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师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学生的思维往往是活跃而超前的，至少我常常觉得自己在反应速度上总是力不从心。有些问题不懂是因为自己学识有限，超出了能力范围，只要诚实谦虚，每每可以获得同学们的谅解；另外有些问题回答不了，却不一定是学识的问题。近来就有一个问题就一直找不到说服学生的正确答案，却偏偏有很多人对这个问题颇感兴趣。每一次被学生问到为什么不做公务员、不经商、不创业，非要到一间大学教书时，大脑中就感觉到一片空白。答案照例是迂回曲折，把话题引到诸如人生啊、追求啊、个人理想等等上面，相信这些是这个年龄比较能够接受的。

不仅学生有此疑问，按照很多人（绝不是少数人，甚至是很多教师本人）的理解，选择作教师往往是找不到工作的人为了留京而选择的下策。有一则笑话讲教授对自己的学生说：“你成绩全班最差，你不留校谁留校？”多年来，教师职业一直代表着一个无奈的社会现实——沉重的工作压力、可怜兮兮的收入、远离花花世界的生活方式，尽管可能在逐渐改善，但缓慢的速度仍然不能让多数人改变对这一职业的期望——至少比起经理和处长，教授是离花园洋房和宝马汽车更远的一群人。本文不敢奢望改变人们的看法，却是要探求问题的所在，寻找解决问题的药方。

倍受重视的落后产业

如果说政府不重视教育那可是咱们这些老百姓冤枉我们的父母官了。君不见那些主管部门的领导哪个不是把尊师重教作为四字经整天挂在嘴上。伟大成绩有数字为证呀，比如今年财政拨款比去年增加多少个百分点啦，搞了多少个大工程啦、多少个大学大优化组合了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更有一些学校壮志雄心，动辄就是要到某某年建成世界一流。反正乱讲话也不用额外交税，不如痛快一下先。

结果怎样呢？我们暂不去深究全世界所有大学的排行榜，免得有人说拿发达国家来打压新生事物，单看一看亚洲地区大学排行榜就知道要在上面找到我们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名字到底有多困难。在我第一次注意到亚洲商学院的排名时，就几乎跌破了眼镜，误以为我们的世界一流大学不参加这种地区性排行。高居排名第一位的是一家印度的学校，而国内出尽风头的几个大学都羞涩的躲在后面。唯一爬到高处的中国学校还因为其出身成分不好，其学位还长期得不到政府的承认。[1]如果我们不与老外拼排行，看一看我们自己的产业发展也能看出些问题来。论经济总体实力中国在亚洲排第二，在世界也是前十位，却找不到一家拿得出手的学校。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很明显远远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奇怪的是这一切居然还是在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取得的。

效率低下的文凭管制

科而耐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把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关系比喻为“父爱般的”，我想，教育行政部门同高等院校的关系同样适用。孩子再大，在父亲眼中也是孩子。高等教育的贫穷现状正是这种“父爱”的结果。贫穷的父亲拿不出太多的钱给孩子，又不允许孩子自己独立生活，结果是大家一起受穷。可怜的孩子每多得到一块钱，都要念亲恩，这就是所谓的今年财政拨款比去年多了几个百分点生活版，不用说多几个百分点，按照现在中国的财政状况，就是每年将拨款翻一番，对于我们的教育事业来说，都是杯水车薪。不仅如此，其实你得到的每一分钱的拨款都是依靠可怜的乞讨获得。于是为了得到拨款，要动用人事关系，要安排领导来视察，又要陪吃陪喝陪笑脸。所谓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再赶上一个偏心的家长，你闹得厉害总比不闹要好，因此你就不难理解那些不切实际的世界一流是怎么造出来的。小孩子向家长要零花钱打游戏时，总会说是自己的练习本用完了，这种话本完全不必当真。反正过几年大家把钱统统花光，谁又会记得酒后说过的那些话呢。因此，每一所大学的领导都应当认真评估一下自己是不是那种敢于要钱、善于要钱、勤于要钱的人，如果不是，干脆自找活路，要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那一点可怜的拨款上，不累死也饿死。

