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敦煌国——沙州回鹘国的起源
公元906年，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闻朱温取代唐室后也立即脱离了中原王朝的控制，建立了“西汉金山国”。敦煌遗书《龙泉神剑歌》中有“东取河兰广武郡，西取天山瀚海军，扫定燕然案岭镇，南尽戎羌逻莎（拉萨）平”的诗句，这是金山国战略宏图的概括反映，文中多次强调“打却甘州坐五凉”、“兼拨瀚海以（与）西州”，可以看出主要矛头是指向回鹘势力的。张议潮时期，归义军统有瓜、沙、伊、西等11州之地，到金山国建立前后，就只剩8州了，其中甘州为河西回鹘占据，伊、西两州为高昌回鹘占据，仅存的8州也不断受到回鹘的骚扰和蚕食。张承奉为了保护8州的版土完整，并试图恢复祖父的11州领土，就不得不讨伐回鹘。而河西回鹘在甘州建立政权后，为了保持本民族的生存和扩大势力范围，与金山国争夺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敦煌，也就屡次兴兵攻打金山国。因连年战争，正如《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中描写的“号哭之声不绝，怨恨之气冲天”，张承奉不得不求和，条件是“可汗是父，天子是子”。“西汉金山国”和“圣文神武白帝”、“天子”等号被迫取消后，经甘州回鹘国恩准，张承奉屈尊降格而改建了诸侯郡国——敦煌国，从这国号看，它是甘州回鹘的属邦，其原有地盘之一的肃州被割去，新的封疆只有瓜、沙二州，即古敦煌郡的范围。张承奉臣服回鹘，与其结成“父子”关系，便丧失了在瓜沙地区的威望，公元914年他死后即由曹仁贵取代张氏重建了归义军政权，并恢复了节度使的旧称，但与回鹘结成的“父子”关系如沉重的枷索套在曹氏政权的脖子上，从此潜伏下了亡国之隐患。
公元920年，曹议金继任执政，他娶甘州回鹘可汗女为妻，又嫁女给甘州回鹘可汗为妻。他有“曹大王”、“令公大王”、“托西大王”的称号，迫于压力，又低声下气地称回鹘可汗为“父大王”。公元935年，曹元德执掌政权同时搞“多边外交”牵制回鹘，937年到甘州会谈时，他与顺化可汗平起平坐，以兄弟相称。公元944年，曹元忠即位，他在继续保持与中原的君臣关系的同时，还称“托西大王”、“西平王”、“敦煌王”，说明与甘州回鹘的关系仍没有改变。公元976年，曹延禄上台，就在这一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甘沙州回鹘”这个名称，此后史载980年也出现过一次，说明当时已结成了“甘沙州回鹘盟国”，有何证明呢？从《曹议金上回鹘众宰相状》可知，甘州回鹘实行“分封制”。公元981年，“回鹘、达怛及肃州家相会，就大云寺对佛设誓，向西用兵”。①其中“家相”指诸侯国内的宰相，这说明甘州回鹘扶持起来的沙州回鹘势力已迅速崛起，成为三州诸侯之首，并“挟天子以令诸侯”，讨伐其他不服从命令的少数民族集团，将瓜州的军事势力也不放在眼里。二州名义上结成了盟国，实质上是兼并，盟主由甘州回鹘可汗担任，曹延禄变成了傀儡，沙州回鹘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了。公元999年，《宋会要辑稿》记载曹延禄以“沙州节度使”名义朝贡，而元人在《宋史》中却将他改称为“沙州蕃族首领”。1001年，宋朝加封曹延禄为“谯郡王”，中原王朝承认了“沙州国”出现的事实，表明盟国已解体，《宋史》卷490便将此条记入《外国传·沙州》中，而在此之前则将瓜沙二州排入“蕃夷”之列。曹延禄继续保持着“大王”、“西平王”、“敦煌王”的称号。1002年，沙州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已发展到了白热化程度，终于发生政变，曹延禄自尽了。刚刚即位的曹宗寿心理非常矛盾，φ.32C文书中他仍称“敦煌王”，却又在旁边加上“节度使”三字，后来为避嫌疑又将其涂去，说明他“身在回营心在汉”。