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同时看到两位企业家袒露心声。一位是云南的武克钢先生,他说:企业家是最不愿意社会动荡的。
作者文章归档:姚中秋

大学接受历史学训练,但热衷理论研习。从1998年以来,长期从事时评写作,为国内重要时政、财经媒体上撰写经济、政治、文化评论。部分文章结集为《为什么是市场》、《权力的现状》两书。 学术研究集中于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普通法宪政主义,现代中国的宪政主义传统,著有《立宪的技艺》,《现代中国的立国之道,第一卷》等。翻译出版阿克顿著《法国大革命讲稿》、布鲁诺•莱奥尼著《自由与法律》、霍布斯著《哲学家与英格兰法律家的对话》、卡尔•门格尔著《经济学方法论探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著《货币的非国家化》、波考克著《古代宪制与封建法》等十余种。
月嫂工资急剧上涨之意涵
月嫂的高工资突然成为热门话题。据说,近几年来,月嫂工资急剧上涨,甚至达到上万元。为此,有些地方家政协会出台了月嫂指导工资政策,试图压低月嫂工资。最有趣的是某些媒体报道此事的口气:月嫂工资“竟然”超过医学博士的工资。还有好事者在认真地讨论,为什么会出现“技能与价格严重背离”的情况。
月嫂群体的兴起实乃中国社会结构性变迁的一个重要表征。哪怕是在十几年前,哪怕是在城市,家庭还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合作单位。家庭内部形成的代际劳动分工格局,各地风俗可能有所不同,比如,在北方,媳妇生子,最初若干天,产妇母亲会与女儿同住,照顾产妇和新生儿。因为...
我们有“小资”,没有中产
近一段时间,舆论纷纷然说《蜗居》把中产阶层的尴尬清楚地揭示了出来。但我以为,“蜗居”说明了中国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中产阶层。
近些年的研究让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很难拿西方既定的概念来描述在当代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不是因为概念有问题,而是因为中国的事情总是很古怪。如果不加反思地拿既定概念描述中国的现象,必然会误导描述者自己。“中产阶层”说法就属于这种情形。
中国人太渴望现代化了,但现代社会的结构有一个明显特征:人口呈纺锤形分布,中产阶层占据主流。人们也就渴望,中国同样出现这样一个中产阶层,那就意味着中国现代化了。人们还有...
道德重建从改善官德入手乎?
道德溃散乃是当代中国社会最深层次的危机。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峻性。那么,道德重建从何处入手?有评论说,道德重建当从改善官德入手。这恐怕是开错了药方。
随便举个例子。唐福珍在拆迁中自焚。面对这样的惨剧,随便一位不认识字的农民,或者被城管追逐的小摊贩,都会对唐福珍的生命那么惨烈地消失而表示同情。这种同情、怜悯,出自于孟子所说的人的恻隐之心,出自于亚当·斯密所说的人的“通感能力”。
然而,因为惨案而遭停职处理的成都市金牛区城管执法局局长钟昌林,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却平静地说:“唐福珍自焚是一个法盲的悲剧”...
治国者何必曰利?
今年两会代表委员议论的最大热点是收入差距、贫富分化。经济专家说,中国经济经历了奇迹般增长;十几个省份也已宣告其本省GDP达到“中等程度”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其他中等程度发达国家是否存在一大群人,每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币或不到2000元人民币?很显然,由于制度扭曲,经济总量与人均实际收入之间出现了逻辑的断裂。
某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奇迹的解释,就已揭示了此扭曲之所在。张五常教授惊喜地发现,中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主要源于地方政府、主要是县级政府之间的竞争,身处竞争中的地方政府成了公司。
很多经济学家认同这一观察。我也认同。但...
不断地回到哈耶克
我是一个学术上的流浪者。
虽然在大学读了七年历史,但向来就不喜欢琐碎考据,而喜欢编织关于历史的理论。不过,阴差阳错,大学毕业后进了机关,后来转入一家小报社,混迹于新闻界多年。在紧张的写作、编辑之时,最喜欢阅读的是钱钟书和周作人。 钱先生的《管锥编》、《谈艺录》看过几遍,不能不惊叹先生学问之渊博。对周作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某个夏天的下午,在下着雨的农民出租房屋檐下阅读,那种凉湿的气氛倒是周先生文章中经常写到的。
但以我的性情,艺文终究只是一种消遣,理论才是心智的真正寄托。九十年代中期,生计的压力略有缓解,便自然地又返回到理论的世界。其间塑造了我的基本理念及观察、思考方式的...
企业家的伦理与政治自觉
企业家的伦理与政治自觉
——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金融秩序与司法公正」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本来是想给企业家们提出一些建议,或者是提出一些要求,但我还是觉得,还是应该新为吴英案,或者说为中国的民间金融做一个呼吁,然后再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也许会更平衡一些。
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是金融秩序与司法公正,我们不妨追问一下:中国真的有一个健全的金融秩序吗?其实不存在健全的金融秩序,合法的金融部门的形成,刚才陈有西律师给出了非常精彩的解释,依赖于金融的国家垄断。
我要说得是,这个垄断是一个新生事务,应该是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建立起来的。起...
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的政治意涵
由于幅员广阔,不同地方的自然、文化、社会、经济等状态不同,因而自古以来,尽管在政治上中国是“大一统”的,但不同地区的治理形态,总有着很明显的差异。封建制下的西周、春秋时代如此,皇权制下的汉、唐同样如此,20世纪也不例外。
这一传统在当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形成与分野。两地为解决本地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近乎自然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策。从外部观察,这些政策各自具有内在的、大体融贯的逻辑,学界将其称之为地方治理的“模式”。于是有了关于“重庆模式”、&ldq...
“过劳死”也许是一种美
5月28日,深圳华为公司一名年仅25岁的工程师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去世。华为公司一员工将胡新宇的死讯公布到网络论坛,并说明死因是“加班累死”。5月30日深夜,广州市海珠区一家服装厂35岁的女工甘红英猝死在出租屋。此前4天,她的工作时间达54小时25分钟,累计加班逾22小时。她生前常提到自己“想好好睡上一觉”。
大体可以肯定,这两位人士的死亡,属于典型的“过劳死”: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强度加重、心理压力过大,人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由于积重难返突然引发身体潜藏的疾病急速恶化,救治不及导致死亡。
每个...
吴英被判死刑 市场制度似乎也被判处死刑
2009年12月18日,28岁的吴英以“集资诈骗罪”的罪名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年前她上诉,提出五项理由主张自己的行为并不构成集资诈骗罪,希望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不论二审结果如何,吴英一审被判处死刑似乎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在目前法律框架下,市场制度似乎也被判处死刑了。
为什么这么说?浙江尤其是钱塘江以南,是中国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最为重要的是,它是市场秩序发育最为健全的地区,最逼近经济市场体制。相形之下,上海、北京之类的大都市,虽然得益于寻租制度而聚集大量财富,市场制度的因素其实非常微弱。
江浙地区的市场体制之所以较为健全,与其文化有极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