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学术上的流浪者。

虽然在大学读了七年历史，但向来就不喜欢琐碎考据，而喜欢编织关于历史的理论。不过，阴差阳错，大学毕业后进了机关，后来转入一家小报社，混迹于新闻界多年。在紧张的写作、编辑之时，最喜欢阅读的是钱钟书和周作人。 钱先生的《管锥编》、《谈艺录》看过几遍，不能不惊叹先生学问之渊博。对周作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某个夏天的下午，在下着雨的农民出租房屋檐下阅读，那种凉湿的气氛倒是周先生文章中经常写到的。

但以我的性情，艺文终究只是一种消遣，理论才是心智的真正寄托。九十年代中期，生计的压力略有缓解，便自然地又返回到理论的世界。其间塑造了我的基本理念及观察、思考方式的是哈耶克，并且每一次思想上的进展，都得益于不断地回到哈耶克。

比较幸运，在这期间，哈耶克的几乎全部着作都由邓正来、冯克利等先生翻译成中文陆续出版，包括《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科学的反革命》、《自由宪章》（即《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致命的自负》及一些论文集。

我本人也经由阅读哈耶克而产生了翻译的兴趣，主要是一些二手文献，包括《哈耶克传》，哈耶克编辑的《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因为曾经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感兴趣，所以也翻译了哈耶克的一本经济学专着，他晚年所写的《货币的非国家化》，今年年中刚出版。

人们接触哈耶克，通常始于那本较为通俗的《通往奴役之路》，我也不例外。大学期间就读过这本书，现在看来，这门书的政治结论确实清晰简明，但是，它所给出的论证却是十分深刻的，尽管这些洞见经常被读者忽略。哈耶克写作此书，正处于从经济学转向法学和政治学的过程中，因而它以相当浓缩的形式囊括了哈耶克毕生的主要思考。

也许就是因为这本书，哈耶克被高度符号化了，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人们通常用他的名字来形容最极端的自由市场立场，哈耶克提出的“自发秩序”理论也被某些人解读为“自由放任”，有人以为哈耶克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不喜欢哈耶克的人也把哈耶克与中国的市场化过程联系在一起，似乎哈耶克要为市场化改革的失败承担责任。

这当然是对哈耶克的误解。一个学者被符号化，固然会使其获得较强的传播覆盖率，但也很可能导致人们疏于对其思想的精微之处进行探究。如果哈耶克只是简单地鼓吹自由放任，那他就连一个一流的经济学家都算不上。但事实上，哈耶克不仅是一位一流的经济学家―――毕竟，他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更是一流的法学家和政治学家，他甚至还写过一本认知心理学着作，且获得专业内越来越多人的好评。可以说，哈耶克是二十世纪学科专业化分工时代罕见的一位综合性社会科学家，是生活在现代的一位古典学者。也许哈耶克的哲学根基比较脆弱，但他确实可以引导读者对自由主义的方方面面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

我自己就基本上是在哈耶克引导下发现学术的堂奥的。首先由哈耶克引导，进入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大门。早年的哈耶克从事经济学研究，运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商业周期、资本等问题。鉴于这方面的中文文献很少，所以，自己就组织了几个朋友翻译奥地利学派的文献。几经周折，今年终于出版了《奥地利学派译丛》五本，未来还打算继续翻译介绍。

有趣的是，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人通常都不守本分，有一种转向政治学的趋势，哈耶克如此，米塞斯如此，穆雷-罗斯巴德如此。这或许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理论特征有关。这个学派的方法论原则是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它断言，价值是个人主观评估的结果，经济增长的动力就是人本身：资本家、经营者、消费者等等。所以，经济学没有必要讨论个人进行什么样的选择，或者告诉企业家该干什么。对于这些，经济学家不可能比企业家更清楚。经济学家的主要作用是讨论，人要充分发挥其企业家才能，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政府不该做什么、该做什么。可见，奥地利学派坚守着斯密的传统：经济学只是政治经济学而已，应主要讨论人的自由与政府权力的边界问题。

那些要哈耶克对中国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的人，可能没有充分地注意到，哈耶克其实是个政治经济学家。如果对过去十几年来的观念、舆论与政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真的读懂或者哪怕读过哈耶克，也许就不会犯很多低级错误。哈耶克不是简单地说计划经济没有效率，而是说，计划当局不可能将合理安排经济活动的信息集中收集起来，所以，计划经济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市场却可以让每个人有效地利用自己的知识，并分享他人的知识。文明与自由都依赖于维护一个自发的市场秩序。而秩序的决定因素是规则。在哈耶克看来，规则与制度至关重要。而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却恰恰忽视了规则问题。

哈耶克超越经济学、走向规则、制度思考的主要思想资源，是斯密所在的苏格兰道德哲学，或苏格兰启蒙运动，或者哈耶克所说的“英国式自由主义”，包括哈耶克经常提到的曼德维尔和休谟。哈耶克的名篇《个人主义：真与伪》揭示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与法国启蒙运动或者两种自由主义的不同之处。这样的区分，可能比柏林的“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两分法更有启发性，哈耶克自己则一直立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立场，剖析法国式启蒙的内在缺陷与危险。

这一点，直接推动了中国自由主义的一次重大转型。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出现的哈耶克热，具有极为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它为中国自由主义从欧陆启蒙主义、惟理主义的传统，转向古典自由主义传统提供了最完整的论证。观察一下自由主义在台湾的谱系，从胡适到殷海光，再到周德伟、夏道平，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对哈耶克的研究愈深入，其“古典性”愈强，愈加强调对五四传统的反思与超越。在大陆，哈耶克发挥了同样的作用，大陆很多信奉自由的学者，改变了对待传统、习俗的看法。我本人对儒家复兴持一种支持态度，就是基于对哈耶克理论的解读。

这两年，哈耶克似乎没有前些年时髦了，但每当有人问起从哪儿进入自由主义思想之门，我必然推荐哈耶克。不光因为哈耶克本人见识纯正，更因为，他向热爱知识和思想的人开放出了一个广阔的知识与思想谱系。这个谱系长期以来被中文思想学术界忽略，甚至在西方也被现代眼花缭乱的新东西所遮蔽，而如果不去了解这个谱系，就无法清楚地理解，现代的法治、宪政制度究竟是如何构成的。