就像家长会假定自己的孩子不能自理一样，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始终在假定高等院校没有自理能力，所有的事情需要自己一手操办。例如如何发放学位、如何设置专业、如何开设课程、如何配置教师等。高等教育始终是作为一种政府垄断的事业来发展的。按照一般的经济学解释，垄断会形成很高的垄断利润，但与电信、电力、邮政、电视等垄断部门的赚到盆满钵满的情形不同，高等教育却搞得连更新教学设备的钱都没有。教师们不但没有在垄断中得到实惠，反而都挤在破旧的筒子楼里与蟑螂和老鼠交换思想（最早学校给我提供的单身宿舍根本就是一个老鼠和蟑螂的乐园）——你随便到哪个垄断机构去看一看，有哪个机构的住房像大学老师那么紧张和破败的。

这种差别的重要原因是，那些部门的产品是用来卖的，而高等教育的产品却是用来奉献的。关于教育产品能不能卖的问题，文章的后半部分还有详尽的分析，这里暂且不论。单是教育部的非价格管制措施就没有任何道理可言。比如学位发放，教育部认为，如果没有他们的授权，随意发放学位将造成混乱。混乱是有可能的，但至少不会比现在更混乱。只要你到街上随便走一走，中关村的农民会告诉你每个学校文凭的价格。当然假东西犯法，我们就看真文凭的价格，那些经过教育部正式审批的函授、在职研又是如何把文凭发到学生手上的呢？恐怕大家都心知肚明。

我们可以简单地分析以下学位供应市场。假设没有教育部的供给限制，所有的学校可以自由发放学位。结果是市场上的学位供应等于学位需求，不同的人可以拿到不同含金量的文凭。因此市场竞争是产品质量而非数量的竞争，此时在竞争中，品质高的学校就会逐渐积累声誉，其文凭会越来越值钱，而那些品质低的文凭价格相应较低，市场自动对产品品质做出区分，整个市场出清。但是现在政府进行管制，对学位发放实行行政审批，结果必将是学位供应总量不足。此时握有发放许可证的教学机构仅需要扩大数量而不需要提高质量就可以获得足够的生源，因此他们愿意将精力更多地放在争取许可证而非教学科研上，结果是整个社会的教学质量下降。况且这种许可证的计划分配，带有非常强的收入再分配含义，它与直接分钱的做法无异。因此管制不但不会改善教育质量，反而使教学质量全面下降。如果说这种体制有什么根本性问题的话，就是缺少足够的竞争。[2]

再从需求的角度看，一般讲到滥发文凭，人们都会指责发放单位不负责任、世风日下、管理不善等等，很少有人思考过到底是谁让我们的社会如此看重文凭。正是我们多年以来形成的效率低下的行政体系。一个人要被行政系统认定为是否有发展前途，工作能力这样的指标是难以量化的，只能将其转化为学历、年龄等具体指标，因此很多人对学历的需求是派生的，其本人并没有学习新东西的冲动，只想混个文凭，而且这样的人不在少数，看看大学中的官博和款博就知道了。对他们来说，在乎的并不是文凭的品质，而是文凭本身。一旦文凭成为日后升官发财的必要条件，所有人都会力图通过多快好省的方法拿到这个本本。作为学校，如果你真打算按照学术要求，文凭发的一丝不苟，那就太书生气了，你很快就会被逐出市场，因为你的学术含量对别人升迁没有任何帮助，相反各种“长”们根本没有时间、精力主要是能力拿到你这个认真的学历，不如闭上眼收钱来的容易。这样滥发文凭有供给、有需求，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尽管高高在上的人们可能不情愿承认，但市场规律就是市场规律。假冒伪劣在法律上没有道理，但在经济学上却是有道理的。我们的印象中假冒伪劣的东西害了不少人，但我要说的是也有很多的假冒伪劣没有害人。当市场信息是充分公开的——也就是说消费者知道是假冒伪劣产品而又愿意购买时，这个市场就有了存在的合理性。那些老外都知道秀水街的世界名牌是假的，但还是愿意掏钱；穷人知道批发市场上的洗发水是假的，但比真的便宜就好。这样的交易天天发生在我们周围，或许这就是普通人的生活。如果有什么办法能够杜绝假冒伪劣的话，那就是市场没有了对假冒伪劣的需求。因此经过教育部审批的学位本身也并不可靠，而且审批制使得整个行业都不可靠，所有的世风日下、道德滑坡其实都是因为行业中缺少市场约束，而行政系统和教育部一个把需求搞得大大的，另一个把供给控制得死死的，市场不混乱就怪了。

