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广大留学生应该铭记的日子——1978年6月23日。这一天，国家做出了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决定，于是一大批菁菁学子涌出了国门，奔向了辽阔而未知的世界。20多年过去了，到2005年年底，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已经数达到93.34万人。
那异国求学的酸甜苦辣，那对祖国的魂牵梦绕，还有那学成归来时说不尽的悲喜交加……只有亲身经历了的人，才有如此刻骨铭心的体验。
对于很多中国学生来说，在海外留学的那段经历，成了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在海外生活和学习的日子里，留学生们的性格、观念和习惯在点点滴滴地改变着，但这种当时的潜移默化却坚不可摧地影响了他们一生。
而对他们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们的海外导师——那些或慈祥、或严厉、或可爱、或“可恨”的外国老头们……
那异国求学的酸甜苦辣，那对祖国的魂牵梦绕，还有那学成归来时说不尽的悲喜交加……只有亲身经历了的人，才有如此刻骨铭心的体验。
对于很多中国学生来说，在海外留学的那段经历，成了一生中最难忘的记忆。在海外生活和学习的日子里，留学生们的性格、观念和习惯在点点滴滴地改变着，但这种当时的潜移默化却坚不可摧地影响了他们一生。
而对他们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们的海外导师——那些或慈祥、或严厉、或可爱、或“可恨”的外国老头们……
他让我自信
口述：北电网络（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黄节
口述：北电网络（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黄节
本科和硕士我学的是两门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学科：数学和通讯。硕士毕业后，我便留在北京邮电大学当老师。
两年后，我考了托福，然后开始选择留学的学校和导师。我到北京图书馆去查资料，看哪个大学在世界排行第几？这个大学又有哪些教授？他们的研究领域是什么……我选了11所大学，其中有10所美国的大学，1所加拿大的大学，然后把自己的托福成绩和资料寄了过去。
最后我选择了加拿大皇后大学，因为这所大学提供了优越的奖学金：1年给1.2万加元（当时和人民币的汇率约为1∶6）生活费，另外还免除了6000加元的外国学生学费，只需本国学生的2000加元学费。这样，我除了生活、学习以外，还略有盈余，可以专心致志地学习，不需要去外面打工了。
我的导师罗恩"坎布（Lorne Campbell）虽然是皇后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但同时又是国际电机和电气工程学会的院士，从事通讯和信息论的研究。这和我喜欢的领域一样。坎布只带了我一个博士研究生，所以能一对一地授课。我平时是自学，每周和导师见两次面，一次一两个小时，解决自学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每个周五，坎布还会请一些业界的知名人士来讲课。
但坎布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做人的原则与方法，让我建立起难得可贵的自信心。凡是出国留学的人，可能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很难融于当地的主流社会，有二等公民的感觉，所以交流领域总是局限于华人这个小圈子中。但导师为我提供了很好的接触主流社会的机会：导师常常在家里开party，招待当地企业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以及学校里新来的老师和访问学者，而且总是把我和我太太叫上，创造交流的机会。导师住在郊外，离学校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当时也没有车，于是导师每次还负责接送我们夫妇。
导师是一位颇有绅士风度的人。他第一次请我到自己家里吃饭，想请我太太也一起去。我听后当然很高兴，便一口应承了。但导师含蓄而幽默地说：你应该回家先问问你太太，征得她的同意后你再答应，这是表示对女士的尊重。这件小事，让我以后养成了尊重别人意见的习惯。
在学习过程中，导师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即使他对我的学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也会通过一种外交似的语言、非常幽默地指出来，不会让我产生尴尬。
平时，坎布常常给我介绍一些加国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同时也喜欢通过我了解一些中国的文化。比如西方为什么有复活节？它的来龙去脉？但导师从来不问我有没有宗教信仰，也从来不强迫或引导我去信仰什么宗教，只是把它当成一种知识去介绍。