李正宇先生敏锐地发现，从此甘沙二州的关系也恶化了，曹氏倒入辽国的怀抱。1006年，曹宗寿遣使贡辽时，他被称为“沙州敦煌王”，可是1014年曹贤顺第一次向辽纳贡时，却被称为“沙州回鹘曹（贤）顺”。1016年冬，曹贤顺亲赴辽国，甘州回鹘对此深为不满而且疑虑重重，于同年12月上表宋朝告状，请求制止沙辽勾结。1020年辽国又称他是“沙州回鹘敦煌郡王”，表明沙州回鹘彻底控制了曹氏政权，国家的民族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藏经洞众多佛经上发现了一枚11世纪的“瓜沙州大王印”，这枚府衙的官印，只有张承奉所铸的“敦煌国天王印”与其级别相当。曹氏执政后期沙州回鹘“垂廉听政”，不论曹宗寿或曹贤顺均无冒称可能。“到目前为止，在官方文书中尚未发现‘瓜沙州大王印’，我们仅在以上所举的佛经写本及相关部分中找到了该印的使用痕迹”。②笔者认为沙州回鹘首领封曹贤顺为“瓜沙州大王”，目的是借用这张王牌来节制拥有兵权的“瓜州王”曹贤惠。贤顺有印无权，平日只是念佛修行而已，所以“1023年之后不见了曹氏在政治舞台上的踪影”。远在瓜州的刺史曹贤惠虽也被回鹘封为“瓜州王”，但不甘心哥哥大权旁落，便暗中图谋恢复曹氏汉人政权，沙州回鹘前来讨伐，他抵抗不住，遂于1030年“以千骑降于夏”，③沙陀族的武官李氏也跟随逃走，后来“七世相夏”。沙州回鹘首领预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瓜州王很快会带领西夏兵来攻打，刚刚诞生的新政权将被扼杀在摇篮之中，沙州回鹘搬谁为援兵呢？1028年甘州已被西夏攻陷，可汗自焚，部众逃往祁连山。1032年凉州回鹘也被打败，吐蕃及回鹘人数万进入青海，投奔了桷厮啰。西州回鹘虽和沙州回鹘为一个民族，但怕虎视眈眈的于阗伊斯兰异教徒乘虚而入，爱莫能及。远在青海的藏族首领桷厮啰同意出兵吗？
二、桷厮啰——沙州回鹘国的救星
回鹘控制河西走廊时，为了安全起见另辟一条新路，即由沙州入青海，经秦州抵长安，然后到达宋都开封。西方国家的使节和商人，为避西夏拦路抢劫，除大多改行海道外，其他也都跟随回鹘贡使，往来于新线。桷厮啰1015年受宋朝加封，于1032年建立政权后，以青海西宁为中心，统辖洮、湟流域广大地区的人民数十万，一直与宋朝保持着良好的君臣关系，并经常以农牧产品同内地开展商品交换。自河西走廊被西夏占据甘州、凉州后，西域各地到中原的商旅，不得不绕道经过桷厮啰境内的鄯州（今乐都），这给桷厮啰带来了空前的繁荣。④敦煌作为新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它的得失与桷厮啰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唇亡齿寒，所以他对西夏的入侵绝对不能坐视不管。
南宋李焘说：“《聚米图经》谓元昊既屠牦牛城，筑凡川会，诱协桷氏诸部酋豪。厮啰二子猜沮，徙哩沁城。元昊无吐蕃之患，始再举兵攻回纥，陷瓜、沙、肃三州。”⑤《陕西聚米图经》是1041年赵珣所撰，距西夏攻陷沙州约5年时间，叙述当真实可靠。《夏国传》中将李元昊打入沙州的时间记为景祐二年（1035年），该年度元昊与桷厮啰部将阿萨尔率领的10万大军遭遇，双方进行了300多天旷日持久的大战，最终阿萨尔败北，元昊方“再举兵攻回纥”，在12月连陷三州。清代吴广成在《西夏书事》卷十二中说：“（景祐三年十月）元昊既取河西地，遂有窥陇蜀之志，恐吐蕃为中国用，举兵循阿干河……筑城瓦川会。”这也说明在1036年10月之前元昊就已攻陷了沙州。西夏当时主要是东向与宋、辽争战，占领三州后，只设瓜州西平监军司管辖。桷厮啰在同西夏的战斗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众寡不敌的时候便坚守不出，“阴间元昊，颇得虚实”，然后借用洪水和饥饿的威力挫败元昊。此时他乘西夏主力大军撤走，三州空虚之际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抗夏援回”，甘凉二州翻越祁连山投奔吐蕃的数万回鹘人充当急先锋。