教师职业的机会成本

长久以来，我们用两种方法稳定教师队伍，一是发动宣传教师的光荣和奉献，具体做法只要教师节期间看看电视就知道了，又是园丁啦、又是蜡烛啦，反正把你说的那么好，你再计较报酬多没意思；二是采用强制手段，你要有想法，违约金、扣档案、复杂的手续，让你知难而退。

不管别人怎么看，反正我不喜欢别人强加给教师的种种比喻。任何人，包括大学生，都有自己选择个人生活的权利，教师只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提供必要的知识层面的帮助，你可以为学生的成长提供可能的选择，但没有权利对人的思想强行修剪。园丁常常为了看花人的口味而改变花朵的生长，但看花人是不是以病梅和曲梅为美，好像就没人关注了。教育应该以人为本，教师应当是提供花肥而非主观修剪。蜡烛的比喻就更加离谱，因为视觉中的蜡烛只要点燃就是在流泪,我可不希望自己每天哭成那样。我倒希望当有一天人们看到教师时，和看到别的任何职业一样，不用特别的尊敬或不屑，教师并没有什么高人一等或人穷志短的地方，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分内的事情而已。

周作人在北大做教授，每月拿上百大洋，可以在西四买一套单门独院的四合院来住，如今哪个教授可以有这种魄力到西四去买花园洋房的吗（虽然跑到市中心买住房显得老土，但在目前郊外住房还聚集了一堆穷人的现在仍然是一件让很多人羡慕的事。如果机构足够理性的话，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盖商用房肯定比民用房更加赚钱，但我们的很多机构就是不愿意理性，其原因此处不多讨论）？就是西四环的普通住宅，有几个不会仔细掂量自己的荷包呢？中国大学里教授的数量恐怕是全世界比例最高的，这倒不是因为中国的教书匠水平高，给不了多少报酬就多给几个职称指标算是个安慰奖吧。

经济学中有一个外部性理论，当个人所做的事情其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时（或私人成本高于社会成本），就产生了正的外部性，在这些领域一般会出现严重的产品供应不足，因为理性人不愿意为他人做嫁衣，但如果提供者获得了相应的报酬，其额外付出得到了补偿，外部性也就不存在了。教师和医生的职业就是如此，当一个社会不遗余力地想办法歌颂这些人时，说明他们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报酬，如若不信，你可以找那些整天以歌颂为生的人问一问，看看他们愿不愿意和被他歌颂的人换换职业。

经济学从来不讲情面，很多理论足可以为我们的无奈找到合理的解释。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同其他要素的自由流动一样，会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如果一家公司的员工跳走，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公司没有能够为员工提供合理的回报，而不能怪别人前来挖人。当然，你也可以不信这一套，但信与不信结果没有什么分别。很多落后的省份，为了保住自己仅有的人才，想尽办法阻止人才出省，但越是这种地方，就越没有人呆。我们不得不算一下另一笔帐，较高的流动障碍本身就已经限制了优秀人才的进入——你在择业时不得不考虑流动的成本。著名的国际大公司和国际一流大学，没有一个不是来去自由——大家都是哭着喊着往里进，谁会舍得放弃有竞争力的薪水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呢？因此，依靠设置障碍而不是提高吸引力来吸引人才，只能使人才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