坎布和我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师生之间的关系。坎布在城外的某个湖边还有一处别墅。每年夏天，导师都会请我们夫妇去别墅度假，一起游泳、划船；我太太在国外时做过一次手术，导师通过电话询问她是否方便，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便亲自开着车前去看望她……
我后来在国外工作，和别人打交道时从来没有畏惧感和陌生感，自己的圈子很开放，不搞自我封闭、不仅局限于华人圈子。另外，我也信奉先做人后做事、真诚双赢的原则，和别人合作从来不给对方设圈套算计别人。而这一些性格的养成，我觉得与自己导师的潜移默化有很大关系。
我现在还一直和导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年年末，师母都会给我写一封信，把两人这一年的生活、旅游等情况告诉我；而我在工作、生活上碰到什么大事，也会写信告诉自己的恩师。后来我有了一对双胞胎，便马上给导师寄去了照片，师母高兴地把它贴在了家里客厅的冰箱上。有一天，导师的朋友来他家做客，看到这张照片时便问：你女儿是不是嫁给了一个中国人？
两年后，我考了托福，然后开始选择留学的学校和导师。我到北京图书馆去查资料，看哪个大学在世界排行第几？这个大学又有哪些教授？他们的研究领域是什么……我选了11所大学，其中有10所美国的大学，1所加拿大的大学，然后把自己的托福成绩和资料寄了过去。
最后我选择了加拿大皇后大学，因为这所大学提供了优越的奖学金：1年给1.2万加元（当时和人民币的汇率约为1∶6）生活费，另外还免除了6000加元的外国学生学费，只需本国学生的2000加元学费。这样，我除了生活、学习以外，还略有盈余，可以专心致志地学习，不需要去外面打工了。
我的导师罗恩"坎布（Lorne Campbell）虽然是皇后大学数学系的系主任，但同时又是国际电机和电气工程学会的院士，从事通讯和信息论的研究。这和我喜欢的领域一样。坎布只带了我一个博士研究生，所以能一对一地授课。我平时是自学，每周和导师见两次面，一次一两个小时，解决自学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每个周五，坎布还会请一些业界的知名人士来讲课。
但坎布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做人的原则与方法，让我建立起难得可贵的自信心。凡是出国留学的人，可能都有一种感觉：就是很难融于当地的主流社会，有二等公民的感觉，所以交流领域总是局限于华人这个小圈子中。但导师为我提供了很好的接触主流社会的机会：导师常常在家里开party，招待当地企业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以及学校里新来的老师和访问学者，而且总是把我和我太太叫上，创造交流的机会。导师住在郊外，离学校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我当时也没有车，于是导师每次还负责接送我们夫妇。
导师是一位颇有绅士风度的人。他第一次请我到自己家里吃饭，想请我太太也一起去。我听后当然很高兴，便一口应承了。但导师含蓄而幽默地说：你应该回家先问问你太太，征得她的同意后你再答应，这是表示对女士的尊重。这件小事，让我以后养成了尊重别人意见的习惯。
在学习过程中，导师从来没有对我发过脾气。即使他对我的学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也会通过一种外交似的语言、非常幽默地指出来，不会让我产生尴尬。
平时，坎布常常给我介绍一些加国的风土人情和生活习惯，同时也喜欢通过我了解一些中国的文化。比如西方为什么有复活节？它的来龙去脉？但导师从来不问我有没有宗教信仰，也从来不强迫或引导我去信仰什么宗教，只是把它当成一种知识去介绍。
坎布和我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师生之间的关系。坎布在城外的某个湖边还有一处别墅。每年夏天，导师都会请我们夫妇去别墅度假，一起游泳、划船；我太太在国外时做过一次手术，导师通过电话询问她是否方便，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便亲自开着车前去看望她……
我后来在国外工作，和别人打交道时从来没有畏惧感和陌生感，自己的圈子很开放，不搞自我封闭、不仅局限于华人圈子。另外，我也信奉先做人后做事、真诚双赢的原则，和别人合作从来不给对方设圈套算计别人。而这一些性格的养成，我觉得与自己导师的潜移默化有很大关系。
我现在还一直和导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每年年末，师母都会给我写一封信，把两人这一年的生活、旅游等情况告诉我；而我在工作、生活上碰到什么大事，也会写信告诉自己的恩师。后来我有了一对双胞胎，便马上给导师寄去了照片，师母高兴地把它贴在了家里客厅的冰箱上。有一天，导师的朋友来他家做客，看到这张照片时便问：你女儿是不是嫁给了一个中国人？
我学会开放性思维
口述：美博通信设备（北京）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亮
口述：美博通信设备（北京）有限公司副总裁陈亮
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从北京大学系统控制系毕业后，来到美国北部的威斯康星大学读硕士。
