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狗肉可不可以不挂羊头

教育能不能称为产业的问题，现在还在争来争去。争论的焦点是大学教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算做公共产品。大部分的争论显得极其迂腐，在他们争来争去的当口，已经有大量有先见之明的同仁利用产业的概念大干一场了。在我看来，无论争论与否、近期争论的结果如何，教育的产业化是一个已经开始的进程了。或许在比较近的将来，不管嘴上说什么，反正大家的管理和运做模式都会走向产业化。如果继续墨守陈规，你会发现到有一天真正产业化公开提倡的时候，自己已经远远地落在别人后面。

可惜的是，尽管现在市场上狗肉好卖，但管理部门说了只能卖羊肉，否则便通报、便处罚、便加强监管。对于商户来说，最理性的就是挂上羊头卖狗肉。尽管这样做看上去并不符合某些既定的说法，但西方国家两百年来市场与监管之间的博弈无不是这样进行的。例如现在最基本的企业制度——股份制早年曾经被英国政府宣布为非法，但聪明的商人还是通过信托等多种方式使其遍地开花，最终不仅逼着当局宣布合法，甚至现在成了全世界最普遍的企业制度；我们曾经追捧的所谓银行业和证券业的分业经营，在其策源地美国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不用特别担心，市场的需求最终会把所有不恰当的管制逐出市场。要不然，管制机构就会受到相应地惩罚，不幸的是，这种惩罚往往是整个社会一起承担的。

其实，高等教育这个概念过于泛泛，给整个高等教育下一个可以或不可以产业化的概念难免会以偏概全。很多大学的做法是，把自己的教育分成两种：公益性的和商业性的。公益性的部分是完成一间大学基本社会责任的教育，比如说我们目前意义上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基本上遵循公益性的运转模式；商业性的部分是根据市场需求特别设置的一些教育模式，包括技能培训、面向在职人员的学位教育等等。在我看来，至少后者是可以完全放开而不必有任何担心的。比如象MBA、MPA、软件工程师等等，各大学尽可以放开招生、放开收费，因为最终对学位的检验是不需要政府评判的。

公立大学系统的潜在危机

直到现在私立大学四个字仍然是和低素质联系在一起的，但我相信在未来的若干年内，人们会逐渐改变自己的看法。教育行业正在进行的圈地运动已经使众多名不见经传的私立院校迅速地崛起。尽管在教学和科研上，它们还没有办法同我们诸多有着悠久历史的公立院校相比，可是他们对市场需求的感觉是我们所有的公立院校目前仍然不可比拟的。在政府严格的控制下，一些私立大学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积累了甚至比很多几十年的老牌院校更为先进的硬件设施。在一些较红火的私立大学，其校园的整洁和现代化程度足以让我们自吹自擂的老牌院校汗颜。比如在某个私立的翻译学院，你根本看不到象我们北外那么破烂的教室和听力设备。不要说作为新来的学生看了觉得与校名有差距，即便是从不在语言教室上课的我，看了之后都觉得心口发堵。我始终都想不通，为什么我们招来全国最好的学生，却是坐在教室里忆苦思甜，回忆高中时宽敞明亮的教室。把这种趋势延续几十年，甚至仅需十几年，他们超过我们的将不仅仅是硬件——如果有私立大学开出更加有吸引力的薪水，所有的教学和科研水平会在短短的时间之内流失，任你什么样的障碍都会无济于事。

中国的高等教育，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当口，无论对于宏观管理层面还是微观经营层面都是这样。高高在上的官员们大可以多多休息，把如何办学这样的问题交由学校自己处理。高等教育的这困难、那困难，只要把办学自主权一落实，就不存在什么困难。审批制的问题，我已经在前面的讨论中一再强调，无须来回重复，只是想再给学经济的同学提个醒，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你在商场里已经很少看到了，如果想深入了解的话，恐怕公立大学是一个生动活泼好的教材。有些奇怪的是，孕育思想家、科学家和时代先锋的高等院校，从内到外恰恰是最为落后和保守的，就难怪人家有权、有钱人看不起咱们知识分子。

大学行政化的代价

据考证，在中国很多大学里，行政人员占员工的比例是超过一半的，有人戏称北京某某某大学都应该改名叫北京后勤管理中心算了。凭良心讲，上过大学的学生和在大学工作的知识分子哪一个没有被行政系统大爷们劈头盖脸地骂过？不要说服务意识，就连最起码的对老师和同学的尊重也很少有学校做到。

我所在的大学有严格的学生对老师的评价系统，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在一个分了十个项目的打分卡上评价教师的教学质量。但从来不见用类似的打分卡评价行政服务的质量。于是坐在办公室的都是领导，在教室里奋战的都是下属。

有人给一流大学下了一个定义，叫做“大楼、大师、大爱”—也就是有漂亮的大学建筑，有传道授业的高水平教授，有细致入微的人文关怀。类似地，我熟悉学校可以这样概括“大爷、大妈、大话”—有一群人在办公室充大爷，有一群中年没怎么念书的主妇在做决策，从上到下齐心协力说大话，没有人真正主动为学校谋求发展，都等着看干活的人出笑话，遇到实际工作大家都赶快推脱责任充当纪检委员，为的是保官、保地位、保待遇。

多年来，我们的很多学校形成了一种顽固的反创新、反人文的文化氛围，这与一流大学所提倡的学生中心和教授治校的方向相去甚远。大学的严重行政化、官僚化，已经使得中国大学的创新冲动被极大地抑制，本来就不多的政府教育预算不得不大量地浪费在内耗和利益集团博弈中，大学的硬件、软件环境建设速度落后于时代发展和经济增长，这个矛盾已经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

用一句难听的话来讲，如果大学教育必须在金钱和行政控制之间选择一个结局的话，最好的莫过于被金钱所左右，最糟的就是被行政所控制。因为在前一种情况下至少还有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可能，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就等于所有改善的可能性都被抹杀了。而我们理想中的大学可以这样形容，学术自由、非盈利、资金充裕、人文关怀，不知道这样的理想对中国的现实是否太苛刻了。

你难道真的安心在这里教一辈子的书吗？学生经常一步步追问下去。我真的害怕回答这样的追问，或许这仅仅代表了学生无所不在的好奇心，但对于教者这何尝不是一种刺痛，教我不得不去思考我本不想思考的未来。好在我所在的小气候是一个蒸蒸日上的大家庭，新思想、新观念在这里受到了足够的鼓励，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思维创新的工作方式部分地消除了我们对未来的担心。如果这些东西逐渐上升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保证，相信不久之后，我们的学生可以从自己的观察和体验中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相信有一天，中国的大学生都能够在自己的观察和体验中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的答案将比我一万句的解释更加精辟，也比几十年来喊破喉咙的虚伪高调和美丽谎言更加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