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岁的李贵海和27岁的王峥原本素不相识，一个来自安徽，一个来自江苏。虽然地域不同，但他们来上海都有同一个梦想：打工赚钱。
　　于是，王峥成了一家“黑职介”的打工仔，而求职心切的李贵海恰好踏进了这家职介所。350元中介费的纷争，最终酿成惨剧：王峥丧命，而李贵海则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近年来，外来劳动力正以每年40万人的数量涌入上海，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有关部门查获的“黑职介”数目也在持续攀升。“黑职介”屡禁不绝，究竟谁该为悲剧担责？
　　A　付了钱却没通过“面试”
　　2005年9月16日，星期五，闷热。闵行吴翟路上一家破旧的小店里，传出激烈的争吵声。
　　虽然这个小店没有名字，但光顾的打工者始终络绎不绝，因为小店除了卖些日用杂货外，介绍工作是它最好的“生意”。这不，26岁的李贵海今天又来了。只不过，窝了一肚子火的他是来“算账”的。为了讨还350元中介费，他和负责接待的王峥闹翻了。
　　李贵海出生在安徽省颖上县一个贫困的村庄，初中肄业，父母都是农民。2004年9月，李贵海来到了上海，因为老乡们都说，在上海钱很好赚。
　　然而，李贵海很快发现，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比他的想象艰难得多。9月14日下午，李贵海和同乡杨连军逛到了吴翟路1605号。这时，门口的一则招工启事吸引了李贵海的视线。已经两个月没活干了，他不假思索地走了进去。
　　屋子的摆设异常简陋，只有一张桌子和一个破旧的沙发。一看有了“生意”，王峥笑脸相迎。李贵海并不知道，王峥一个月前刚来上海，也是替人打工的。
　　“他向我介绍说，有保安的工作可以去面试，每月一千多元工资，我相信了，当场交了350元押金。他给了我一张收条，上面有招聘单位的电话和地址。”
　　第二天，李贵海找了好半天，才在莘庄地铁站附近找到面试地点，看上去像是一家卖瓷砖的小市场。
　　接待他的妇女没有多问什么，而只是要他先交30元报名费，说要复印材料。李贵海也没多想，就交了。留下电话后，那人让他回去等通知。
　　“当天下午5点多，对方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健康证，我说没有，对方说那就不能落实我的工作，并说30元报名费也不退的。”　　李贵海不知道，健康证该怎样办理，他更不知道，这种“面试淘汰法”是“黑职介”骗钱的常用手法。
　　B　上门拿钱生怕“吃亏”
　　这一夜，李贵海没睡好，他始终惦记着那笔中介费。第二天上午七点多，他和大哥李贵波、同乡杨连军急匆匆赶到中介所，而接待者正是收他钱的王峥。
　　李贵海记得清楚，王峥在推荐工作时曾保证，如果介绍不成就把350元全部退还，而当他真的追讨钱款时，王峥似乎不那么爽快，这让他很恼火。
　　“对方说老板不在，没有钱。我就坐在边上没有吭声，我弟弟就和他吵了起来。”李贵波回忆。
　　王峥只好写下一张保证书，大意是保证周一归还350元钱。然而，直到站在刑事被告席上，李贵海才知道，保证书上的落款并不是王峥的真名。
　　回到叔叔李付彬开的小饭店没多久，李贵海突然接到了中介所打来的电话。这个电话让李贵海有些意外，也有些紧张，因为王峥叫他马上去拿钱。
　　几个人一合计，感觉对方语气很凶，可能将他们骗过去狠揍一顿。李贵波曾提议说，干脆不要那钱了，可李贵海和杨连军很心疼，“毕竟有几百元钱哪。”
　　“叔叔叫我们5个人都过去，万一打起来不会吃亏，他们可以帮我。”就这样，李贵海叔侄三人以及老乡杨连军、李涛出发了，临走前，他们还带上了几根铁管。“我估计他们要动武，带铁管也是为了防身。”李付彬在法庭上这样解释。
　　C　350元中介费闹出人命
　　中午11点多，兄弟俩走进了职介所，而李付彬等三人则在门外不远处守候。
　　没多久，李付彬忽然看到李贵波从职介所里跑了出来，头上还流着血。他和杨连军、李涛赶忙操起铁管迎上去“帮忙”！
　　发生冲突时，王峥叫来的朋友蒋伟和刘达等人也在场。在李贵海等人看来，他们就是王峥叫来的“打手”。一片混乱中，这几人也被打得四散奔逃，蒋伟甚至跳进了河里。
　　几分钟的冲突过后，职介所已是一片狼藉，地上满是血迹和散落的玻璃瓶碎片。而在职介所南面20米的地方，王峥的脸已埋在沙堆里，一动不动。
　　9月22日，王峥因抢救无效而死亡。再过三天，就是他的27岁生日了！　
　　对于故意伤害罪的指控，三名被告人并未表示异议，但他们强调是王峥一方先动手，被害人只具有过错。
　　“我和哥哥进了中介所后，王峥打电话叫来许多人。他们对我们很凶，还说‘退什么钱’、‘退个屁’之类的话。说着说着，他们就动手打我哥，我哥就往外逃，有几个人就追出去了，而我在里面跟对方扭打起来。”
