、个人想象力、个人责任感、个人隐私权等等。西方思想家、政治家又从人性本恶和自私的认识出发，认为政府领导人与普通人一样也可能是恶的、自私的，为了保障人的权利，必须对政府机构加以制衡。这样，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就成了起草宪法的出发点，规定的许多条款，就是政府不得这样、不得那样。主张政府作用最小，也就成了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经济自由主义被责疑，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实行国家干预，以赤字财政、发行国债、兴办基础设施，来创造需求，拉动经济复苏。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不否定国家干预，经常在干预多、还是干预少，哪里该干预、哪里不该干预上发生争论。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就是迷信政府干预，由国家垄断一切、包办一切。实践证明，这既造成微观经济缺乏活力、又带来宏观经济比例失调。引入市场机制、市场制度，就是要经济生活从国家垄断、包办一切中解脱出来：一是分离政府职能，凡市场、中介机构、非政府组织可以做的，都由它们去做；二是转换政府职能，凡市场、中介机构、非政府组织做不到的则由政府做。第一条，我们正在努力，市场在发育，中介机构在成立，但对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还缺乏认识。第二条做得不好，保障公共利益、提供公共服务这些应该由政府承担的职能，不被重视。各级政府的兴趣和重点放在抓经济、抓GDP、抓项目上，以至发生为上项目，不惜侵犯公共利益、欺压弱势群体的事件，引发了多起民众的维权运动。当前，我国总的现实状况还是政府干预太多，以至该干预的不干预。

政府作用最小的主张，对我国的现实意义更在于在政治理念上，不要相信政府一定会“天生”代表人民利益，恰恰相反，是必然会侵犯人民利益的。请看，这组数据：中国公车一年花掉3000亿，公款吃掉2000，出国考察2000亿，一年用于义务教育的经费才1500亿。一个需扶贫的县教育局用洋酒招待志愿者，使志愿者伤心地掉泪。各地最漂亮的楼往往是政府机构，这在越贫困的地区越突出。富起来的深圳则花了30多亿盖了一个名为“市民中心”，实为政府办公的大楼。它的造型是大鹏展翅，作为政府大楼，又不是艺术中心，搞得如此夸张、炫耀，在世界上也是找不到先例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正演变成以权力为核心的权贵们先富起来，而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则从GDP的增长中，分不到多少好处，有的甚至受到侵害，包括生存权、生命权、健康权。这也就是引起社会对改革不满的重要原因。国光同志对改革的责疑，也可能是基于这一点。但对出路与药方，我们发生了分岐。对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来说，当前最紧迫、最要做的是要小一点，人少一点，做到吃皇粮少一些，花纳税人的血汗钱少一些，把钱真正用到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上。取消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是一大德政。但真正减少人民负担的有效办法，还是多少年来所说的精简机构。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说：“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即使是同改革开放初期的67∶1和10年前的40∶1相比，吃皇粮者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也是史无前例的，令人堪忧！”看来只有大大减少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啊！我建议温家宝总理痛下决心来做这件事，这样才能真正得益于百姓，免得看到百姓的痛苦与穷困掉下伤心泪。

综上所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对于我国的市场化改革还是有借鉴意义的，不是如国光同志断言的那样“同中国的国情都格格不入，自然不可以为我所用”。但是我也同意国光同志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描述的“纯粹市场经济”不是我们的目标。一是市场经济确实不是万能的，存在固有的缺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都不是“纯粹市场经济”，德国倡导“社会市场经济”，北欧实行福利资本主义，还有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二是我们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模式。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今没有达成共识，这也是与国光同志发生严重分歧的原因。下一篇就来讨论这一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