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余英时先生今年获美国“克鲁格人文奖”，奠定“西方学界继胡适之后不作第二人想的中国知识精英大师”地位（中国时报评语）。据说这一由电视大亨克鲁格资助，由美国国会图书馆设立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其目的在于“弥补诺贝尔奖之不足”（诺奖没有人文奖）。该奖自2003年创设，除去年无人获奖外，余英时先生是获奖的前五人之一。这一殊荣可以反证我华人有能力站在世界知识的高端，而服务于全球化时代的个人和社会。
但事实上，在世界知识或人类文明的前沿光照下，我华人在功德、思辨、学识、道义、现代人格等诸多方面有着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嫉羡”心理，这一并不自信的状态延续百年，至今不绝。令人伤感遗憾的是，一百多年来，我数代华人前赴后继，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多难如愿，反而多小康小成即堕，甚至装傻充嫩，做秀变脸，“三帮”（帮凶、帮忙、帮闲）营造了华人世界的“好地狱”。每一代人的青春激荡不久，就永远地消溶于华人世界的“死水”之中，华人世界、我国历史的进展永远有待新一代人的上场。今天，历史正瞩目于风华正茂的二三十岁的青年，大体上说，是1976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人。
按照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们的模糊分类，我国近现代史有着十年一变的现象，十年一代人。我国上个世纪下半叶在言行事功上有着消失的四九一代（华人世界应是余英时、李敖们为代表，他们青年时期的心理世界面对了国共逐鹿的家国天下兴亡格局；在大陆则是略长、成名也早的储安平们为代表），五七一代（大陆以刘宾雁们为代表），六六一代（大陆以聂元梓们为代表）。改革开放时期，在社会上起作用的则是四五一代（以陈子明、秦晖为代表），八九一代，即六十年代生人（一般以为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1966－1975）出生的一代人）；用我曾经的说法，当代社会的转型，四五一代是在manage中国，八九一代则在rule中国。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四五一代还是八九一代都过早地进入历史、融于中国。八十年代曾有流行歌曲寄望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今天的社会如仍寄望于更有效的历史转型，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九十年代上场的一代人，即七十年代出生的新人类们。
二．
1976年前后出生的人有什么特征？他们跟上几代人有什么异同？他们会把中国带入到一个什么境地中去？到目前为止，这些问题尚未有一个较为明晰、准确或统一的答案。人们见仁见智，或者说他们自私、冷漠，或者说他们天才、纯真，或者对他们抱有天大的希望，或者对他们不抱任何指望。
但事实上，这一代人在其出生不久，就听闻了社会变革。尽管他们童年、少年时期的政治色彩日趋淡化，但他们在名份上仍是“祖国的花朵”、“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革命虽然不再是他们的旗帜，但改革却在他们心里有着不可置疑的权威。革命运动虽然少了，但改革运动却伴随了他们的成长。四五一代的红卫兵角色、八九一代的红小兵角色，他们虽然没有体验过，但“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蓝图仍在他们幼小的心里留下了印象，他们耳濡目染过“五讲四美三热爱”，知道“四有”新人，听说过“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虽然他们喜欢“猫和老鼠”、“迪斯尼乐园”、“侏罗纪”，羡慕比尔-盖茨、施瓦辛格，但他们同样知道毛泽东、邓小平、胡赵，自然，他们更熟悉江泽民、胡锦涛。今天的他们也许不再乖了，而是冷漠了、变酷了，但他们跟政治一开始即难解难分。
