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板的另一面-对和平演变的不完全思考


铜板的另一面
—关于和平演变的不完全思考
   
 
(这篇文字是《国际政治》这门课布置的课后作业,做出来放在网上,希望大家能够帮忙给点意见,多谢了!)
 
    自尼克松访华解冻以来,中美两国之间虽然摩擦不断,但总的来说,还维持在一个友好的水平,尤其是自“911”以来,美国的注意力似乎把所有的注意力转向了中东地区和反恐而无暇旁顾,于是有些人开始乐观,认为中国头上“和平演变”的压力已经减轻,甚至已经消失,但实际上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从未停止过,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2004年解密的白宫挡案显示,美国中央情报局从50年代初就开始草拟一套内部代号称为《十条诫令》的行动计划,企图从思想文化、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矛盾、传媒工具到武器装备等方面动摇中国年轻一代的传统价值观,进而达到颠覆中国政府的目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 ,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再鼓励他们进行性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过的刻苦耐劳精神。二、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 、无线电波……核心是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 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三、一定要把他们的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四、时常制造一些无风三尺浪的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因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这是完全不能忽视的策略。五、要不断地制造“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我们的记者应该找机会采访他们,然后组织他们自己的言词来攻击他们自己。六、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传扬民主。一有机会,不管是大是小,有形无形,就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无论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我们都要不断地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样的话,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一定要不择手段。七、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这样我们就有十足的把握来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只要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他们在人民心目中就会完全垮台了。八、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的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只要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来,我们就可以鼓励社会动乱。不过我们必须表面上非常慈善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这样他们(政府)就显得疲软。一个疲软的政府就会带来更大更强的动乱。九、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我们要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的钥匙:就是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十、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一切的敌人,和可能成为他们的敌人的人们。
    《十条诫令》的出台,是基于对二战以来对与社会主义对抗策略的反思的基础之上的,在用军事手段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扼杀”失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换策略,对社会主义阵营采取军事上遏制、政治上对抗、经济上封锁、思想上渗透和组织上包围的所谓的“冷战”策略,但是冷战遏制本身只是一种防御性的战略,并不能达到消灭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为此,应当采取某种更积极的政策,但是多年来的教训证明,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军事不可能奏效,于是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就提出了用思想文化的渗透来达到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
    第一个明确提出“和平演变”的是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务卿杜勒斯。他在1952年8月提出了所谓的“解放政策”:用政治战、心理战和宣传等手段,通过宣传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等,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和平演变”,使这些国家获得“自由”。他还明确提出:“中国共产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危险”,美国及其盟国的责任是: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用和平的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为此,他在1953年成立了新闻署,直接支持、领导“美国之音”,同时加强“自由欧洲电台”对苏联、东欧的宣传,插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事件。
    此后,历届美国政府无不继承了杜勒斯得衣钵:肯尼迪“一支橄榄枝、一支箭”的“和平战略”、卡特的“人权外交”、老布什的“超越遏制”等等,背后的精神都是一脉相传的。 
    和平演变在它的早期,似乎没有什么效果,这也许同社会主义在当时呈上升态势以及主流是“冷战”相关联,然而,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瓦解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道路上出现程度不同的曲折,它的作用便开始展现了。上个世纪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就与一些亲西方的领导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的八九事件也与“和平演变”有着莫大的关联。
    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就设置了“和平队”和“富布赖特”项目,即把专家、学者和其他人员派遣到别的国家去,或“帮助”工作,或作学术交流,充当传播西方影响的使者。中美建交后,美国根据“富布赖特”计划,花费数百万美元,派来大批教授分布在中国二十几所重点院校。
