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邓中华
多事之秋。
“无与伦比”的奥运和遥遥领先的金牌榜所积累的自豪感正在崩塌，尽管它本来就未有强悍根基。那些反对汇源售卖可乐的爱国人士们，很可能要转换阵营了。三鹿，到对一个行业的失望，再到对整个食品行业的质疑之声，已经弥漫。
到底是企业缺乏良知，还是政府企业化——“它们只顾赚钱，免检都是钱砸出来的”？这次事件的爆发是必然的吗？质检总局的“雷厉风行”得不到多少表彰——毕竟，事前他们干什么去了？不要说这是与SARS一样缺乏认知导致？三聚氰胺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人说，中国搞市场经济不是简单为了钱。
那是为了什么？
这个问题在经济学家和民族情绪的拥有者那里的答案都是现成的。前者是资源更有效的配置，而后者是希望一切行为都是证明“中国，牛”。后者一方面充分说明了为外国投资者赚钱的蒙牛是何等深知中国人的心里积淀，再则说明了他们一如既往地盲目，是如此迫切地想看到中国出现世界级品牌，以及加载在企业家头上那光芒四射的使命——做好企业是为了证明某个地域里的人的能耐。这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把一场全军文艺汇演视为怒放的天朝上国的春梦。
暂且不表。
我说，如果谁那么反对朱新礼卖掉汇源，你就出一个更高的价格，或者你想...
特劳特的《22条商规》为不少营销人士所赞赏，但是其22条商规的陈述比较缺乏关联性，散乱。这使得在应用中有教条化22条商规的倾向。其实，只要围绕营销的一些基本问题，22条商规是可以解读得非常通俗易懂的，其道理也是很简单的，近乎常识。
我把22条商规理解为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营销的最高原则是one word in consumer's brain, one brand（观念法则+认知法则+聚焦法则），聚焦法则是22条商规的灵魂和统领。实现这个法则的方法有：
1、领先，你率先进入一个类别（这个领先不等于说在时间顺序上进入市场，而是要进入消费者的头脑——市场，在更...
“你为什么成不了柳传志？”
他拥有国内众多企业家们难以企及的荣耀——一个创业选秀节目“赢在中国”组委会“封”他为总决赛的两个“大评委”之一（另一个是张瑞敏）。毫不夸张地套用一句大俗话，就是“他过的桥比许多企业家走的路还多”，他犯了很多错误，同时也取得了很多成就。他所犯的错误、遇到的问题很可能就是志存高远的中小企业家明日的“噩梦”。
不过，柳传志也曾经犯过很多低级错误，曾经也是那么的懵懂和无知，不知所措，远不比今日的从容...
3.非学术的“中国式管理”
把对“中国式管理”的批判视为学术上的争辩是非常不妥帖的。因为“中国式管理”本身就不是学术。批判者用学术的眼光来“亮剑”非学术的“中国式管理”，无疑是在跟木乃伊讲解计算机的本领。
“中国式管理”论者强调“以我为主、博采众长、综合提炼、自成一家”的研究思路。但是由于“中国式管理”自称是管理哲学而不是科学，所以根本就没有运用科学的范式和规范来阐述和论证，既没有清晰地厘清概念...
“管理只有永恒的问题，没有终结的答案”，一个叫斯图尔特·克雷纳的财经作家在《the management century》中写到。也许是出于日渐苏醒的中国意识，抑或是出于对管理科学的生吞活剥囫囵吞枣后在中国实施导致的各种问题的启发，那些乐观的中国人对“恒久问题”的一种答案便是“中国式管理”。“中国式”这三个字是非常微妙而意蕴丰富的。
在“中国式管理”的“派系”中，曾仕强先生具有标志性地位。事实上，他也被炒作为“中国式管理&...
如果公司或者部门出现集体性或者群组性消极情绪，譬如挫折感、焦虑感、安全感匮乏、缺乏行动意愿或者行动迟缓、悲观等等，其业绩和竞争力的下滑可能令企业领导者寝食难安。
企业的领导者应该把人力资源的经理们大骂一通，抱怨他们在甄选员工时为什么没有把那些容易悲观的员工“剔除”？不幸的是，人力资源的经理们可能“比窦娥还冤”。实际上，导致群体性消极的深层原因，复杂而微妙，企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或许才是“冤头债主”。只有高级管理者们反求诸己，方能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
正式组织的“罪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