我的导师叫乔治"巴柯斯(George Box)，但故事得从导师的导师罗纳德"费舍（Ronald Fisher）说起。费舍英国剑桥大学博士毕业后，从事过教书的工作，但因为兴趣不大，后来干脆把工作辞了，跑到一个非常偏僻的农村实验站工作。在农场工作的6年时间内，费舍从实际中开创了归纳出一整套统计实验的方法，然后又运用到实际当中去。20年代末，费舍便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
巴柯斯原来是学化学的，毕业后进了英国帝国化学公司。在二战中，为了提高化工产品的产能和质量，他向当时已经闻名世界的应用统计学家罗纳德"费舍（Ronald Fisher）请教：如何使用统计方法来提高化学反应的速度和产品的质量？这些方法后来用到实际工作中，效果非常显著。二战后，他又回到学校，跟着费舍念博士。后来还娶了费舍的女儿为妻。
50年代，巴柯斯来到美国，一手创建了威斯康星大学的统计系，并任系主任。他相信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统计方法，所以他在大学的不同系里广泛推广统计的基本教育，希望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使用统计方法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之后在80年代，他又和威斯康星大学的工业工程系联合创建“质量和产能提高中心”，希望使用统计的方法系统的解决工业界提出的有关问题。
我便是在这个“质量和产能提高中心”学习的。我记忆深刻的是每周四在巴柯斯家里举办的“啤酒会”。他家在城外乡村的一个小丘上，是一所全部用青石板砌成的石头房。讨论会在一个圆形的大厅里举行，四周是落地的玻璃窗，头顶悬挂着巨大的绿色植物，而里面的石头台阶可以坐四五十人。“啤酒会”都会请一个知名工业界或学术界的人来主讲，学校里任何人感兴趣都可以去，而且听众可以随时提问，结束后大家一起手捧着啤酒开始热烈地讨论。
在学习过程中养成的开放性思维方法，对我以后的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博士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到美国利盟公司做ERP项目。有一次，公司一个生产打印机墨盒的部门找到我，希望我能通过统计学方法帮助他们给墨盒预先设定产能。当时，公司虽然知道打印机和墨盒每年的销售量，但却无法知道在某一个时刻究竟有多少人在用哪种墨盒？所以根本无法预测未来的产能。
我回去想了好几天后，帮助他们设计了一个公式。根据这个公式，便可以绘出墨盒产能的曲线图，拿过去的历史数据来做验证，证明非常准确。公司领导仔细研究了我的公式后，觉得很有道理，于是采纳了我的意见，把它作为类似产品产能的标准公式。
在我离开利盟公司好多年以后，有一次听一位仍在该公司的朋友提起，我的那个公式现还在用。
我的导师叫乔治"巴柯斯(George Box)，但故事得从导师的导师罗纳德"费舍（Ronald Fisher）说起。费舍英国剑桥大学博士毕业后，从事过教书的工作，但因为兴趣不大，后来干脆把工作辞了，跑到一个非常偏僻的农村实验站工作。在农场工作的6年时间内，费舍从实际中开创了归纳出一整套统计实验的方法，然后又运用到实际当中去。20年代末，费舍便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
巴柯斯原来是学化学的，毕业后进了英国帝国化学公司。在二战中，为了提高化工产品的产能和质量，他向当时已经闻名世界的应用统计学家罗纳德"费舍（Ronald Fisher）请教：如何使用统计方法来提高化学反应的速度和产品的质量？这些方法后来用到实际工作中，效果非常显著。二战后，他又回到学校，跟着费舍念博士。后来还娶了费舍的女儿为妻。
50年代，巴柯斯来到美国，一手创建了威斯康星大学的统计系，并任系主任。他相信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统计方法，所以他在大学的不同系里广泛推广统计的基本教育，希望学生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使用统计方法解决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之后在80年代，他又和威斯康星大学的工业工程系联合创建“质量和产能提高中心”，希望使用统计的方法系统的解决工业界提出的有关问题。
我便是在这个“质量和产能提高中心”学习的。我记忆深刻的是每周四在巴柯斯家里举办的“啤酒会”。他家在城外乡村的一个小丘上，是一所全部用青石板砌成的石头房。讨论会在一个圆形的大厅里举行，四周是落地的玻璃窗，头顶悬挂着巨大的绿色植物，而里面的石头台阶可以坐四五十人。“啤酒会”都会请一个知名工业界或学术界的人来主讲，学校里任何人感兴趣都可以去，而且听众可以随时提问，结束后大家一起手捧着啤酒开始热烈地讨论。
在学习过程中养成的开放性思维方法，对我以后的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博士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到美国利盟公司做ERP项目。有一次，公司一个生产打印机墨盒的部门找到我，希望我能通过统计学方法帮助他们给墨盒预先设定产能。当时，公司虽然知道打印机和墨盒每年的销售量，但却无法知道在某一个时刻究竟有多少人在用哪种墨盒？所以根本无法预测未来的产能。
我回去想了好几天后，帮助他们设计了一个公式。根据这个公式，便可以绘出墨盒产能的曲线图，拿过去的历史数据来做验证，证明非常准确。公司领导仔细研究了我的公式后，觉得很有道理，于是采纳了我的意见，把它作为类似产品产能的标准公式。
