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华生
2018年最后的一个工作日，应邀参加了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首届会议。我发言说，大家想搞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个想法当然好，但是这最终能不能在理论上成立，在历史上站得住，不取决于我们今天喊多么高大上的口号，而在于你能不能真正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找到它的微观基础。
要知道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绝对不相容的。现在，我们想搞成功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衡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缩小贫富差距，最大的挑战就在这里。搞全盘私有化容易，不用动脑筋，照抄照搬就行了，在中国是否现实、结果又会怎样那就不管了，也会有人喝采。固守旧东西也简单，但那终究是死路一...
这段时间以来，在中央空前明确的肯定了民营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之后，各部门和各地方都出台了各种扶持民营企业的政策，力度之大，措施之密集，使人目不暇接。民营企业一改之前往往让人避之三舍的窘境，似乎一时成了香饽饽。
不讲价钱地保护民企和民营企业家成了政治正确。有的地方甚至下令对民营企业的账户，不能诉讼保全。以至有人感叹：我也是民企，别的民企欠我的债不能诉讼保全，如何保护我这个民企的利益？显然，过犹不及。这种一风吹的摇摆，难以持久。
在历史上，对激进高杠杆企业的救援往往还会助长道德风险，增加经济全局的风险性。这些其实并不是真正稳定和理想的营商环境。
那么，什么是好的营商环境呢？...
最近，几家权威政府机构的负责人、发言人密集提出了“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立”的口号。从直接原因看，似乎是回应国际上把中国的国企打入另册的歧视。其实“竞争中性”过去中国很早就提出过，而且应当说“中性”“中立”与我们党和政府文件中一直强调的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一视同仁”，是完全一致的。尽管如此，不能不说这两个提法出来后还是让很多人有耳目一新之感。那么，为什么党和政府的文件一再阐述，民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却始终被认...
在我看来，证券监管部门提出的要有关各方协商解决问题是给迷途知返者最后的一个机会。如果华润宝能尊重万科长期以来被公认为典范的公司治理结构，维护公司“无实际控制人”的企业改革标杆，支持对万科发展与万科市场估值并对宝能自己也大有好处的引进深圳地铁方案，终结万科之争，以纠错改过求得和解与豁免，节省行政和司法介入的成本，一个多赢的局面仍然可求可得。
独立董事制度的改革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改革独立董事的提名和选举程序；二是提高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比例和权限；三是建立独立董事和内幕知情人信息披露的必要保护制度。
这次万科股权与公司控制权之争中，由于独立董事的意外出镜，其功能...
没人能够一手遮天。
实际情况是，当张利平提出回避时，在场没有董事提出异议，更无董事会决议为其参与投票免责，因此张利平要求回避，本人一点错误和责任都没有。至于事后任何一方因自己认为张利平的回避理由不足而否定董事会表决的合法性，当然是绝对不行的。因为历史是不能倒转的。不要说张利平的回避要求完全合法合规、毫无瑕疵，就是真有问题，那也只是影响今后别人对他的看法和评价，投票结果仍然有效。
若张利平确有利益冲突、需要回避，他是否早就没资格当独立董事、早该罢免了呢？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因为回避制度并不是为独立董事专门设立的，而是一个应用很广泛的制度。因此，需要对某项特定或特殊当事...
左右中国未来发展的，是经济问题
华生：各位下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来交流，我下面主要讲讲中国的经济。中国这三十多年来，它最大的变化就是经济上的变化。35年前，中国是一个极其落后、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但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知识分子喜欢和重视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其实都是经济变化的结果，是因为有多种私营经济、合资经济的发展，所以才给多元社会提供了经济和社会的基础。所以，决定中国下一步向什么地方变化的关键因素，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还是经济。因为经济会制约我们社会和政治的走向。
当年改革开放，也是因为经济的压力。那时稍微打开国门一看，我们才发现中国跟世界落后得太远了。如果当年的中国经济，能有今...
大家下午好，我讲的题目是《国资国企改革向何处去》。国家很明确指出，要想扭转我国经济困境，从根本上说要搞改革。中国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我们作为亲历者，深深感到今天改革开放的成果来之不易。三十多年前我们还是人均收入只有一两百美元，在第三世界也是非常贫穷的国家，现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走到什么地方都被别人刮目相看，受到别人的尊重，这是我们过去三十多年以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所取得的成果。
但是，改革的成果也是可以丧失的，不是不可逆转的。十七大的时候，中央报告里面就提到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那么改革开放的成果更不是一劳永逸。所以，在新的情况下面对着新的压力，怎么将改革进...
杜润生杜老仙逝，一直想写点东西，但临到下笔，又觉得仍没把握，犹豫起来。是啊，纪念杜老的文字不少，我们有多少人真正读懂了杜老和按他自己的意思解读了他的事业和追求呢？但想到杜老生前的言传身教，我还是鼓起勇气勉力而为了。
初知杜老
比起农口那些早就在杜老麾下工作和努力的前辈同辈来说，我知道和认识杜老要晚了许多。1982年秋考进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进京后，得益于杜老倡导的组织有为年轻人下乡调研、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出力的大政策，我也在同学们的裹协下加入了农村调研的队伍。记得首次出差前到国家农业发展研究中心领取指示和差旅费，见到的是时任联络室负责人的王岐山，一番指导嘱咐之后，我即...
——兼答周其仁教授的批评
我最近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文章看来“得罪”了不少学界的同仁。先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教授牵头的课题组找上门来商榷，我答此商榷的文章刚发了上篇，又成了周其仁教授抨击的靶子。他在《经济观察报》的专栏中连续发表“辩‘建筑不自由’”、“辩‘土地配置靠规划、不靠市场”等文,原文摘引我的“建筑不自由”、“土地开发使用权是公权力而不是私权力”、“土地开发权与所有权分离&rdqu...
【随着由服贸协定引起的台湾“学运”进入第六天，其背后的深层社会矛盾也渐渐浮出水面，有学者指出这反映了台湾当前的四大矛盾：世代矛盾、蓝绿矛盾、阶级矛盾、国民党内斗。而华生早就指出，台湾社会因为土地问题早已出现了严重的阶级裂痕。以下摘自华生新书《城市化转型与土地陷阱》】
台湾当局在2000年前后，为了争取农民（以本岛原住民为主）的政治支持，以扩大农民权利为名，通过《农业发展条例》的修正草案，改变台湾长期以来实现的“农地农有农用”的指导原则，从过去管地（必须农用）又管人（必须为农民）的农业政策，改为管地不管人，即允许工商资本下乡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