尽管如此，这一代人确是一种“新的人类”。祖辈父辈那种单位制或集体制生存方式的解体，使他们也深受影响。他们组织起来，也不再是一个集体，甚至连群众队员都算不上，他们基本上裹挟又不得不旁观。社会运动走马灯地从眼前晃过，江山代有，人才辈出，但无他们置喙的份儿。因此，他们既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理想体验，如上一代人身上的终生痛苦：“我年轻时体验过一种高尚的情操，我至今不能忘掉，这是我的烦恼。”他们也谈不上有什么具体的生存目的，那种人活着一定要有个规矩方圆的东东在他们那里是不存在的。他们作为一代人，至少今天既未显示出代的意识，也未表现出代的整饬意味来。
更重要的是，这一代人生于龙年前后，他们基本上是独生子女的一代。在他们上面，有几代人的宠爱；在他们身上，寄予了几代人的希望。所以，他们在以“穷”为革命标志的几代人面前，是最早享有物质丰富的一代人。得天独厚，要风得风，几代人来为一个独生子女服务。他们虽然不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但他们很少体验“一穷二白”的家庭和中国社会含义。尤其是在城市里长大的独生子女们，更是生来享受了父母长辈们过量的关爱。八九一代人曾被称为“天之骄子”，独生子女一代则一度被称为中国的“小皇帝”。
三．
正是在家中作威享福的成长中，这一代人虽跟政治难解难分，却跟政治离心离德。如同真正的小皇帝也被绑上政治事务或运动中去，却天然本能地耽于孩童的快乐享受。尤其是在几代穷得没有文化教养的长辈宠爱中，这一代人放肆地认命，很少能意识到时世气运和人格努力的关系。
他们是没有家教的一代。上几代人，无论如何“斗私批修”，“大义灭亲”，在成份论、血统论、忆苦思甜等“革命”运动中，血缘亲情的传承仍不绝如线，家族、家庭、亲人的感觉是他们生存的背景和心理支撑。在革命年代，富贵人的家族有着不同的规矩，穷人的家庭也有着千差万别的交流方式。无论革命如何革，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大陆主体上仍属于农耕文化，每一个人的亲属七纵八横，给予了他们各自独有的成长记忆、家庭生活和教养。
但这一代人不然。公社解体、国企改制，虽然让工农大众重回到个人生计中来，人们再也没有回到小农式的文化氛围里，反而产业化、公司化日益深入人心。在新人类们成长的年代，他们的家庭关系已经相当简化了。三代同堂，上两代人却无自信自立（有家教的感觉或记忆是一回事，能否以身作则并自立地给予孩子又是一回事），从而无多少人格教化示范或教育他们，反而多教唆听凭他们紧跟时代、社会，放任他们由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来管制异化。
他们当然不自卑，但他们也很难说得上自信。命运给予他们的，社会或学校教育给予他们的，他们基本上照单全收。于是，他们一旦直接与国际接轨，他们就把世界知识的前沿地带当做可以覆盖其他知识的权威，横空出世，目空一切；好命确实没有让他们去对他人进行“同情地理解”。因为确实，他们拥有的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使他们先天地在生活知识方面胜过上几代人，开放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剧烈变迁，只有他们永远立于潮头，可以对上几代人进行指点。在几代人都忙于追逐生活的步伐时，他们可以告诉老师们，新的学问热点在哪里；他们可以告诉父母们，新的生活用品牌子有哪些功效；他们可以告诉商人们，新的赚钱方式在哪里；他们可以告诉老外，什么是当下中国人真实的身心状态。
这种奇特的命运使得他们在中国社会的操纵下“往而不返”。他们乐此不疲地跟文明的创造力赛跑，不断地征用技术文明带来的方便。他们也有收获、创造，只是他们的创获如此专业、趣味，而缺乏社会的普适效用。这样可怜可悯的命运使他们至今仍在做生活的读书笔记，而未能命名、参与社会，未能爆发出生命力健旺的大创造来。——他们中不少人居然以为那些笔记就代表思想、学问和真理，他们从未用自己的青春、自己的生命来审断时代和社会，他们还没有跟社会对话，他们还没有给我们提供关于人生社会的总体性解释。
而一旦他们生活在最底层，横亘在他们头上的无数大山会让他们低头，他们的头低得极为柔驯。他们甚至没有享受过童年的快乐，就变成了精神眼中的“闰土”。他们是木讷的、无言的、不思的。他们也有自己不为人知的孤独，有着窒息或荒凉的心理变异，但他们无从发泄。他们的青春从未得到过自发地正当地表达，他们宁愿躲在宿舍里打游戏、玩牌，也不会抗议。除了爱国行为，他们的抗议也没有观众。他们的青春是无援无声的。
他们习惯了跟家人“口含天宪”式的交流，是的，他们确实懂得更多的电子设备，更多的虚拟生活，更多的物质享受；在家人的吃穿住行中，他们是重要的参谋、顾问，但社会却并不如此对待他们，他们可以是花朵，却不是栋梁，他们跟社会的交流并不正当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