在我离开利盟公司好多年以后，有一次听一位仍在该公司的朋友提起，我的那个公式现还在用。
为我打开全球化视野
口述：创融国际资本有限公司总经理、价值中国网CEO林永青
口述：创融国际资本有限公司总经理、价值中国网CEO林永青
我是学数学出身，早年做过几年教育工作，后来考进福建省政府体改委，从事国有企业的改革策划和咨询工作；在厦门大学获得MBA学位后，我于1997年加入英特尔公司，成为英特尔公司第一位来自中国内地的MBA；2001年离开英特尔公司，加盟清华同方电脑公司，担任公司助理总经理兼市场部总经理。
英特尔的工作经历为我输入了创新、开放的理念和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的能力，然而大公司有固定的运营模式，让我体会不到创业的感觉。于是我选择了离开，去国外读EMBA。
这个EMBA项目是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纽约大学商学院和法国大学商学院等三家知名大学一起合办。学校在英国伦敦，学习时间为一年半，学费约100万元。我是国内第一个念这种“昂贵学位”的中国学生。
我主要看重的是这个学校所提倡的全球化视野。学习期间，学员们到世界各个国家去参观访问当地的企业，看看各个国家的企业都在想什么做什么？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才认识没多久的同学，便鼓捣着一起开一个什么公司。在中国，如果合作者不太熟悉，是根本不可能去深度合作的；但在国外，有比较成熟的法律体系，这让陌生人之间有了较高的诚信度，大家都按照法律的规范来做，就不用担心出什么大问题。而且，国外创业者在找到投资后，很少自己来管理，还是习惯于找职业经理人。
我们金融学的教授是国际知名的金融学家Edward I.Altman。他专门从事企业的信用风险管理研究，1968年提出了Z-Score风险预测模型，更是众多风险估值方法和预警管理模型的鼻祖。我曾数次向他请教有关Z-Score风险预测模型在中国股市运用时的一些特殊性。这段学习期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国外资本市场有哪些成熟、先进的理念和模式？有哪些可以带进中国来？如何才能保证它们在借鉴的过程中不会走样？
纽约时报集团以4.1亿美元从出版商Primedia手中买下搜索门户About.com的案例，触发了我创业的灵感——只要你的东西专业，便一定会有很大的空间。游学归来后，我创办了创融国际资本有限公司，并投资了百付通网和价值中国网。
著名管理学者汤姆"彼得斯说过的一句话：“这个商业世界本来就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规则，建议每个公司设立一个职位——首席破坏官。最好的经营策略就是摧毁后重头开始！”刚开始时，我不能理解这句话，直到后来做了价值中国网后才渐渐明白，我觉得自己现在的工作就是要去做一种创造性的破坏。
英特尔的工作经历为我输入了创新、开放的理念和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的能力，然而大公司有固定的运营模式，让我体会不到创业的感觉。于是我选择了离开，去国外读EMBA。
这个EMBA项目是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纽约大学商学院和法国大学商学院等三家知名大学一起合办。学校在英国伦敦，学习时间为一年半，学费约100万元。我是国内第一个念这种“昂贵学位”的中国学生。
我主要看重的是这个学校所提倡的全球化视野。学习期间，学员们到世界各个国家去参观访问当地的企业，看看各个国家的企业都在想什么做什么？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才认识没多久的同学，便鼓捣着一起开一个什么公司。在中国，如果合作者不太熟悉，是根本不可能去深度合作的；但在国外，有比较成熟的法律体系，这让陌生人之间有了较高的诚信度，大家都按照法律的规范来做，就不用担心出什么大问题。而且，国外创业者在找到投资后，很少自己来管理，还是习惯于找职业经理人。
我们金融学的教授是国际知名的金融学家Edward I.Altman。他专门从事企业的信用风险管理研究，1968年提出了Z-Score风险预测模型，更是众多风险估值方法和预警管理模型的鼻祖。我曾数次向他请教有关Z-Score风险预测模型在中国股市运用时的一些特殊性。这段学习期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国外资本市场有哪些成熟、先进的理念和模式？有哪些可以带进中国来？如何才能保证它们在借鉴的过程中不会走样？
纽约时报集团以4.1亿美元从出版商Primedia手中买下搜索门户About.com的案例，触发了我创业的灵感——只要你的东西专业，便一定会有很大的空间。游学归来后，我创办了创融国际资本有限公司，并投资了百付通网和价值中国网。
著名管理学者汤姆"彼得斯说过的一句话：“这个商业世界本来就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规则，建议每个公司设立一个职位——首席破坏官。最好的经营策略就是摧毁后重头开始！”刚开始时，我不能理解这句话，直到后来做了价值中国网后才渐渐明白，我觉得自己现在的工作就是要去做一种创造性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