　　然而，这只是李贵海等人一面之词，因为王峥已经死了，而当天在场、并被他们误认为“打手”的蒋伟、刘达均作证说，先动手的是李氏兄弟。
　　“如果拿到了钱，根本不会和他们打架。”在接受审讯时，李贵波依然愤愤不平。
　　D　几个家庭都遭遇不幸
　　“真没想到，王峥到上海一个多月就出事了。”王峥的父亲王健老泪纵横。小孙女常问“爸爸怎么还不回来”，那一刻，老人的心都快碎了。直到现在，一家人还瞒着孩子，“她还那么小，不能受刺激。”
　　据李贵海的叔叔说，李贵海在三兄弟中最小，也是唯一没结婚的。为了两个哥哥的婚事，家里早已背了一屁股债。“他本想挣点钱给家里还债，可钱没赚到，竟出了这样的事。”
　　12月12日一早，王健赶了六七个小时的路从江苏来到上海，从一中院领到了15万元的民事赔偿金。这些钱是李付彬的家人变卖家当、四处举债拼凑出来的。对王健来说，除去抢救儿子和办理丧事所欠下的10多万债务外，这笔钱也所剩无己了。
　　庭审中，被告方的辩护人坚称，王峥也有过错，“这家职介所是没有营业执照的‘黑店’，王峥用假名，这说明他从一开始就不想还钱！”　
　　“如果被告人认为中介所不合法，可以向有关部门举报；如果被告人认为被害人有违法行为，可以报警，中介所是否合法并不是被告人伤害被害人的原因！”原告的诉讼代理人立即予以反驳。
　　12月13日，市第一中级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李贵波、李贵海有期徒刑十五年和十年，李付彬则因有自首及重大立功表现，并且积极履行赔偿责任，被从轻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据悉，案发后，王峥所在的“黑职介”关了门，幕后老板不知下落。
　　E　“黑职介”为何生意兴隆
　　据统计，本案发案地华漕镇所辖21.2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容纳了10万多外来人口。
　　“可以讲，上海的劳动力市场，尤其是低层次的劳动力市场已经非常饱和了。”市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显示，截至2005年11月1日零时，上海外来常驻人口已达438万，外来人口数量已占本市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僧多粥少”的必然结果是待工，而一心求职的打工人则变得有些饥不择食。“我当时一心想找活干，一看那份工作的工资挺高，就心动了。我不管它是什么店，只要介绍成功就行。”李贵海的话透着无奈。
　　一项调查显示，求职者受骗之后，超过30％的人“自认倒霉”，而因举证难、告状难、维权成本高而“忍气吞声”的人，则大大超过这一比例。
　　“现在的招聘会、人才市场招的都是高学历的技术性人才，很少有专门针对我们农民工劳务招聘的。正规的职介所我也问过几家，中介费都不便宜。”在沪打工的小张这样说。
　　一边是巨大的求职需求，一边是公益性职介机构的匮乏，“黑职介”也就有了生存的土壤。一张桌子，一门电话，“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黑职介”常跟劳动监察、工商等部门玩这样的“猫鼠游戏”，“大盖帽”一走，“黑职介”的生意又是一片兴旺。
　　社会学家顾骏教授指出：“我们不应一味责怪农民工为什么没来举报，而是要反思，我们有没有为农民工提供更好的服务？”（文中除被告人外均为化名）
　　 背景
　　“黑职介”扎堆林立 　　查处情况不容乐观
　　社会学家顾骏教授认为，本案是不规范的职介市场造成的悲剧。“在有秩序的职介市场中，农民工无需通过打人来讨回中介费。”
　　近年来，外来劳动力正以每年40万人的数量涌入，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有关部门查获的“黑职介”数目也在持续攀升：2004年全年，上海共查处黑职介690户；而2005年前三个月，这个数字就已达到1106户。全国范围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2005年上半年，全国共立案查处职业介绍违法案件1.9万件，取缔非法职介7200多家。
　　来自本市劳动监察部门的调查显示，屡禁不止的“黑职介”“繁殖”速度惊人：闵行、浦东等部分区域已经从原先的“黑职介一条街”，演变成了“黑职介镇”。“黑职介”往往孳生在一些工商企业密集区和流动人口集散地，而案发的华漕镇正是违法职介机构“扎堆”的区域之一。
　　今年2月和8月，市劳动监察部门和市消保委分别发出了维权警示和消费警示，而矛头直指“黑职介”之祸。
　　对于“黑职介”的大行其道，顾骏教授援引了“丛林法则”一词：“在没有秩序的‘丛林’中，只有强者为王。缺乏公力救济，仅靠私力救济，是无法保证个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