    1982年里根得知中国在美国有6500名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当即表示有“6.5万人更好,这是长期投资”。一位美国极右翼参议员公开宣称:“这里没有免费的午餐。慈善心固然是一个因素,但绝不是首要因素,我们怀有明确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就是要让在美国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民主自由原则的熏陶。”
    美国新闻署自1983年以来,每年派20名左右的巡回学者到中国各地的大专院校和研究单位讲学。其中当然不能说没有对我国友好的人士,也不能认为他们都是中央情报局派来搞和平演变的,但作为美国政府的一项政策,其目的决不是友好往来。
    1989年5月9日,美一政府机构致电美驻华使馆,宣称,从目前中国形势看,美国派往中国的教授对传播美国文明,宣传美国文化,对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起了关键作用。这些教授携带的宣传美国民主的小册子,在北京的学生中广泛传阅。如在北京某些外语学院工作的美“实用教育”组的成员声称要把接受他们培训的人,“培养成具有不同信仰的现代派新人”在“3年内要彻底改革中国”。美前驻华大使洛德说:“来华的‘富布赖特’学者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们任期结束离开中国后,其影响将永远留在中国。”
    美国注意把留学生中的高干子弟和学习尖子确定为重点对象,同他们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期望他们回国以后能够担任要职。“等到他们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栋梁,就可以通过他们的头脑逐步使中国向资本主义演变”。
    为了向中国渗透和进行颠覆活动,美国还千方百计地把触角伸向中国的高层领导。他们曾把我国某些部门的研究所等智囊机构的某些负责人作为重点拉拢对象,不断地在他们身上下功夫。认为这些人的学历、背景和思想方法,会对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最高决策机构起潜移默化的作用。经常以“国际访问学者”名义,邀请我国高级社科研究人员去美国访问,向他们展示美国的政治制度,通过他们了解中国内情。总之,是想培植一批亲美势力,左右某些领导机构,为分化中国打下基础。
     为什么苏联和东欧抵御不了“和平演变”的冲击,而中国却挺了过来呢?其根本原因在于苏共自身的思想混乱。然而中共在思想上仍然坚持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正是由于这个不同,所以苏共的悲剧未在中共身上发生。然而仅靠“思想”并不能彻底的杜绝美国对中国实行的“和平演变”,我们应当看到,单纯上层建筑内的努力,是不可能永远杜绝“和平演变”之威胁的;如果我们的制度不能有效地发展我们的生产力,不能有效地满足人民的利益要求,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找到对付“和平演变”的万年大计。事实正是这样: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尽管我们有效地保持了社会主义的“纯洁”,但是,这种“纯洁”却没有足够坚实的基础:我们太穷。为什么社会主义会被资本主义给“演变”,而不是社会主义演变资本主义?为什么总是我们千方百计的在防止被别人演变?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资本主义世界富有的物质必然会高抬其制度精神的吸引力和冲击力;二是,资本主义制度立足于、顺从于乃至张扬着现实人性的本然要求,而社会主义制度则是一种寻求体现“拉动”功能的制度,她要依托现实人性来引导和塑造更高级的自为人性,一旦社会主义所赖以支撑的那种高扬的精神被破坏,那么,必然的结局便是资本主义观念飞扬跋扈;三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向来有霸权主义传统,从开拓殖民地到现在对伊战争,而中国即使有一天社会主义占据了各方面的主动,我们也不会像他们那样,非要把别人纳入自己的体系并从中获取那些额外的邪恶利益。小平所设计的中国改革开放的策略就是针对冷战时期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策略。主动打开国门,吸收世界范围内的顶尖科技和资金,加快发展,提升企业和商品的竞争力,赶在信息时代来临之前,用企业和商品具备一定的竞争力来成功的抵挡住了科技浪潮、商品浪潮对中国的冲击。用符合时代的先进的经济策略和与国外企业具有同等效率和竞争力的私有制企业化解了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于是,西方国家非常吃惊地看到了一种公有制政权和私有制企业相嫁接的新型社会。改革开放吸收和容纳高效率的私有制经济运作机制,成功地吸收了世界范围内顶尖科技和资金,也就成功地使中国的发展获得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同时又坚持了两个基本原则,不放松对意识形态的掌控,打开了国门却并未出现西方国家所企盼的经济崩溃和政权的混乱和更替等,国家也没有发生倒退,而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成功的化解了“和平演变”的危机。
    但西方从未放弃过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正如毛泽东主席的预测:“西方战略家把‘和平演变’中国的希望寄托于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现在美国每年都资助大批的中国官员到美国进修,如从今年开始就有高官分批前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美国人帮助中国官员成长,我个人认为此举绝对不仅仅是简单的“国际互助”,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国官员到美国的政府学院学习城市规划、公共投资、人力资源等专业课程的过程中,肯定会触及到价值观等涉及到认同与演变的问题。“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况且前几任美国总统都公开谈过对中国的“和平演变”问题,中国政府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为什么还是接受美国政府的“好意”呢?援引一位社科院专家的话,“不是因为有了‘和平演变’的危险,我们就不能到美国培训,就不能学习美国的优点。就像打开窗子,可能会有苍蝇、蚊子的侵入,但新鲜空气也是我们所需要的。”,“能够被选中到美国参加培训的官员都是经过一定程序、考察后的优秀青年骨干。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将来可能会被委以重任,需要充实和调整知识结构,培养国际化的视野。而这些人往往首先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框架,有判断是非的能力。”同时中国官员到美国的最高学府去接受培训本来就是中国形象的展示,可以纠正对美国群众中国的种种曲解,让他们了解真正的中国,创造一个对话和沟通的机会,增进两种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的理解和尊重,这也算是件好事。
    和平演变的威胁,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而言,将会长期存在;但其威胁程度,却会随我们自身发展的状况的好坏而变化:如果我们发展得好的话,和平演变只能是纸老虎,甚至演变的方向都会整个地逆转;但如果我们发展得不好的话,和平演变就可能变成真老虎,要吃人。并且我们要明确认识到“发展”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而是一种“和谐的全方位的发展”,对于中美之间的对抗与合作,我们要正视对抗、不怕对抗、在对抗中合作,在合作中对抗,用“太极拳”的方式处理好两国的关系,为中国的发展赢得空间,以攻为守,期待演变方向的逆转,彻底粉碎美国对中国的“和平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