李正宇先生在《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一文中考证认为，1041年2月赴宋进贡的外交副使李吉“作为甘州回鹘的旧人是无可怀疑的”，此人原是甘州回鹘的一个首领，1016年曾充任甘州回鹘的伴送使，经吐蕃界被“邀留”，所以对桷厮啰政权中的官员比较熟悉。史载甘州城陷时回鹘部众逃往南山（指祁连山），今肃南裕固族人就是甘州回鹘的后裔，证实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为什么不沿着河西走廊向沙州方向逃命呢？从甘州回鹘可汗未能在部将保护下突围出来而导致悲壮自焚的记载判断，当时回鹘官员百姓没有逃跑的心理准备，仓促在绿洲上逃跑肯定摆脱不了被西夏铁骑追歼的厄运。隋炀帝西巡时，就曾从青海经祁连山的扁都口抵达甘州，当地人都知道甘州到青海有逃命的捷径。李吉走南闯北，经验丰富，率领部落潜入祁连山谷是明智之举，所以史载四处逃散的回鹘人或“羁縻于西夏”，或“窜居于山谷间，悉为役属”。李吉投奔吐蕃仍是座上客，以他外交官的卓越口才，在沙州陷落后说服吐蕃赞普后裔桷厮啰重振往日称霸西域之雄风，援助甘凉二州落难的回鹘人再次打通新丝路是有十分把握的。当时沙州回鹘虽遭元昊血洗敦煌城的重创，但因多年的经营基础雄厚，加上“退保西州”的有生力量，实力尚存。他们与南北两支增援锐兵里应外合，所以不费吹灰之力大获全胜，时间大约在1036年10月后不久。
南宋史学家李焘说：“《桷厮啰传》插帜误元昊后云：自是数以奇计破元昊，元昊不敢窥其境。”这并不是对桷厮啰的粉饰之词，因为之后很长一个阶段内吐蕃都是宋辽两国倚重牵制西夏的主要力量，例如“契丹既与厮啰通姻，又数遣使由回鹘路至河湟间，与厮啰约举兵反河西”，⑦李正宇先生说其中“回鹘”应为瓜沙州回鹘，“河西”指夏国。“正传云，子罗败，遂取瓜、沙、肃三州”，⑥李焘仅仅以为桷厮啰的青唐不与瓜沙肃三州接壤就“今删去”这条宝贵记载是错误的做法；同样他将李元昊占领瓜沙肃三州的时间改为“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也是不对的，因为景祐四年正月九日沙州贡使“杨骨盖靡是”已抵达宋都开封纳贡，且不论他和龟兹国贡使李延贵相约到一起需要多长时间，从沙州经乐都到开封一个月时间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到的，这期间怎么包括收复三州的时间呢？
综上所述，从911年至1000年，敦煌国作为甘州回鹘的一个诸侯国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境内回鹘势力也全仗甘州回鹘的扶持而成长壮大起来。1001年，“沙州”已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名出现，这些事实与南宋李焘关于“沙、瓜、肃三州自属回纥”⑧的历史观点相符。1041年2月遣使贡宋的“沙州镇国王子”正是1041年10月再次遣使入贡的“沙州北亭可汗”，他的父王就是沙州回鹘的首任可汗。
三、敦煌学——对沙州回鹘国的钩沉
1980年，日本森安孝夫先生在《回鹘与敦煌》一文中就有一节专门讨论“沙州回鹘”，认为至迟到11世纪早期在沙州地区曾经有过一个回鹘团体，操纵着归义军节度使曹贤顺，这一新颖观点在“沙州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引起了中国敦煌学者们的很大关注，但进展速度之快是这位异国先驱者没有料到的。1987年9月，刘玉权在《西夏时期的瓜沙二州》一文中提出瓜沙地区有23个洞窟属于回鹘，他把其中壁画分为“早期”（1019——1070）和“晚期”（1070——1127）。1990年李正宇在第二届“敦煌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题为《悄然湮没的王国——沙州回鹘国》，首次认为1036年——1067年有一个以“沙州回鹘国”形式存在的独立王国，这是在敦煌历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成果。1994年，杨富学发表了《论沙州回鹘国》一文，认可了李正宇提出的“沙州回鹘国”；同年几位中国学者也对“沙州回鹘国”是一个独立政权的看法表示支持。莫高窟409窟的主供养人是一位沙州回鹘可汗，因为他的画像上所穿的服装与新疆伯孜克里克壁画中人物服装极其相似；无独有偶，西千佛洞16窟也有一幅“回鹘可汗供养”题记的壁画，供养人服装风格也与莫高窟409窟主供养人相同，甘、沙、西州的回鹘是同一民族，服装风格相同符合一般民族习俗。莫高窟壁画上有许多甘州回鹘女供养人像，高昌遗址出土题记中主供养人带有“沙州将军”头衔，说明到异地的供养人都注明了自己的来地，西千佛洞16窟题记中未注明“可汗”来自何地，只能说明是本地的“可汗”，例如“回鹘、达怛、肃州家相会”一句中的“回鹘”就指沙州回鹘。归义军时期，沙州最高统治者都有在本地寺窟造像供养的惯例，而甘州、西州、于阗、吐蕃、辽国的却没有在莫高、西千佛洞开窟的先例，故笔者断言此地出现“可汗”正是“沙州回鹘国”的国王。杨富学和牛汝极还对藏经洞里的回鹘文献和榆林窟里发现的回鹘文题记做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他们宣布在榆林25窟题记中发现了一位沙州回鹘王子的名字，以此为据，认为榆林窟保存的许多回鹘题记属于沙州回鹘时期。众所周知，抄经者擅长何种字体因人而异，所以字体不能作为断限依据；况且任何一种文字的某种字体出现于何时恐怕很难界定，回鹘文字创制于公元840年之后，为什么断定它的草书只有在1226年后的蒙古统治沙州时期才能出现呢？所以榆林窟回鹘题记属于“元代说”的理由是不充分的。森安孝夫首先提出“镇国”是回鹘的音译，也认可藏经洞回鹘文书 P.3049中有“可汗”的称谓；而杨牛二人进一步推定P.3049中就有“镇国王子”的记载。笔者认为“镇国大将军”封号中的“镇国”是虚指，而“镇国王子”一词中的“镇国”却是掌舵的实指，藏经洞封闭于1064年至1067年之间，收集到记录“镇国王子”和“可汗”的文书亦在情理之中。唐王朝曾3次下嫁公主于回鹘，镇国王子自称“我本唐甥，天子实吾舅也”，这是整个回鹘民族奉中原为正朔习用的谦称，并非皇族直系后代的专利，与血缘关系没有牵涉。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书中有龟兹国“东自沙州”的记载，其中并未包括沙州。唐设的“北庭都护府”非常有名，敦煌有“紫亭”、“长亭”等地名，中国史家决不会将“北庭”误记为“北亭”。“沙国镇国王子”从1041年正式即位称“沙州北亭可汗”，统治到1067年共25年，如果期间没有病死或发生政变的话，他就是沙州回鹘国唯一的享有过“镇国王子”称号的可汗，所以笔者认为杨牛二人的推论是有道理的。用系统论考察敦煌历史，绿洲之上云消雾散，沙州回鹘国兀立眼前，这无疑是中外敦煌学家共同探索的结晶。
注释：
①见P.3412《太平兴国六年安再胜牒》。
②见《瓜沙州大王印考》，王艳明，《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2期。
③见《宋史·夏国传》，第13992页。
④见《回鹘与吐蕃及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关系》，樊保良，《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
⑤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9。
⑥同上117卷，中华书局，第2765页。
⑦同上188卷。
⑧同⑤。
作者：董 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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